旅欧考察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旅欧考察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旅欧考察

1924年11月，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任职约半年后，因受不了蒋介石等人在黄埔军校的所作所为，决定辞职出国学习考察。

因办理出国手续，邓演达携同夫人郑立真从广州到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崇一里10号暂住，并利用审批间隙，专程沿长江北上到长江三峡游览考察。他在1924年12月24日给好友张难先的信中说：“前月曾溯江一游三峡之险，虽足以怡心，而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之万困而当知所措手足矣！”[16]1925年1月，邓演达在上海办妥手续后，即赴香港。

1925年2月5日，邓演达由香港乘德国邮轮离开祖国，8日抵马尼拉，15日抵新加坡，17日抵比拉湾，20日抵沙朋，24日抵锡兰哥伦布港，3月7日经批林抵波赛，13日抵意大利热那亚港，然后改乘火车经瑞士，15日抵德国佛兰克府（法兰克福），3月17日晨再乘火车赴柏林，下午五点半到达柏林车站，晚上会见了黄埔军校的原教官高语罕。3月19日在柏林西郊的夏乐天堡苏亚列此街12号二楼居住，开始了他在欧洲异乡的留学和考察生活。

在上海期间，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好友张难先，[17]阐明了他出国学习考察的目的。在旅途中他写了多封信给他的妻子郑立真，[18]继续讲述他出国学习考察的目的和沿途所见所闻的感受。从这些信件中，使我们对邓演达的内心世界的伟大抱负，以及对国家、对革命、对人民、对家庭、对亲情友情等等许多深层思想活动和鲜为人知的惊人思想理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www.guayunfan.com)

邓演达为什么要辞职出国学习考察呢？我们从邓演达给他的好友张难先和爱妻郑立真的信中，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概括起来，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出国学习是邓演达早已计划安排之事。1924年12月24日，邓演达在写给好友张难先的信中说：“达之行已决于五年以前，屡次决行，终为时局所牵不能去，郁郁至今，譬如久羁之囚，蓬首垢面，垂头丧气，早已渴想新鲜空气及美丽光明而不得，时时痛心……今值太宗纵囚之会……达之辞军职，系当沈、李、黄携手宣布之时，桂林克服，桂局即安，此其纵达从容解除军职者一也。”[19]

二、受蒋介石、王柏龄等人排斥，乘机辞职出国。邓演达说：“达之解除校职，系值俄械远到之时，初时以时局危难，负责缺人，以故徇蒋意再为冯妇，迨械到则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达遂可以拔脚去矣。”“入埔校时本拟俟一期终业然后行，而岂知其终不能忍而即行也！”[20]

三、寻求革命真理是邓演达的终生抱负。邓演达说：“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飘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才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方今扰攘岂遂为极，恐十年之后其困难较昔尤加。然则达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以出，为国尽力，此又达可举良心以对望达者也。”[21]“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老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22]“我此次离开广东革命政府，抛弃了我所担任的职务，一心一意的来德国、俄国，是因为历年来我们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未有办好，所以革命的事情总是做不出，只有那般虎狼似的军队，以及那班替商家说话的文官讲话，所以百姓的痛苦也是一天增加一天，总得不到解决的法子。我在军队里奋斗，也是因为觉得革命的法子未有做好，屡次觉得非改变法子不能成功，不能再往前去做。所以第一回抛弃了第三团到黄埔去教学生。以后在黄埔觉得还是得不到好法子，并且革命的道理还不十分明，所以到外国来。我现在决定学的是革命的道理同革命的法子。”[23]

