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迭夫将军_马仲英逃亡记

别克迭夫将军_马仲英逃亡记

别克迭夫将军

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和平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有一名大尉，带着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来接替原来四个人的班。所以，对我们的监视更严格了。潘和与我们常来往的两三名零售商以及我们的理发师，来看我们，都在大门上被挡了回去。我们连到后院去便溺，都得由一名扛着枪的士兵陪着。我们住处的所有房屋，甚至连我们没有占用的房屋都受到了检查，似乎是想弄清楚我们是不是储藏着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11点钟，我告诉守卫在大门口的两泣士兵，我想到沃尔金将军那里去告诉他我们的汽油储备情况，并且给他看看他想要看的罗布泊的地图。卫兵们回答说，我得等值日哨兵回来后再说。他有半个小时就会来的。但是，过了一个小时，还一点消息都没有。一直到4点钟，仍然没有得到答复。我只能任那位将军自做自受了。

般格门听到镇子里有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生了枪声，可能是一些抢劫者遭到了枪决。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两个人想到巴扎尔上去看一看，可是没有得到出门的许可。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办，得先由哨兵请示将军，如果获得了许可，每出去一个人，得由两名卫兵护送。

这样一来，我们的第二次监禁就开始了。我们第一次是在马仲英的士兵手里遭到监禁的，现在是第二次了，是在盛世才的手里了。在两次监禁之间，我们享受了一天一夜的自由。那一夜里，我们每一分钟都是在遭受强盗和土匪的威胁中度过的。(www.guayunfan.com)

监狱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像我们这样被监禁在一个院子里，至少还可以坐在阳光下读书或是来回走动，都还使人感到极端的烦闷和痛苦。

正当我在后门和街门之间来回漫步的时候，听到拍打街门的声音。哨兵开了门，走进来两名俄罗斯军官。他们直接朝我走来，作了自我介绍。一位是甫罗希库拉考夫上校，是别克迭夫将军的副官。另一位是瓦西里耶夫上尉，他是准备在我们之中如果没有人懂得俄语的情况下，充当翻译的。

甫罗希库拉考夫身材修长，长着一个大红鼻子，但是，看起来很讨人喜欢。他是一名白俄，在红色革命以后到乌鲁木齐的。他在俄罗斯人聚居区的主要街道上开着一个吃食店来维持生活。他的店铺就在我们考察队成员从1928年2月到1931年一直住在那里的俄华道胜银行对面。他和乌鲁木齐、塔城、玛纳斯以及准噶利亚其他城镇的一千五百名俄罗斯移民同样，应募参加了金树仁成立的三个白俄罗斯团之一。他们由于金树仁对他们过分傲慢无礼，而围攻了金的衙门，把他赶跑了。现在，他们在金的继承人盛世才将军的手下服役。他们和苏联部队的一个分遣队一起，作为追击马仲英的先遣部队，来到了库尔勒。

甫罗希库拉考夫说：

“从喀拉沙尔今天才到达库尔勒的省政府野战军总司令别克迭夫将军，因为一路上灰尘太大，头痛得厉害，不能亲自来看望你们，请求你们原谅。将军命令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请吧！请吧！您看就坐在这里呢，还是到屋子里谈呢？”

“如果不碍事的话，就屋子里谈吧。”

我请那两位军官走进我们简陋的卧室，给他们介绍了赫美尔、般格门、尤、龚和陈，上了茶和纸烟。甫罗希库拉考夫拿出一个装着纸烟的白盒子，给大家敬了烟。于是，第二次即席讯问开始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南京出发的——什么时候从北京出发的——是受哪一个商号的委托来的——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一共有多少人——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有几名汽车司机——几名仆人——从北京走哪一条路来的——哪一天到的哈密——在哈密是谁，怎样接待的——到哈密一路的印象如何——哪一天到的吐鲁番——在那里你们遇到了马的哪些军官——你们见到马仲英本人没有——你们对黎将军的印象怎么样——你们在吐鲁番住了多久，受到了怎样的待遇——见到了两个波兰人没有——你们哪一天，走哪一条路从吐鲁番出发的——你们为什么没有去乌鲁木齐——如果干路阻塞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走古城子那条路呢——你们初到库尔勒是什么时候，你们往西到了哪里——为什么又在群巴克折了回来——什么时候回到这里的——你们有多少支来福枪和手枪——有多少弹药——你们有没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我详细地解答了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上尉把它们记了下来。甫罗希库拉考夫告诉我们，尧乐博斯汗和凯末尔在吐鲁番陷落的时候，跑到哈密，要向盛世才投降了。

