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遭到袭击_马仲英逃亡记

车队遭到袭击_马仲英逃亡记

车队遭到袭击

3月11日，夜间的气温是零下1度，空气湿润而带灰色。能见度很低，地上漂荡着一层薄雾。这是南疆冬季经常看到的景象。北面的群山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却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到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已经十点一刻了。我们在路过的第一个旅店前停了一会，以便向头一天由库尔勒来的一名骑着马的旅客盘问出一些消息。他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情况，那就是整个东干驻军两三天前向北面开拔，到喀拉沙尔去了，那里正在打着仗。

“谁和谁？”我问道。

“东干人和卡尔梅克人”，他答道。卡尔梅克人是维吾尔人对蒙古的土尔扈特人的称呼。据说，他们袭击了喀拉沙尔，以切断马仲英的救援和退路。(www.guayunfan.com)

在南面的低矮的土丘之间的一条盐水地带时，可以看到两三只不受人世上的仇恨千扰的羚羊。

行驶一个半钟头以后，我们遇见了一名赶着3头毛驴的维吾尔青年。

“库尔勒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安静、平稳。三天前，整个驻军开走了。昨天晚上，听说有从哈密来的四百名士兵到了尉犁。他们今天早晨到库尔勒。昨天，库尔勒南面的农民看见了他们。他们之中有一些已经到了城里。他们接到命令，收买大麦、玉米、面粉和其他食品，越多越好”。

“那好么，你还听到些什么吗？”

“没有，噢，还听他们说，喀拉沙尔附近的卡尔梅克人在和马仲英的东干人打仗”。

他得到了一枚硬币，脸上露出惊讶的样子。他无疑地感到他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又行驶了一刻钟，我们遇到了一位陪伴着骑毛驴的妻子，本人却步行着的老人，他们是从那个小城镇的西郊来的。

“库尔勒很安静吗？”

“我们不知道什么。不过听说从沙漠那边来的当兵的已经到了库尔勒”。

现在，我们的右面已经看到了那个绿洲的花园和林荫道。一个农舍的旁边，站着一些人，其中有一两个体格魁梧的东干农民。

“库尔勒很安静吗？”

“是的，很平静”。

不一会儿，我们遇见了一辆装有用草垫子制作的弧形顶棚的大车。可能是一户小康人家，在无目的地逃跑。有些难民向西面走了过去。那个城镇快要撤空了。

有些村民沿着公路向这面走来。他们到巴扎尔上去过了。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平静吗？”

“市场上的人们说，喀拉沙尔已经被卡尔梅克人、俄国人和维吾尔人包围了，并且遭到了飞机的轰炸。库尔勒没有留下一个东干士兵。我们在市场上听说，有一万多维吾尔人从且末和若羌向库尔勒行进。他们已经到了铁干里克。可以肯定的是，库尔勒的县长接到命令，把所有的旅馆、公事房和私人住宅准备好，接待从南面来的，由和加尼牙孜阿吉指挥的部队”。

啊！他们等待的是那位和加。他像1865年的阿古柏一样，是位“救世主”，是位新的“阿塔里克卡孜”，是位新的“毕条勒特”[1]！

一点半钟，我们走过了岔路口，把通向显然正在进行着一场决战的喀拉沙尔的那条不吉祥的道路抛在了左边。也许，马仲英撤离了他在达坂城的阵地之后，又被围困在喀拉沙尔了。如果他在那里也被打败了的话，他下一步棋是到库尔勒，而那个小城镇就会挤满了他的败逃下来的部队。那样说来，第一批溃败下的大兵随时都可能涌来。我们谋求安全的惟一办法是尽快地驶过库尔勒，然后以全速逃向东面的沙漠地带。想要绕过库尔勒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过河，而孔雀河上只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在库尔勒的中心。

一个乞丐坐在路旁。

“给我一点馕吧，我没有吃的东西”。

一个农民正在用牛犁着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宿命论者。他的一切不受战争的干扰。我们把库尔勒筑有城墙和护城河的要塞留在了我们的右边。