邓演达经过一个半月的旅途颠沛，于1925年3月17日晚到达德国柏林，居住在柏林西郊的夏乐天堡苏亚列此街12号二楼，在柏林大学属下的外国人语言补习学校补习德语，自修政治、经济、历史等书籍。该街地处中国驻德国公使馆附近，交通方便，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在该街附近居住。房东为一对德国籍五十多岁的中学教师，英文法文都很好。月租金约65马克，折合当时中国货币约28元。据邓演达说：“如果拿上海住的来比较，不但不算贵而且要算便宜。”[24]邓演达到达柏林后，即获孙中山于当月11日逝世的噩讯。他悲痛万分，写信给郑立真说：“我一到柏林就知道孙中山先生于11号上午逝世了，我实在非常的悲伤。他对于我个人的厚恩，我固然未曾报答分毫。他对于国家世界的贡献，也还在十二分的发展。一旦死去，中国人真不幸，我个人也是不幸呵！”[25]“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能够受人崇拜，受人敬仰？还不是因为他只知有世界，不知其他；还不是因为他的心目中只知有民生的痛苦，应该赶快去设法解除，把自己个人的幸福完全置之不问！”[26]“所以孙总理不只是中国的母亲，实在是世界人的一个救星，因为他时时刻刻不忘了世界，不忘了世界受苦的人们。”[27]邓演达到柏林后，很快就与当时由朱德同志任执委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联系上，共同组织留德学生、工人和其他华侨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后组织游行，沿途散发追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传单和小册子。在这期间，邓演达与朱德、章伯钧、孙炳文、高语罕等人成了好朋友。柏林阿尔洛顿区康德街122号中国留学生总会成了他们经常相聚的地方。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塆朱世林佃农家庭。因家境贫困、人口多（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岁过继给伯父朱世连，并从小参加劳动。1892年（6岁）全家节衣缩食，筹钱专供朱德进入当地私塾读书，起名朱代珍，学名玉阶。直至1904年（18岁），因家境确实困难，无法再供朱德继续读书了，幸被教师席聘三挽留，免费让他继续读完私塾。1905年（19岁），朱德参加仪陇县科举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因没有参加院试，未能评为秀才。年末，到顺庆（今南充市）改读新学堂，开始接受新思想和新知识。1907年（21岁）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体育武术，毕业后回县小学任体育武术教师。1909年（23岁）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是外省籍人，未被录取，转入川军步兵团当兵。由于表现出色，被推荐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改名朱德，秘密参加同盟会。1910年，滇军扩充，急需军官，朱德被选派到滇军新编陆军第十九师第三十七旅第七十四团第二营任副班长、排长。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云南新军在蔡锷率领下响应起义，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云南军都督，朱德任排长，后援川战斗有功，晋升少校营长，并从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朱德率领部队参加讨袁战争，屡立战功。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段祺瑞乘机进行军阀割据，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对立。云南护国军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改称靖国军，参加反军阀战斗。朱德任改编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在这期间他特聘挚友同盟会会员、曾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的孙炳文任旅部咨谋，两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他们认为自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民不聊生，仍走旧军队道路已无出路，希望能出国学习考察，找到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35岁），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兼任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他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到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女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学习准备。1922年（36岁），朱德被任命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省禁烟局会办。同年春，军阀唐继尧利用滇军北上参与孙中山北伐机会，乘机偷袭云南昆明，朱德及滇军代总司令兼代省长金汉鼎逃出昆明，经滇北、渡金沙江，经四川会理县，抵南溪，谢绝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高官聘用，抵重庆乘船沿长江南下至上海，一方面进行戒鸦片治疗，一方面寻找中国共产党，决心加入共产党，但没有找到。7月抵北京，与阔别一年的孙炳文会合，继续寻党，并到张家口、归绥、大同、宣化等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考察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同样未找到党。于是同孙炳文一起返回上海，先后分别拜会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孙中山当时正组织滇桂军夺回被陈炯明占领的广东，希望朱德协助组织驻桂滇军参加战斗，但被朱德谢绝。孙中山劝他到美国考察学习，朱德为了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仍然决定到德国和苏联。在上海时，他曾拜访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认为朱德是当过旧军队的高级官员，需要长时间的考察，拒绝了他的申请。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船离沪，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印度、埃及等地，于10月抵法国巴黎。当了解到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在德国柏林后，10月22日两人又赶到柏林，立即拜访周恩来，恳切陈述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孙炳文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赴德国格廷根市，准备参加格廷根奥尔塔——奥古斯特大学入学考试。1924年3月考试合格，在该校哲学系就读，并领导格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工作。同年12月21日，根据中共旅欧支部安排，返抵柏林专门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1月3日，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常年大会，朱德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中国留学生工作。邓演达到达柏林后，很快与朱德联络上，并成了知心挚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写道：“他（指朱德）常常全神贯注地念书，念得头晕眼花时，他就要出外去了解德国社会，多半是独来独往，不过有时也和新结识的朋友邓演达在一起行动。邓演达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青年，后来在中国革命中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最后壮烈牺牲。邓演达有时与他在一起走一个下午或晚上，由于无法忍受无尽无休的走路，最后只好中途退出。”1925年3月，朱德写信给李季、陈启修等人，要求联系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6月，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批准他赴莫斯科学习。在学习期间，朱德还参加设在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担任队长。1926年5月18日，朱德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经西伯利亚海参崴，乘船经日本，于7月12日返回上海，重新开始新的革命生活。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1895年11月17日出生于小土地出租者家庭。七岁丧父，母亲变卖田产供其读私塾和桐城中学。1916年（16岁）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学习，1920年毕业后回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了恽代英、彭湃等进步人士任教，被解除了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赴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对章伯钧很器重，给以公费派遣赴德国留学，次年由上海启程，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船前往柏林，就读柏林大学哲学系，专攻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大学学习三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邓演达到达柏林，与章伯钧成了学习的好朋友。他们成立了政治讨论会，热衷于研究魏玛共和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孙中山逝世后，盘踞在广东的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互相勾结，公开叛乱，企图推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搞地方割据。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与国民革命第一军并肩征伐，粉碎了叛乱。邓演达获此信息后十分兴奋，他1925年4月19日写信给郑立真说：“广东战事很烈，我时时看见报纸都会知道的。学生军的勇敢真是同别的军队不同。所以我从前无论如何要辞去第三团的职务到军官学校去，就是因为学校的学生才有希望，其余的都是没有希望的了。”[28]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已经得了潮汕，恐怕军事还不能解决。因为革命的成功不成功不在乎打仗，在乎百姓明白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如果百姓都明白革命是为他自己是于他自己有利益的，那不用打仗百姓都可以帮我们革命。如果百姓不明白，或者以为革命是害他的，那他们自然反对革命，万万革不成功的。所以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29]