我们在吐鲁番见到的那三名年轻俄罗斯人，被马给枪毙了。我们在路上见到的那些维吾尔人新兵都送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子里了。北军枪毙的只是那些叛徒、间谍和从事了各种暴行的人。

讯问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初他用的是粗暴、简单、军队的语气。后来，他和蔼起来了，在有些滑稽的地方，甚至屈尊笑了起来。最末了，他站了起来，严肃地用一种正式宣布的口气说道：

“我受命向你转达，别克迭夫将军对于一位著名的、即将结束一个光辉历程的您，竟然把您的卡车置于马仲英的支配之下，帮助我们和省政府的最凶恶的敌人逃跑，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惊诧。”

“上校，请您代我们转问别克迭夫将军，他如果在没有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受到手持子弹上了膛的来福枪的四十名东干人袭击，被用手枪对准着他的胸膛——他们最初曾向他递交了最后通牒，后来又曾在伏击中向他开过枪——他会怎么办呢？您可以用这样一种设想来安慰一下将军。当时，我们如果也开了枪，结果是被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对方，一个也不剩地全部打死，那些卡车照旧被抢走，马可能用它们跑得更快一些。事后像这样责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感谢上帝，在那些决定性的时刻里，我们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没有做出可能要了我们全体的生命的蠢事来。”

他多少有些尴尬地微笑着回答道：

“啊，我只不过执行着上级的命令……但是，你们从南京带来的护照——沃尔金将军交给了别克迭夫将军，并且已经译成了俄文——应该赋于你们拒绝把车子交出去的权力啊。”

“是的，——”我差一点没有脱口喊出，“卖奶酪的”，但是，终于还是使用了“上校”的称谓——“您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您知道东干人是怎样答复的吗？”他们说，“这和南京没有关系。这里在打仗，而一切护照在战争时期，都是无效的。”

那两名俄罗斯人鞠了躬。我送他们到大门口，并说道：

“请你们转问一下别克迭夫将军，我明天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8月18日上午，房子的周围，暴风在呼啸，院子里的灰尘像灰色的幕幔在旋转。天昏地暗，一片凛冽凄凉的景象。我们牢墙外面的树木被风刮得像弓似地弯着腰，纤细些的树干眼看着就要劈啪地一声折断。卫兵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如果我们真想溜之大吉的话，现在正是时候。是的，街门口坐着一名哥萨克人，裹在他的大衣里，后院门口也有一名。但是，另外五名都躲到司机们的屋子里去了。他们在那屋子中间的泥土地上生了一堆火。

这种天气使人感到格外地不安。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容易使人用鲜明的色彩来描绘未来。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乔格和其他司机们到底怎样了？他们出发已经六天了。他们必然已经在14日晚上到达了库车。我们听说库车正在战斗中，军队和难民都越过天山到达了那里。如果他们恰恰陷入战线之中的话，人和车子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如果像乔格头一次去库车那样，一切都顺利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回来了。我们数着天数和钟点，注意倾听着一切不寻常的声音，想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远处有汽车机器的嗡嗡声。

11点钟，有人在敲街门，甫罗希库拉考夫上校进来了，这次是一个人。我们进了屋子。这样的天气，站在院子说话，嘴里要塞满沙子的。他是别克迭夫将军派来，问我是不是有时间到将军的司令部去一趟。