我又和一个人谈了话。一位显然很沉静和稳重的维吾尔人回答了我通常提出的问题：

“是的，驻防军离开了库尔勒。但是，听说有一个骑兵小分队受命，向边远的村庄征收面粉、大米和谷物，越多越好，要在今天晚上带着这些粮食回到喀拉沙尔。那里已经打了四天的仗了。”

“你听到过有关从若羌那面来的维吾尔部队的消息吗？”

“是的，‘密合曼’（客人们）正在向这里来着。”

“他们是和加尼牙孜阿吉指挥的吗？”

“是的。”

“他本人和他们一起来了吗？”

“没有。”

“城里设有岗哨吗？”

“设了，一共有10个东干兵，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有来福枪。”

另外一个人说，城里一共有22名岗哨，全都携有枪支。

我们所得到的情报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紧张的心情有增无减。我们能不能顺利地通过库尔勒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桥边。那里没有士兵，只有两三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车子过桥的时候，桥板都压弯了，车子摇摇晃晃地过了桥。它经受住了。整个车队都过来了。

二点半钟，我们在县长住宅的门口停了下来，送进了名片。县长，那位年老多病的汉人，立刻接见了我们，那位副县长，白胡须的尼牙孜阿吉和县长在一起。我们提出了通常提出的问题。这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什么确切的情况。我们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局促不安。我感对很过意不去。我们可以很快地远走高飞，到东面的沙漠里去，但是，他们却被捆缚在公务的椅子上。他们是马仲英手下的人。马随时都可能来。这里可能要遭到轰炸、包围，和喀拉沙尔一个样，发生巷战。然后，胜利者就会进来。胜利者是不会对到现在为止，一直为敌人工作的人抱有好感的。这两个人可能被追查责任。在这里，只有军事法庭才能发生作用。叛徒是要立即枪决的。在清算一切老帐的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的现在，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而提心吊胆，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把我们准备到沙漠里躲藏起来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既没有给我们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给我们提出任何警告。他们犹豫不决，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起身告辞。他们硬留我们喝一杯茶再走。尼牙孜阿吉出去了一阵，但立即回来了，坐在我的身旁。一名侍者来到房门口，似乎是说又有人来访，或是带来了什么信息。

尼牙孜阿吉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转向我说：

“院子里来了几个士兵。他们说想同您谈一谈。您见他们吗？”

“可以，让他们进来吧。”

有四名东干兵，肩上背着来福枪，腰里别着毛瑟手枪，走了进来，站在门边。他们可能参加过3月5日夜里那次卑鄙的绑架。他们语言举止坚定而有礼貌。他们的头头，一名军士问道：

“你们为什么回到了这里，而现在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想避开西面的战线。我们现在想绕道去哈密，等整个时局平静以后，再回到这里。”

“库车情况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只能由乔格来答复。他告诉他们那里目前很平静。那个头头又接着问乔格：

“你把张和其他11个人平安地送到库车了吗？或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啦？”

乔格是个大个子。但是，他们想像他暗算了他们的同伙，也未免太荒唐了。他带着一种讽刺性的微笑回答道：

“我是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他们是身带武器的12个人。我当然服从了他们的命令。”

“你能拿出他们平安到达库车的证据吗？”

乔格装出一付了不起的样子，拿出了他在布古尔附近的篝火旁边给我们看的那个张本人签了名，并且盖有他的红色图章的字据。那个头目拿着那张纸和他的人在谈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念的。县长主动地担任了这个角色，大声地念了。士兵们满意地点着头，并问可以不可以让他们保管这张字据。乔格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而那张纸又回到了乔格的皮夹子里。那些人微笑着鞠了躬后，走了出去。

我们等他们刚一离开，就站起身来，出去上了车。在院子里，乔格说道：

“这四个兵会直接奔到他们的总部，给喀拉沙尔的马打电话。我们如果再稍迟一阵的话。就会被他们抓起来的。”