在柏林期间，邓演达除了主攻德语之外，“曾到各处博物院一游”，“我又游过柏林多少的宫殿”，[30]了解德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考察革命成功的方法。他认为：“德国为世界各国中学问至发达的国家。世界一切科学的发明，如各种机器、各种方法，都是由德国研究出来的为多。即如共产党的主义，也是七八十年以前一个德国人叫马克思研究出来的。”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掌握各国的政治动向。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认为：“现在欧洲各国同美国有一种很要紧的事情，就是各国要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因为俄国系共产的国家，他们不愿意共产，所以反对它。但是中国的革命，的确是要同俄国联合起来，才可以成功。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除了俄国以外，其余都是反对我们，不想我们革命成功的。”[31]

邓演达到达柏林不到半年，中国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广州沙面惨案接连发生，消息传到国外，也引起侨居海外的许多侨胞、留学生和外国劳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邓演达也积极参加这一支持行列。他说：“在德国的国民党同志，因为上海、汉口、沙面的事件发出不少布告，并且派同志到全国各处去向工人、学生演说。我自上星期六（注：指1925年6月底）也被派到德国的西部莱茵河旁边几个城市去演说，一直到星期一才回到柏林来。昨晚（注：指1925年7月3日晚）又在柏林一个大会演说，十二分的受人欢迎优待。可见得中国的世情，不但是中国人要关心，恐怕全世界的人关心得更加厉害。”[32]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考察，邓演达深刻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同帝国主义的国家，如同英、法、日本等国决战的时候到了。我们中国国民在今日实在已经被帝国主义者征服了一大半，国内又有多少勾结帝国主义者的张作霖、陈炯明、唐继尧等等来帮同外国人压榨中国人，所以中国如果无国民党的党员去作革命的事业，去联络起都市的工人、乡村的农民来做大革命的事业，那一定是要灭种的。所以中国今日的生死关头，就是看国民党能否发达，能否将工人、农民联络起来做革命的事情。”[33]邓演达进一步指出：“各帝国主义者这回在上海、汉口、沙面各处杀的工人学生如此之多，国内各处的罢工及反抗如此之烈，很使世界各国惊异。各国的工人及一切赞成革命的人都十分热心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俄国自然不用说是完全用全副力量来帮助我们，即在德国的大部分工人，也十二分的热烈代我们争气，凑了不少的钱寄到上海去帮助罢工的工人，叫他们长久支持。所以现在的世界已经分成两边，不是某国同某国打仗，实在是‘受苦的人同压迫人家的人打仗’。”[34]邓演达这种世界革命观的形成和与工人、农民紧紧站在一起的斗争策略，使他出国考察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为他的平民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25年8月4日晚，邓演达离开柏林，乘火车经波兰、立陶宛抵达莫斯科，行程两天三夜。邓演达赴莫斯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在看一看革命成功的俄国的样子，并且顺带求革命的知识。”[35]