“当然可以，因为我除了等我们的卡车以外，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干。”

我们步行着穿过那个城镇，大街上空落落的，暴风把大部分人都赶到屋子里去了。但是，巴扎尔上因为四周围得比较严实，并且还有一部分有屋顶遮着，所以，有成群闲逛的人在热切地选购东西，还有一些毛驴的小商队和骑马人。可以看到少数俄罗斯士兵，但是没有骑马的兵，最初到达的几个骑兵中队，想必已经向库车前线移动了。有些商店开着门，甚至还有吃的东西在卖。有不少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巧妙地收藏在地下的洞窟和窖里，使它们没有被从事抢掠的东干人所发现。

我们到沃尔金接见过我的那栋房子里。沃尔金已经启程到库车去了。院子里有几名青年军官和士兵。别克迭夫亲自出来迎接我们，并且伸出了一只强壮的手。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略微有些肥胖，风度潇洒，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他很有礼貌地和我们寒喧了以后，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有着修剪得很好的黑胡须的青年军官。他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坐在屋子中心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茶杯和纸烟。于是，第三次长时间的讯问开始了。

这次，我把事情说得比以前更详细了。将军提出了几个以前沃尔金和甫罗希库拉考夫提问时所没有提到的问题。

“怎么可能呢”，他问道，“南京会在战争期间，派来一支公路勘查队”。

“因为南京接到了乌鲁木齐的保证，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骚乱都已经平定下去，而现在的形势和去年秋季大不一样了。”

“不，这里一直在打仗，而目前战争正在进入它的决定性阶段。但是，你们到达后，为什么不通知盛世才督办呢？”

“我从铁道部打到肃州，由邮差送到我在河西北部我们的营地的一份电报里得知，中央政府向甘肃、宁夏和新疆的省长们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保护并且帮助我们。据我所知，甘肃和宁夏的省长，曾经答复说，他们将竭尽一切努力保证我们的安全。我是为中央政府工作的，所以，没有权力，也没有机会给乌鲁木齐的省长拍发私人电报。”

于是又重复了沃尔金和甫罗希库拉考夫曾经提出过的那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我为什么不首先去拜访省长，而站到了他敌人的一面，答复仍然和以前一样。但，这次我补充说，我们到哈密的时候，哈密和从那个镇子到吐鲁番、喀拉沙尔、库尔勒以及库车的一路，都在马仲英，而不在乌鲁木齐的统治之下。我们是中立的，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如果声明我们是属于乌鲁木齐的，一定早就被逮捕了。除此之外，我们到哈密的时候，战争还胜负未决，而他们向我们保证乌鲁木齐随时都可能陷人马手。我们只能等待事态的发展，并且机智和慎重地处理一切。

“但是，现在战争的胜负已决，我想到乌鲁木齐去的道路已经打通，我们不论有没有车子，都要到省城去拜访盛世才将军了。”

“让我问一问盛督办，看他是不是接见你们。”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乌鲁木齐之行也许还是尽可能推迟的好。我们由于把车子借给了他的敌人而惹恼了盛督办。这一点昨天已经清楚了。因为别克迭夫将军是由督办指挥的，他们的话只不过是盛督办的意见的回声罢了。不知道我们到乌鲁木齐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也许我们会被当做间谍和敌人对待，剥夺一切行动自由，而被无限期地拘留起来。

于是，我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将军很感兴趣而注意地听着。我带来了一张中亚细亚的概观图和罗布泊地区的大型地图。我们三个半小时的谈话，大部分都集中在南疆的交通和水渠那样的大问题上。我用激动人心的热烈的语句描绘了旧丝绸之路的宏伟前景。两千多年前，巨大的商队，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横跨亚洲，用骆驼来来往往把无数包的丝绸，从中国驮到地中海沿岸，再装在有三层浆座的战船上运到罗马的。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后，到我们的时代，如果有一个政府能够恢复这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道路一这次不是为了骆驼的往来，而为了汽车、铁路和火车——那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将是千秋万代不会磨灭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解决这条宏伟的道路问题上，做出一些贡献的话，我们就完成促使我们勘查队来到新疆的一个任务了。