我们坐在县长那里的半个钟头里，幕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尼牙孜阿吉给总部报了信。这就是那些士兵不早不晚恰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原因。两位县长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住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不久就显露出来了。

赛拉特和乔格在前面行驶，接着是赫美尔开的小车，最后是埃弗和乔木恰。在城的南门口，有一块深深的埋在地里的方块石头突出地面，是为了夜里关闭城门的时候，顶着两扇城门的。它挡住了小车的路。小车的右轮得从这块石头上面过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块石头的两面用石头各垫起一个斜坡来，这费了不少事。那块讨厌的石头，只考虑到大车的问题，而没有考虑到汽车的问题。

出了城门，一条灌溉渠上的高大木桥妨碍了我们的前进。总算设法过去了。往前行驶不远，一辆卡车陷进一段溢了水的公路上的泥坑里，又耽搁了一阵。后面跟上来的汽车，从一块有着沟渠的耕地上绕了过去。

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又一座横在水渠上的朽了的单薄的木桥。它得用我们的厚木板来加固。车过时，桥咯吱咯吱地响着，但是毕竟经住了。又是一段溢了水的路。小车的引擎里进了水。我们用一辆卡车把它拖到干地上。我们在一段柳树的林荫道上行驶，颇像一个送葬的行列。乔格又在那里深深地陷了下去，用了一刻钟，才解脱出来。

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座木桥。它横跨着一道有5米宽的水渠。那道水渠的最大深度约一米半，流速为每秒80厘米，流量为每秒5立方米。它始于库尔勒的上方，浇灌了。途中的耕地后，多余的水流回到这个城镇下面的孔雀河里。

这座桥还不错，是由竖放着的三根粗实的圆木支撑的，但木头之间露出的缝隙和空洞得填平。我们又把大木板卸下来加固那座桥。小车轻快地开了过去。然后，赛拉特用自己的卡车试验了这座桥。它经受住了。另外三辆卡车随着开了过去。这时候已经是五点钟了，再过几百米就是下一座桥——库尔勒绿洲这一边的最后一座桥了。过了那一座桥就到戈壁滩上，也就是光秃秃的砾石沙漠上了，可以拼死命地赶到西尼嘎村了。但是，赛拉特检查了最后的一座桥说那座桥塌了。所以，我们要么得修一座新的桥梁，要么就得从那道深的灌溉渠上直接开过去，二者必择其一。

似乎是老天爷在故意和我们为难。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行驶了三公里半路，而现在，又被一座不能用的桥给挡住了！我们自从离开归化以后，见到过许多不像样的路。但是，这条路却打破了一切记录，而且，赶得时间也不对头，这正是我们的生命取决于能否抢在东干人动员骑兵追击我们之前，逃到沙漠里去的关键时刻。

到最后那座桥去的道路是干的好路。路的两旁，狭窄的水渠夹在高约30～35厘米的渠岸之间。渠边上长着柳树，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穿行在两道水渠的内侧堤岸之间的道路有三四米宽。路旁是长着稀疏的灌木和小树的耕地。

4名骑着白色和棕色马的东干士兵在穿越我们左边的灌木丛向我们疾驰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兵跟在他们后面。另有一批出现在我们的右方。他们和我们齐头并进着，间距保持在200米左右，而很快地又消失在我们前面路旁的草木丛里。

“是马的骑兵到村子里去征收小麦的”，般格门说道。

“不是”，我答道，“他们是盯我们的梢的！”

就在这一瞬间，响起了一声枪声。

“他们在朝我们开枪”，般格门叫喊着，拿起他的来福枪。“出去，快！”