1925年的苏联，是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12月18-31日）即将召开的时期。党和国家确立了斯大林的最高领导地位。经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正确实施，国民经济已恢复或接近战前水平，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各民族空前团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除美国之外，都先后承认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联共（布）通过的新党章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建设纲领，标志着列宁时代的结束和斯大林时代的开始。邓演达在莫斯科学习考察约两个月，他如饥似渴地“看了不少的新书，这里的书在德国同中国都是买不到的，所以很觉得有进步”。[36]他考察了社会，认为“俄国现在一天比一天有进步，即是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所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都是国家的，私人不能占有，所以绝不至于像西欧各国一样，穷的穷到死，有钱的人一点事不做也生活得很好。”“莫斯科算是全俄国顶好的地方了，他的工人程度比起西欧各国来都高，不过普遍一般人比起欧洲差的多就是了。街上从前是不许卖东西的（革命后取消一切买卖的商店，只由国家专卖，以免商人从中取利），现在也已经准许商人开小店子了，不过大的店铺都是政府管理的，东西很贵，除了面包、瓜菜等等一切乡下农人种的东西以外，一切物品都比德国贵，因为机器厂出的东西太少，不够出卖的缘故。”[37]他与苏联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和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并写了几万字的笔记，对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这本笔记原来保存在他的鹿颈村老家，现已失存了。[38]

邓演达在莫斯科考察期间，获悉廖仲恺8月20日遇刺身亡的噩讯，悲痛万分。他说：“因为廖先生不但同我个人感情好，待我待的太厚道，而且他是国民党里头一个最明白、最热心、最任劳任怨的人，他一死不特个人伤痛，而且为国民党的前途想，为中国的前途想，都很可伤痛也。本来我应当即刻回去广东同现在困苦艰难的同志共患难的，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未有把握，能担当革命的事情，一定要再学习研究多少时候，才能够回去。以后如果回去，就只有一直做到死为止，绝不至于想东想西的了。”[39]由廖仲恺遇刺现场搜出的证物和一名受伤凶手供认，是胡汉民部下的现役军人朱卓文、胡毅生等人所为。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外交部长的胡汉民（1878-1936）被涉嫌，撤职拘留，后派往苏联考察党组织和政治经济情况，并于1926年2月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会见了斯大林，提出过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的申请，没有被采纳。胡汉民（47岁）在莫斯科期间，与邓演达（30岁）住在一起，交谈甚多。邓对胡汉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评价甚高。邓演达在《关于游欧的报告》中说：“胡先生之在莫斯科，实受俄国民众热烈的欢迎。当他下车时，至少有30万的民众，在铁栅外拥挤着要见胡先生的。”“人人还想都和胡先生接一个吻，因为他们渴望想见一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领袖。”“他每次发表文章，都有俄、德、法、英四国的文字转译，除掉最反动的报纸不登外，大多数都愿意把他的文章发表的。”“胡先生每到各地讲演，都是把中国革命的真相告诉听者，更常和德法各国的革命同志，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40]

邓演达对胡汉民的上述评论有些估计过高了。胡汉民，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原名衍鸿，字展堂。早年读私塾，后以教书为业。21岁参加乡试，中举人。1902年4月，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归国。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后到广西梧州中学任教，并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再度赴日，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筹建工作。同盟会成立后不久，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张继为发行人，胡汉民和汪精卫、章炳麟等先后担任主编。胡汉民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排外与国际法》等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参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之间的论战。1907年春，在清朝政府的一再交涉下，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胡汉民和汪精卫陪同孙中山到越南的河内，建立革命机关，并于1907年5月、6月、9月和12月，先后组织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起义、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又要求统治越南的法国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河内。1909年5月，在孙中山赴欧洲时，特派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同盟会南洋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1911年1月，胡汉民和黄兴、赵声等在香港成立领导广州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胡汉民任秘书课课长，参加4月27日广州黄花岗之役的组织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回香港，后到南洋、西贡等地活动。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新军协统蒋尊簋驱逐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请胡汉民担任广东都督。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胡汉民辞职北上，任总统府秘书长。4月，孙中山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胡汉民被任命为参议，兼广东支部支部长。1913年5月5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湖南都督谭延闿，联名发出通电，反对袁世凯政府善后大借款，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6月14日，被袁世凯免去广东都督职务，调为西藏宣抚使，但未就职。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抵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召集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在孙中山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就任总理时，陈其美、居正为介绍人，胡汉民为主盟者。中华革命党总部设总务、党务、军务、财政、宣传、政治六部，胡汉民任政治部长，并兼任中华革命党中央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总编辑。1916年4月，胡汉民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在上海、江浙一带筹划反袁军事活动。袁世凯死后，与廖仲恺往来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进行扩充北方党务及联络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工作。1917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9月10目，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设外交、内政、财政、交通、陆军、海军等六部，胡汉民被任命为交通部长。1918年5月，孙中山因受滇桂军阀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赴沪。1919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胡汉民和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中华革命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并担任主要撰稿人。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胡汉民被任命为总参议兼文官长。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北伐，胡汉民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长。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回广州镇抚陈炯明时，令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后，胡汉民决定参加北伐的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回师广东平叛。1923年1月，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2月，孙中山在驱走陈炯明后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胡汉民被任为总参议。3月，被派往上海，任办理和平统一代表。6月返回广州，继续担任大本营总参议。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指定胡汉民和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负责大会的具体工作。5月13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和汪精卫、邵元冲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是对黄埔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开始。9月，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北伐，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省长，负责处理后方要务。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赴北京共商国是时，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任代理大元帅，总揽一切政务，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活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犯胡毅生就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一度被拘禁在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9月被释放后，国民党中央派他到苏联考察。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胡汉民在苏联的言谈举动表现极为左倾，受到共产国际重视，所以在这次会议上，胡汉民又缺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4月29日，胡汉民随同鲍罗廷自苏联回到广州。5月中旬，避居香港，后到上海投靠蒋介石。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胡汉民由上海到南京，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绞杀革命。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上台后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陈独秀、彭湃、瞿秋白、刘少奇、柳亚子、彭泽民、邓演达等一百九十多名中共重要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他在《清党之意义》一文中公开表示，这次清党，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干脆地说，这次清党，就是要消灭共产党！”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利用廖仲恺逝世，左派遭严重削弱的机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简称西山会议），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掀起新的反共迫左高潮，胡汉民是这次反共迫左的急先锋。