“我从沃尔金将军、甫罗希库拉考夫上校和将军您自己向我提出来的一些质问中得知”，我继续说道，“我被怀疑和马仲英有着某种联系，而和目前进行着的战争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目标，远远地逾越了为了争夺新疆有短暂的权力而进行的这场悲惨的斗争。就我们看来，盛督办和马仲英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历史的时钟上所滴答掉的一瞬间而已。

正因为我们无意中陷进了战争的旋涡里，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密切注视着它的进程。但是，我们看到荒芜的城镇，燃烧着的村庄，化为荒地的田园和一个民族注定要饿死或病死的劫后余生，感到无比的厌倦。这次倒霉的战争把一整个民族化成为乞丐，毁坏了它经历几个世纪或几代人才建设起来的东西，它把戈壁滩的边缘，向西移动了好几百公里。

我向您保证，将军，不论我本人也好，我的同事们也好，谁都不愿意和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有任何相干。我们的动机是和平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这里的人民促进他们商业贸易的发展，改进各个绿洲之间的交通线。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博士在南京给我作了许多指示。其中明确地指出勘查队的绝对义务是根本不要过问政治，严格地保持中立。谁要是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参预一场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的，它的结果对我们的任务没有丝毫影响的战争的话，那就使我感到实在不可理解了。”

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他说道：

“怎么样，你们既然已经到了南疆，就先到塔里木的新河道和罗布泊去，然后再到喀什，最后再去乌鲁木齐好不好呢？”

“那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也没有了。将军，如果您能使这个计划得到批准，那就十分地感谢您了。我们对罗布泊，塔里木河下游，丝绸之路的兴趣远远地超过了对战争的兴趣。最好的证明是，我们在库尔勒的驻军撤走以后，想要逃到罗布泊去的时候，遭到射击，结果被押解了回来。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在这里成了俘虏，同时，失去了我们的卡车也无法挪动了。”

“我问一问盛督办，他对于你们去罗布泊有没有异议。回音到了以后，立刻通知你们。他大概不会劝你们现在就去乌鲁木齐的，因为现在整个路上都不安全。我们的一个巡逻队，昨天在喀拉沙尔和库尔勒之间，发现了八个人头，是旅行者——可能是吐鲁蕃和哈密来的商人的头。”

“你们听到没有吐鲁番的那三名年轻俄罗斯司机怎么样了？”

“我们到处寻找他们，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我们非常着急。”

“我们在库尔勒，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啊？”

“你们不要走出你们的大门。镇子上还有东干人的暴徒。成帮结伙的败兵，仍然在转来转去，从事抢劫。昨天晚上有一名哨兵受到大约五十名匪徒的袭击。等我们派人赶到现场去增援时，那些流氓却都已逃之天天了。你们最好不要出门，以免引入注目。”

“您认为盛督办会怎样接待我们呢？将军。”

“十分殷勤。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他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他和马仲英相反。马仲英固然是一位勇敢、精力充沛的人，但是为人却残忍、凶暴。”

我告诉将军，赫美尔医生在我们的院子里开设了一个战地医院，治疗过马的军官和士兵，也给不少库尔勒的居民看过病。我说道，俄罗斯哨兵们把他的病人赶走了，迫使他停止了这项慈善工作，他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哨兵们是在按照命令行事”，别克迭夫回答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勘查队的队员不应该和这里的居民发生任何接触”。

“我为了消磨时间，而为库尔勒和其周围的居民画些像，不成吗？”

“不，您最好等一等。”

别克达夫将军答应为我们拍发电报，并且建议我立即起草一份。他派信使在五天之内送到乌鲁木齐。那里，电报完全正常地运转着。

他准备两三天后到库车去。他问我，他逗留在库尔勒期间，能不能暂时借用一下我们的小汽车。我建议他坐我们的小汽车到库车去。我希望他能在路上有机会查清我们司机们的下落，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许还能帮助他们一下。