我们弯着身子下了车，我最后下车。我们隐蔽在水渠的堤岸边，紧挨着“埃茨尔”，我们的射手们都手握着自己的来福枪。

“不要开枪！”我喊道。

他们拿着枪准备射击，但是，没有开枪。这时候是5点11分。子弹正在我们的周围呼啸。尤和乔格并排地站着，在他们卧倒隐蔽起来之前，一颗子弹嗖地掠过他们之间，又有几发子弹从两边嗖嗖地飞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子弹打在树干上发出的沉重的声响。一颗子弹正好打断我头上的一根柳树枝。其他的射穿了卡车和食品箱，一颗子弹正好打穿了一个放瓜的箱子。另一颗子弹碰上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以后，变得扁扁的，落在了汽油桶上。幸而，没有一个汽油桶被打穿。

开始遭到袭击的时候，我非常着急。他们如果是朝我们开枪的话，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消灭掉的。他们首先等待着我们的回击，那时他们就会隐藏在草丛的后面开枪。只要我们有一个人还活着，就不会停止射击。那样一来，整个勘查队就要被从地面上勾销掉。马的军队里会有足够的司机来驾驶我们的5辆汽车。我正期待着会有谁突然一下子把脑袋耷拉下来。但是，大家都在堤岸的掩护下一动也不动地静卧着。我数了枪声，一共有50响。尤数的是55响。看不到射手们。他们藏在草丛里。只能零零落落地看到他们的马匹。

我们没有开枪回击，所以，枪声逐渐地停止了下来。射来最后一发子弹的时候，已经是5点20分了。射击持续了9分钟。因为生命危在旦夕，所以这几分钟在我说来似乎有几个小时之久。

射击停歇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等待着再一次的射击。但是，没有发生。我们提心吊胆地站了起来，左边有一名士兵向我们走来，他步行着，没有携带武器，显而易见，是来谈判的，他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喊着话，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和他对话。

龚问能不能让他去。当然可以。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面带笑容，眼看着地，径直地向那个士兵走去。他们谈话的时候，另外有几名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们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士兵。他们把我们紧紧地包围起来了。几分钟后，龚就回来了。他们的最后通牒如下：

“根据马将军的紧急命令，你们不得擅自离开库尔勒。如果你们无视这个命令，企图逃跑的话。我们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制止你们，逮捕你们，并且扣留你们的汽车。显然，你们是打算悄悄地离开这个绿洲。因为你们甚至连司令官都不去拜访。你们必须立刻回到城里去。”

我请龚向对方答复如下：

“我们没有去见司令官，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也没有接见我们，虽然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他当时在衙门里，而不是所假托的那样在喀拉沙尔；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在张的住处，在司令官的副官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了令人愤慨的对待。我们不反对重回库尔勒，但是，由于日间行车都是很危险的，夜间行车就更难了。所以，我们准备在这里设营。这条路太窄，那些水渠又太深，汽车掉头也很不容易，你们愿意设多少岗哨就设多少岗哨。我们得等到明天天亮，再把车开回城里去。”

龚转述了这个意思，带回了如下的消息：

“他们坚持要我们立刻回库尔勒。”

五点半多一点，开始往回撤。我们真该谢天谢地了——没有一个人丧命，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到罗布沙漠上去寻求和平和宁静的愿望被粉碎了。命运把我们推回到丝绸之路上的一处战火白热化的地方。在人们的头脑里，我们的命运似乎往往取决于偶然的机遇。如果乔格在库车被扣留起来的话，我们非把他找到才肯停止，那么我们也要被扣留起来，并且和马的逃兵一起，被一站一站地驱赶到喀什。在那里，我们一定会被怀疑是马的同伙，最理想的结局是，落到被遣送到印度或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地步。我们如果不在布古尔耽误一天的话，我们很可能顺利地退到了罗布沙漠。我们的汽油储备，仅够一两辆卡车开到敦煌的。

