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与“驱鲍”之争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迁都与“驱鲍”之争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迁都问题是1926年10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上最早提出来的。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并取得巩固地位之后就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迁都问题了。当时孙科等人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他们认为广东“偏于中国南部，如迁至中部，指挥上比较便利”。但吴玉章等人则认为，“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政治之根据地，此时仍在广东，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1]讨论的结果，肯定了第二种意见，决定国民政府暂设广州。

蒋介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当他获悉会议的决定后，于10月22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2]主张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昌。

邓演达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非常关注会议的情况。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南昌之后，长江中游的革命阵地巩固下来，迁都武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11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派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徐谦、宋庆龄及鲍罗廷等人赴韶关经南昌、九江到武汉考察，为迁都武汉作准备。11月19日，蒋介石又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说：“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非中有所私，且中以后不能驻武昌也”。[3]蒋介石这时力主迁都武汉，主要是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同时害怕汪精卫回国后控制广州国民政府。11月23日，邓演达和张发奎由武昌飞抵广州。到穗后，邓即发表谈话说：这次回广州的任务，除报告前方情况和准备在武昌召开政治军事联席会议的重要方案外，就是商议“迁都”问题。他说：“国民政府为了新环境的需要，不久就要迁至武昌，积极计划将此次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决案付诸实施。”[4]为此，邓演达还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陈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迅速迁鄂的理由，请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采纳。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讨论此案，邓演达也出席了会议，报告蒋介石主张迁都武汉的理由。同日，国民政府同时接到蒋介石和前方全体将领的来电，要求取消国民政府延期迁鄂之议，务于十日内迁移。于是，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日内迁都武汉，并委派邓演达赴汉先行布置。同日，蒋介石也致电邓演达，催促返汉主持行营事务。27日，邓演达飞抵南昌，向蒋介石报告返粤情况。12月2日，蒋介石与邓演达、叶楚伧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12月1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4日，蒋介石与宋庆龄去牯岭。5日，鲍罗廷、加伦、邓演达、徐谦也相继到达牯岭，居仙岩旅馆及牯岭饭店。7日，蒋介石、邓演达、宋庆龄等往九江，寓英商都约翰行楼，开了一次军政会议，商讨军事、外交、财政、党务及政府迁移武汉事宜，达成了迁都武汉的协议。10日，宋庆龄一行由九江乘轮船抵达武昌，受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欢迎大会，邓演达以大会主席身份致欢迎词。他说：“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革命领袖到我们革命新根据地的武昌，是证明我们革命势力的高涨，我们民众战斗力的扩大。”“我们还要欢迎鲍顾问，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与世界的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我们的敌人。”[5](www.guayunfan.com)

12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在广州停止办公，即日全部迁移武汉。7日，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等数百人，从广州出发，经南雄转江西赴武汉。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因病推迟于15日出发。另外吴玉章等少数中央党部负责人则走水路经上海赴武汉。

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未全部迁汉之前，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立即通知各地。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加上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各一名代表组成，其成员有：鲍罗廷、徐谦、邓演达、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宋庆龄、吴玉章、詹大悲、董必武、于树德、王法勤、柏文蔚、蒋作宾等，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邓演达表示服从“临时联席会议”的决定，并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临时联席会议。”12月19日，蒋介石致电邓演达，表示“对于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表同意”。[6]20日，蒋又致电邓说：“皓电悉，以主席名义召集武汉联席会议产生临时政治会议各节，即如兄所拟办理。”[7]

蒋介石原是力主迁都武汉和赞成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但为了实现他的封建独裁野心，却出尔反尔，反对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邓演达和宋子文是由武汉去参加会议的，代表了在汉的各中央委员的意见。在会上，蒋介石装腔作势地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是不是应当留南昌，抑或迁武汉？请各位发表意见。”张静江首先发言说：“我主张留在南昌。”谭延闿也发言“主张中央暂时留赣”。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陈公博、朱培德都主张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强硬作出结论说：“多数都表示国府留赣，那么国府就不迁汉罢！”会议作出决议：“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住南昌。而在国民政府未确定国都前，在武汉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仍然设立。”[8]并于5日通电各省党部：“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开会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至此，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

蒋介石所以反对迁都武汉，一是害怕武汉和两湖地区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二是与唐生智存在尖锐的矛盾。蒋介石感觉到唐生智势力强大，凌驾于自己之上。

迁都之争前，邓演达对蒋介石曾存有拉其左转的幻想，对蒋的命令唯谨执行。但近来出现了一系列令他深感痛心之事，如在中山舰事件所耍之阴谋；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武汉和南昌后，强行东进，改变原继续北上的战略方向；无理把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代杰（共产党员）免职等。这些事件的出现，暴露了蒋介石反共独裁的野心，使邓演达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从而走上坚决反蒋的立场。