最后将军问道：

“您还记得，博士，我们上次见面时候的情况吗？”

我正在不好回答的时候，他继续说道：

“1928年秋天，您正计划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去的时候，我曾找到您的住处，问您能不能让我和您一起去。”

“那么，我说了些什么呢？”

“您说，整个事情都还没有解决。金树仁拒绝批准您去。但是，现在罗布泊的钥匙，已经不在金的手里了。”

别克迭夫对于我以前在南疆的活动知道得很清楚。可以看得出他是愿意支持我们的计划的。我们实在交了好运，竟然在所有的人中，而且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刻，落在了他的手里。他在尼古拉皇帝的军队里，职位已经相当高了，革命以后移居到乌鲁木齐。他在乌鲁木齐生活了13年，以教俄语维持生活。他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后，被指派为北军的总指挥官[1]。他只字未提甫罗希库拉考夫所传达的他对于我们用那几部卡车帮助了马所感到的不愉快。他始终是愉快、友好、和蔼可亲的。

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司机的命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答道：

“他们的处境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而我很遗憾，不能为你们分忧。但是我们将竭尽全力去营救他们，一旦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会立即告诉你们的。”

瓦西里耶夫上尉送我回了家。他受将军之命，拿走了我们的无线电报机。它是在我们隐藏银子的时候，一起埋在地下的一个可靠的地方的。说好了，战争结束后还给我们。

夜幕又降临了。暴风在呼啸，沙尘在院子里打旋，树枝在相互摩擦。我们正坐在我们窄小的屋子里喝着胡罗卜、肉丸子和马铃薯汤的时候，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我们全都猛然地跳起来奔了出去。肯定是乔格回来了？但是院子里空荡荡的。谜很快地解开了。两名哨兵坐到小车里，误碰了一下喇叭。

刮暴风的时候，气温总是高的，夜里的气温是1.2度。

第二天，3月19日早晨11点钟，别克迭夫将军和他的副官前来回访。我们给他们敬了咖啡和纸烟，别克迭夫告诉我们，他到达库尔勒的时候，镇子上还有1600名东干士兵。其中有五百人被俘并且解除了武装，后来送到他们的原籍一吐鲁番、玛纳斯和塔城去了。他再次告诉我们不要出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近两三天夜晚，有几名维吾尔人遭到杀害。

将军对我们司机的命运，比昨天乐观一些了，他认为马是不会伤害他们的。他如果敢于对欧洲人下手的话，即使他能活过这场战争，早晚也得付出昂贵的代价。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们即使没有为马本人所伤害，也难保不会遇到来自他的部属和士兵们的危险。但是，将军认为，马一旦从舞台上消失以后，他的残兵败将巴不得保住性命，被遣返到自己的家乡。马本人很可能化了装带着一二十名亲信，逃到和田。在那里的巴扎尔上躲藏起来，等待机会经过且末、若羌，回到敦煌和安西。但是，即使他到了甘肃，那里的人是不是欢迎他还是个问题。他还有从另一条路逃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那就是坐小船或渡船沿塔里木河到罗布泊，然后穿过沙漠向东去。

据推测，马现在仅仅剩下了大约一千名士兵。其余的人都跑去当土匪或回家了。库车一个星期内就会陷落的。

下午，上校带来两名技工，看了看那辆小车，修了修机器上的小毛病。在这之后，他用乌鲁木齐的银票换去了一百块银元，上了汽车而消失在尘雾之中。这样一来，我们监狱的院子，就更荒凉了。

不久我们就发现，和那些白俄打交道都是赔本的买卖。他们把我们的无线电报机给弄坏了，小车子还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也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同时，在纸币的价值日益跌落的时候，我们把银子兑给人家，也是做了一件傻事。但是，等我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晚了。3月19日，兑换率是25两银票换一块银元。后来，同样一块钱，可以换到四百两。盛世才悬赏两百万两要马仲英的人头的时候，这笔赏金也不过是八万块银元。后来，它变成不到五千块银元了。但是，兑换率跌了以后，赏额也许提高了。