汽车费了很大的事才调过头来。它们终于顺着自己的车辙向库尔勒退去，只不过行车的次序颠倒了。太阳已经沉了下去，暮色苍茫，天逐渐黑了下来。这样，过桥就比白天更糟糕和危险了。有些士兵爬上了卡车。有20名骑兵围着车队，手里全都带威胁性地端着枪支。埃弗的后轮压穿了一座朽木桥的桥板，他的车子悬空挂了起来。另外一座桥被乔木恰的卡车压塌。只得卸了车把它从水渠里拉了出来。后面的卡车只能经多少次可怕的颠簸，走同一条路。弹簧没有压断倒真是奇迹。

车队驶过这个可憎的地方时，已经九点半钟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骑兵携带的枪支，在汽车的头灯的光线中闪耀着。他们一再催促司机们把车子开得快些。也许，司机们下意识地想到：“马如果一定要把汽车弄走的话，倒不如我们自己把它们搞坏了呢。”但是，他们实际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所有的桥，都用我们的木板加固了，并且在需要卸车的地方卸了车。

汽车使用的是汽油和石油的混合物，发出了颇像枪声似的小小的爆炸声。士兵们在习惯于这种声响之前，他们每听到这种爆炸声，就感到恐慌，认为我们在开枪射击了。后来，他们佯称正是这种爆炸声，才使他们在柳树的林荫道上开枪的。

我们在最后的几座桥和城门口的那块石头，耽搁了许久之后，驶进了我们的老住处——阿布都·克里木的院子里。卡车成排地停在右边。这时候已经十点半钟了。我们用5个小时，行驶了三公里半路。经过一天的劳累和精神的极度紧张后，我们都疲惫不堪。我们凑和着喝了些茶，吃了些面包和鸡蛋就急于往睡袋里钻了。

我们已经没有行动的自由了。我们完全掌握在马仲英的手里了。我们现在清楚地认识到，他要的是我们的卡车。在我们离开归化之前，他对那里的军事长官傅将军说，欢迎我们去，那时候他无疑已经考虑到不论战局如何转变，掌握我们的车队是大有用处的。在吐鲁番催促我们动身，看来是别有企图的。总之，向车队开火是最后的证据。他的计算非常精确。在他最需要车辆的时刻，采取袭击的办法夺得了它们。

我们的第一次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3月12日，埃弗把我叫醒，对我说：

“马仲英逃出喀拉沙尔，来到了库尔勒。”

“你怎么知道的？”

“市场上的人说的。”

“那么，只不过是传说而已，很快地就会知道了吧。”

从因为我们昨天路过时，没有去见他，而非常生气的司令官那里，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打发乔格到他的衙门去问他什么时候接见来访的人，一位副官答道：

“他在从喀拉沙尔来的电话里得知应怎样对待你们以前，不能接见你们。”

如果马仲英将军真的在库尔勒的话，就不需要从喀拉沙尔通过电话下达命令了。这件事是很蹊跷的。从喀拉沙尔来的一位维吾尔人告诉我们，那里的指挥官——我们的朋友黄某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开都河的右岸了。

我们没有机会去拜访那两位县长，仅仅送去了我们的名片和几样小东西，以对他们送给我们的羊和食物，表示谢意。

有两名士兵在我们的大门口站岗。大约12点钟，有15名士兵列队走进院子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携带着枪支。事情看来又危险了。但是，他们解释说，他们仅仅是来找医生的。他们送到我们住处的一位同事的右肩中了一颗子弹，现在疼痛得厉害。医生拿来了3个医药箱，并且把一张桌子放在我们小小走廊的外面。赫美尔在桌子上整理着绷带、药瓶子、盒子和各种必需的器械。那个受伤的人躺在桌子上，看起来已经精疲力尽，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整个手臂都在疼痛。赫美尔给他清洗和治疗了伤处，并且用洁白的绷带给包扎好，接着又给他注射了一支吗啡。不一会儿，那个伤兵就微笑地对他的同事们说，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他的手臂感觉良好。这15个人高兴地笑着，朝空中伸出姆指，大声地说道：

“你真是一位好大夫！”