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1月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决议：“因革命势力之发展，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有立即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必要。临时联席会议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议，于政治会议来鄂开会前，由临时联席会议先行非正式的通知现不在鄂之中央执行委员，即刻首途来鄂，以省正式召集之时间。”[9]并发出正式通告。6日，徐谦、孙科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说：“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将受影响。”7日，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等致电蒋、张、谭，要求“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同时提议“组织中央政治分会于武昌，以现在湖北可来之中央及政府委员组织之”。同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对于徐谦等人来电进行讨论，顽固坚持“对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地点问题，仍定南昌”。对于组织分会问题，决议指派宋庆龄、徐谦、宋子文、邓演达、孙科、陈友仁等13人组织政治会议武昌分会。同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应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

12日，蒋介石为了坚持其迁都南昌的计划，从南昌来到武汉。他竭力劝说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指出：迁都武汉，原来也有包括你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现在无论在外交上，在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昌，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蒋介石来到武汉的当晚，在武汉行营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鲍罗廷发表了演说。他说：“吴佩孚压迫工农，他的结果你们已看见了，以后若有人想以吴佩孚的手段对待共产党，那是万万不行的。”邓演达对鲍的演说十分赞赏。次日，他对周佛海说：“昨晚你怎么不去？鲍顾问有极重要的演说。这篇演说，极有价值，对于革命，有很大的影响。”[10]在蒋介石于汉口举行的宴会上，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至大”。[11]

武汉当局召开了一次有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蒋介石。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鲍罗廷也在大会上对蒋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候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问，恼羞成怒，把怒气全部转移到鲍罗廷身上，决意要驱逐鲍罗廷。据铁罗尼2月2日给鲍罗廷的报告说：“现在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摆脱您，因为您只会妨碍他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向程潜和谭延闿提出请苏联派拉杰克或加拉罕代替您。总之，别人谁都行，唯有您不行。蒋介石给您打了电报（不知您收到没有），要您来南昌，他打算让您从南昌经广州去苏联。程潜、谭延闿、邓演达拍了一份电报来告之此事。”[12]

15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停开联席会议、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昌分会问题。王法勤、何香凝主张以政治分会名义开会；孙科、宋子文不反对成立政治分会，但所注重者为分会的权限问题；彭泽民、陈友仁则坚持联席会议照常开会，不必另组政治分会。彭泽民说：“如政府设在武汉，何必再有分会？”会议最后认为：“政治分会为一省指导政治机关，此间应有代表中央之机关，武汉为革命中心地，若在南昌设立政府，便为两个中心，应付收回英租界事亦复困难，政治分会暂时毋庸成立。”因此决议：“联席会议仍有继续之必要。”[13]

18日，蒋介石离鄂返赣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停止开会。

21日，蒋介石等致电武汉方面说：“前由中央议决设武汉政治分会，于中央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分会应即成立，联席会议毋庸继续。”对于这一电令，武汉方面答复说：“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前，暂不取消。”

这时，蒋介石又派戴季陶自南昌来武汉，催促在汉的中央委员赴赣。26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指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随戴季陶去南昌，再次敦促蒋介石让在赣的中央委员启程来汉。因蒋介石当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也上了牯岭。在牯岭，蒋提出驱鲍问题，邓表示坚决反对。蒋不听劝告，并给武汉的徐谦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邓对蒋这种破坏联俄政策的态度极为气愤和忧虑，大哭了一场，从此定下了反蒋的决心，决定翌日赶回武汉。

为了避免被蒋介石扣留，邓演达和郭沫若乘火车由九江赴南昌。刚到南昌时即遇着第三军的一部兵变，邓演达险些遇害。是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彭泽民随迁在南昌，遇邓演达于寓所。他问：“为什么不得迁往武汉？”邓回答说：“政治作用。”因他深知蒋介石有异动，不能不在忠实同志面前透露真相。当时，邓对郭沫若谈到要和蒋介石分裂时，非常痛心，流出了眼泪。他说：“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邓的这席话，既表明了他和蒋决裂的决心，也反映了“他对于蒋可谓一往情深”。[14]说明了邓演达由拥蒋到反蒋是经历过痛苦的斗争的。2月3日，就在蒋介石回到南昌的当天，邓演达也秘密离开了南昌，单身回到九江，和顾孟余乘船返回武昌。这“完全是一种逃难的情况”。[15]

邓演达返回武汉后，蒋介石把张治中叫到南昌。一见面，蒋就首先斥责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在骂我。”张力主蒋约邓来赣面谈，蒋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他肯来吗？”张治中返回武汉后，邓演达揣测张到南昌的经过。邓说：“我预备辞掉一切的职务，请你来接替！”张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能到南昌和他谈一谈，一切都可以冰释。”邓说：“我去？他不会扣留我吗？”[16]其实，邓对蒋的为人早有警惕了。

由于大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实际上早已来汉，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3日表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三月六日全部迁鄂，全体委员于是日启程赴汉，十二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至此，“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基本结束。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标志着正式迁都武汉。“迁都之争”是在政权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表现了国民党的公开分裂，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暂时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