我们在塔噶尔齐周围的地区，看到一些燃烧着的房屋，并且看到一根电报线横拉过那条公路。我们现在听说，就在我们路过那个村庄的第二天，成群结伙的蒙古土匪占领了直到喀拉沙尔的那段公路。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地穿过那些地段，特别是能够活着穿过喀拉沙尔，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强制性的闲散状态，确实是对于我们耐性的一种考验。我们的卫兵也没有谈一些他们经历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消遣解闷，消磨时光。他们根本不和我们说话，问他们话，不是回答“是”，就是回答“不是”，有时甚至干脆不答话。我很快地就知道，卫兵们是禁止和我们说话的。既没有车子，又没有司机，而在柱廊的屋槽下又堆着那么一大堆东西，要说我们可能逃跑，真是太荒唐了。谁要能够告诉我们，在一个到处都充满着土匪和流氓的地区，我们为什么要逃跑，而又向哪里逃，不是很有趣的吗？对于我们来说，最安全的是留在自己的院墙里面。接受北军七名士兵的守卫了。

但是，在这院墙里面，日子过得非常缓慢和单调。我们实际上也安不下心来从事正常的工作。我们只能想出一些办法来消磨时间。手巧的医生做了一个双陆棋盘和纸的骰子以及纸板片。尤和我玩这个，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而其他人则利用自己做的扑克打桥牌。

我们惟一的消遣是倾听从一些不太可靠的来源传来的消息。晚上，有两个维吾尔人来看我们，说是刚从布古尔来的。哨兵不让他们进来，但是他们坚持说给我们带来了口信。哨兵允许他们进来了，他们传达口信的时候，两名士兵也在场，以弄清这是不是破坏事情现行秩序的密谋。

那两位维吾尔人和其他居民一样，也知道马仲英弄走了我们的卡车，所以，他们想我们一定高兴知道四天前他们曾亲眼见到我们的四辆卡车的消息。那四辆卡车正在往返于布古尔和附近的一个村庄之间，运送军需品。这个消息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我们送给那两位提供消息的人一些礼物。

这时候，李教授和他的三名学生又出场了。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离开喀拉沙尔的那一天，就接到了马仲英的逮捕李和他的学生以及我们这一伙人的命令。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动身到库尔勒去了，所以，就只逮捕了李和他的学生，派兵把他们押送到库车。

他们过了察尔齐。押送他们的士兵们骑着马，而他们骑着驴，士兵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李和他的学生为了防止在下一个宿营地遭到枪杀，决心跑到路南的一片荒草地里。他们为此牺牲了他们的毛驴、行李和钱——两百块钱——而逃进了红柳林里。他们在那里躲到天黑，然后，经由一条曲折的路，往回走，在3月17日晚上，到达了库尔勒。

李亲眼见到马要逮捕我们整个勘查队的命令。他说他知道，他们为什么在3月11日在我们险些没有跑掉的时候，开枪拦阻我们。他们当时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抓住我们不放，不论是死的也好，活的也好。他们一旦抓到我们之后，才对我们放了心。我们的生命，有几次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头一次被俘结束以后，第二次被俘开始之前——那就是说，我们从东干人手里转人俄罗斯人手里时——我们的生命也是危如累卵的。如果东干人想到，俄罗斯人可能从我们嘴里知道有关败军的兵力和携带的武器等重要情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带上一起走，或是索性把我们收拾掉。然而，幸而我们拥有对于马仲英来说那样重要的几辆卡车。我们如果没有它们的话，他们就会像对付李和他的学生一样，对付我们——抢掠我们，把我们带走。我那时候就坚决相信，而自那以后越来越坚定地相信——除了仁慈的上帝以外——我们多亏那几部卡车，才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场可怕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