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一伙怪人，竟然这样地为前一天的袭击报仇。

刚治疗完那个士兵，就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子抬到了医生的战地医院。这个孩子胸部中了一颗子弹。没有x光设备，不能动手术。但是，也和头一个人一样，给那男孩子仔细地治疗了。那15名士兵也同样地注意观看着。

又来了第三个病人。这个人脖子上长了一个梅毒性溃烂的疮口。最有趣的是观察那些围观的人，他们冷酷残忍的表情变得轻松、柔和了，而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似乎是感激的火花，他们在骁勇的马仲英的学校里，学到的粗暴、冷酷、淫虐、杀伐的课程，使他们的面容变得十分僵硬而带有兽性。现在他们的表情开始变得柔和起来，并且开始流露出人性。医生一眼也没有看他们，他没有留意到他有那么些围观者。但是，他们却用惊奇和好意掺混在一起的眼神看着他。他们所看到的第一架飞着的机器，也决不会比这样高超、迅速、干净、利索而立即见效的医术给予他们更深刻的印象。那个伤兵受到护理，并且告诉他们在营房里应该如何护理他的伤势时，他们向医生鞠躬致敬，并且默默地有礼貌地退了出去，整个驻军都会知道他们前一天伏击的那个汽车队里，有一位高明的医生。

第二天一大早，那位副官给我们带来了一道命令，要我们把汽车里的个人物品拿出来，在那以后不得再去触动汽车，或做出发的准备。但是，医生在一两辆汽车的行李里翻找东西时，没有一个卫兵和其他人出来说话的。

又一次谣言四布，有人说马仲英来了，要立刻到库车、阿克苏和固尔扎去，并且要接受伊犁军的指挥权。我们希望这是真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罗布泊，从那里经由丝绸之路到敦煌去了。另一些人说，马仲英会率领伊犁军到库尔勒来迎击和挫败和加尼牙孜阿吉。这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是危险的。

我们周围充满着不安全、令人不舒适的气氛。乔格非常颓丧。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活着走出这个受罪的地方，就该谢天谢地了。”我答道，“只要他们不伤害我们的生命，就是抢走我们的卡车和全部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风又像在哭，又像在吼叫。天空灰暗、寒冷、烟雾朦胧，随着时间的缓慢地流逝，一切看来是那样的忧郁和绝望。亏得有些伤病士兵来找医生为他们治疗，对于我们是个消遣。另一名梅毒患者明白地泄露了一条军事机密。他大声地对医生说：

“我奉命明天随同马仲英将军到库车去。所以，你得立刻给我看病。”

一切迹象都表明，马在附近，并且是在退却中。看来，前一天那个前来谈判的人说的是真话。他说，马仲英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汽车扣下。这一情况要比所有马早已来到库尔勒的谣传重要得多。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我们注定要被无限期地监禁在这个城镇里，被圈在我们住的这个拥挤而受罪的住处里。

5点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彬彬有礼的喀拉沙尔的司令官黄文庆将军。他刚到，我们请他到我们简陋的屋子里。屋内两个炕上都塞得满满的，放着我们的床和三个中国人的床。在它们之间，还有一条长方形的凳子。

黄将军看上去很疲倦，但相当镇静。他提出了要借我们的三辆卡车的强硬要求。当天晚上就得开到喀拉沙尔接负了伤的官兵，只要借一天就可以了。所以，当夜这些卡车就能回到我们的院子里。我答称，我不反对借给他这些卡车，只要他给我开一张归还卡车的保证书就行。他切实地答应了。

整整一个小时以后，黄又来告诉我，喀拉沙尔之行，得到明天一大早才能出发。

八点钟，黄派一名青年军官来说，他明天早上要借我们全部四辆卡车。它们要从喀拉沙尔把马仲英将军本人和他的25名参谋人员接到库尔勒。我也表示同意，前提是他要保证退还这些卡车。传话人答称，我尽可以放心，因为黄将军本人带12个人随车前去。他们可能下午或晚上回来。他们一到，马仲英将军根据他在电话里说的，会亲自来拜访我们。