1925年末，邓演达感到国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当他获悉广州国民党中央将于1926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他毅然中断在德国的学业立即回国。1925年11月下旬他回到上海，经潮州时，他会见了戴季陶，经戴季陶一番游说和辩解，对戴季陶参加西山会议表示给予谅解，并认为这是“被人利用”，“我相信他在相当时间内一定能同革命的同志一起去做事的”。[41]

邓演达对戴季陶的上述评述，也同样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戴季陶（1891-1949），浙江吴兴人，生于四川广汉。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1902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在校时，发起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并任会长。1909年夏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1910年春到上海，任《天铎报》编辑，旋任主编。以“天仇”的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鼓吹革命。1911年春，因被官府通缉，亡命日本；旋至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并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1912年9月，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以后，在日本参加《民国杂志》编辑工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戴季陶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等职。7月，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回上海，戴季陶随行。1919年6月，戴季陶和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并担任主编。在1919年至1920年间，戴季陶曾着重研究劳工运动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工人运动问题，介绍世界工人运动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并对中国国情和工人状况进行考察研究，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20年夏，戴季陶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因孙中山反对，他才退出来。在此期间，戴季陶和张静江、蒋介石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做投机生意，与蒋介石结拜为异姓兄弟。1922年10月，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回川，开展对川军的联络工作，在船经宜昌时，闻川战又起，认为入川之希望将成泡影，遂投江自杀，幸被渔人所救，此后他便皈依佛教。1923年12月，戴季陶自四川返回上海，1924年1月，被孙中山派至浙江工作，后来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年5月，孙中山任命戴季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创办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24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戴季陶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北平。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时，他是遗嘱签证人之一。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歪曲、篡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表。

邓演达1925年12月回到广州，1926年1月1-19日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西山派骨干分子，会议选举汪精卫、蒋介石、宋庆龄、何香凝、李大钊、谭平山、李济深、吴玉章、陈友仁、恽代英、彭泽民、陈公博、孙科等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邓演达、夏曦、屈武、邓颖超等24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在蒋介石的包庇下，以“始终未与会”为由，仅给予“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宣传”的处罚，他与胡汉民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说明会议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不彻底性。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宴请国民党“二大”代表，汪精卫致欢迎词，吴玉章致答词，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邓演达作《关于游欧的报告》。邓演达在报告中，把自己近一年在国外所见所闻及思想感受，详细地作了介绍。他首先指出，国民党通过改组“有大大的进步”，其标志是“把我们的奋斗的目标向着大多数痛苦的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格外鲜明起来”。他指出，他在欧洲直接“得以习知各帝国主义者对本党对总理的议论和态度”，这就是他们“以为中国是已经将要老死，不可救药的”。“可是当总理北上奋斗的时候，得了群众热烈的欢迎”，他们又怕起来，使用他们的代理人，在国内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来破坏中国的革命。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同情和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的革命前途，不特不必悲观，而且更比前猛进。”邓演达的演讲，激起到会代表的多次掌声。邓演达对戴季陶的忠告和妥协，仍未引起戴季陶的反省和觉悟，反而当即郑重声明，对大会给予的处分不能接受，气焰十分嚣张。

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大”的表现和对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坚定性，取得全党大多数代表的赞赏和信任，不仅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层，并决定让他返回黄埔军校，晋升为教育长，全面领导军校的校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