黄第一次要求借卡车时，我用俄语写了下述的一封“公开信”，备作乔格和他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卡车在去喀拉沙尔的途中，或是在喀拉沙尔时，万一落入盛世才将军的得胜军的手里时使用。这封信写道：

“持信人乔格·苏德布先生，从10月21日直到现在，在我这里工作。他是违背我们的意愿被迫到喀拉沙尔去接伤兵，把他们送到库尔勒的。”下面又述说了勘查队的目的和计划，然后说到，“所以，我们的勘查队是受中国政府保护，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从而，我恳求你们很好地对待苏德布。我们的勘查队目前在库尔勒”。

搞清楚喀拉沙尔到底怎么样了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有些人说，有一千名土尔扈特人、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联合起来，袭击了这个城镇，但被马仅有三百人的驻军赶了回去。北方军占领了哈密、吐鲁番和托克逊。那位经赫美尔治疗过的姓马的骑兵将军，被装载在骡子背上，从吐鲁番运到库尔勒，由参谋长黎将军陪同着，刚刚到达。

在一个月前发起的围攻乌鲁木齐的战役中，马从北军手里截获了一辆装甲车。这辆笨拙的车子是乌鲁木齐的白俄技工设计制造的。它由一名汉人司机从达坂城，经由托克逊，开到苏巴什，在那里汽油用光了，而被砸坏，丢弃在公路旁。

就在今天，3月12日，那个司机来到我们被监禁的住地闲谈。他谈了不少内幕消息。他告诉我，喀拉沙尔已经陷落，盛世才的胜利军两三天内就会开进库尔勒。马仲英的败军就在那一天已经开始成群地涌进城里。他们可能立刻往库车逃跑。幸亏我们在回到库尔勒的路上没有碰到这伙狂暴、饥饿的匪帮！马的主力随时都会涌进库尔勒，一场大的劫掠在预料之中。

“你们最好把你们的门闩上”，这位司机观察到，“北方军进来追击马仲英的时候，你们就麻烦了，因为他们会把你们看做敌人的”，他补充道。这位司机的头脑可不简单。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我们问他是不是听到了我们在七角井子看见的那五百名维吾尔新兵和我们在吐鲁番看见的一百名左右正在出发加入马仲英队伍的人的情况。

“听到了”，他答道，“他们都被北军俘了去，一个不剩地处决了”。

后来，我们听说这个消息不确实。那些新兵确实被俘了，但是立即被遣返到各自的村子里去了。

晚上，又有两名没有见过的士兵列队前来。他们受黄司令官的命令来监督全部四辆卡车的卸车工作，并且在夜间睡在两辆卡车里。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大部分经费，紧紧捆成卷的几千块银元，仍然搁在一号卡车底部的秘密抽屉里。所以，如果马仲英收走我们的全部卡车的话，我们的银元也就会丢掉了。我们怎么避开那些士兵的眼，而把这批钱给保住呢？

全部行李都搬下来了，成堆地放在院子里。士兵们看到全都安排妥当后，也就不太注意了。天快黑的时候，乔格把那两名卫兵叫到司机们住的屋子里，招待他们喝茶、抽烟，给他们讲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故事。这时候，把一两辆车子的机器发动了起来。乔格向那两名士兵解释说是为了检查一下是不是一切就绪，以便于马仲英来接收它们。但是，真正的意图是让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住撬开秘密抽屉时，不可避免的发出的声响。把抽屉撬开以后，我们每次取出少许银元包搬到厨房外边的一个土地面的大木头房里，借助灯光，把它们埋在屋子中间的一个地洞里。填平了洞里，踩平了地面，又在上面放了一张烂草垫子。

这一招成功了，机器的轰鸣声也停了下来，代之以负责监督的士兵们拖长的鼾声在我们这个监狱的院子里回荡。我怀疑乔格用以招待他们的饮料，不单单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