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之途_关于蒋英的故事

归乡之途_关于蒋英的故事

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同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七岁，妹妹钱永真五岁。邮轮开动了，他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异常兴奋。年幼的他们还不懂得父母心中的家国之忧，钱永刚回忆说，他那时最着急的一件事是，船开了这么久，怎么还没离开海岸呢！

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钱学森心情很好，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回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永刚和妹妹钱永真眺望了很久，最后都困了。一觉醒来，这才高兴了，“终于开进大海里啦”！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

作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钱学森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对于钱学森一家的离去，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www.guayunfan.com)

多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蒋英时问道：“您和钱老从美国回国前，去向冯·卡门辞行，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您能回忆一下吗？”

蒋英回答说：“卡门当时从欧洲旅行回来。钱学森拿着《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这两本书去看望冯·卡门，他说：‘我送您两本书，这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我要回国了，来向您辞行。’”卡门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钱学森，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并对钱学森说：“钱，你已经在学术上超过了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说完，就拍拍钱学森的肩膀。我也在旁边，说：“我们也要走了，再见！”他还是摸着钱学森的脑袋，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个人住着一套大房子，很孤独。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汽车远去，我们心里也难过极了。卡门一个人生活，没有结婚，他妹妹又去世了。离开时我们心里也舍不得。

冯·卡门很喜欢钱学森。有一次卡门拿到一个政府的课题，但他没有时间做，于是联系钱学森。他说：“钱，我把这个课题给你，你做出来后寄往华盛顿，我希望当我的火车到达华盛顿，走进办公室时，你的课题已经在我的书桌上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卡门非常信任钱学森，钱学森也很尊敬卡门。

钱学森归国前夕拜别老师冯·卡门教授时，卡门拿出了一枚自己晚年的彩照，题写了一句“Auf baldiges Wiedersehen！”（不久再见！），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钱学森，又吻了钱学森的两个孩子，恋恋不舍。

尽管这句“不久再见”的问候语是如此真诚，然而一别之后，冯·卡门和钱学森一家再也没有见面。1963年2月，冯·卡门获得了肯尼迪总统授予的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两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此时钱学森一家离开美国已是第八个年头，钱学森再未踏上美国的土地。冯·卡门的彩色照片也成了师徒二人永别的见证。

1955年10月，钱学森与蒋英携带两个孩子，克服重重困难后回国

2009年，钱永刚监制的话剧《克利夫兰总统号》在北京公演。这部作品翔实反映了钱学森归国的艰难历程。钱永刚教授回忆起儿时跟随父母亲回国的情景时说：“那时我才七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我们住在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船舱，这是头等舱，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

钱永刚接着说：“我父母生怕归国的事情有什么变化，赶快去买船票。轮船公司还在耍小动作，说一等舱没有票，只有三等舱的票，他们认为我们不会坐三等舱，能在美国拖一拖。我父母说，就坐三等舱，母亲说哪怕五等舱也行，于是就买了三等舱的票，离开了美国。”

没想到，“新闻人物”钱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里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受邀前往，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妇女协会的主席，在美国相当有名气。得知钱学森一家住在三等舱，老太太极为惊讶。

她派人把船长叫来。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搬进头等舱。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长当然早就知道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当老太太要求船长立刻为钱学森一家办理升舱手续时，船长却面露难色，嗫嚅道：“不让钱学森住头等舱是联邦调查局的意思。如今还在美国境内，擅自让钱学森一家升舱有违上司指令，只怕不好交代，只能等船驶离美国国境，到时再换，还请谅解。”

直至邮轮驶离夏威夷港口，船长才敢为钱学森一家办理升舱手续，我们现在看到的钱学森留下的船票，置换地点写着“Yokohama, Japan”（日本横滨）。

当年钱学森一家购买三等舱的旅客证明和置换到头等舱的升舱证明都保存完好，陈列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第三展厅。蓝色的一张为旅客证明，房间号码为308，等级T-2；黄色的一张为升舱证明，房间号码改为103，升舱费用共计291美元。

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对旅客来说，中途到岸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他被美政府视为“罪人”（当时的日本横滨驻扎着美军）。

蒋英回忆道：“回国的路上可以说是很不顺利。船到日本横滨时，我们就不敢下船，因为咱们的统战部以钱学森父亲的名义，给我们打了电报，让我们千万不要下船，怕我们下了船会出事。如果出事，美国政府就可以说，你们在日本出事我们不负责任。最后到了香港，地下党怕我们在香港出事，就派了一条船到九龙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在九龙就下船，回大陆了。”

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整武夫妇在横滨游览了一天回到船上，买回来几份英文版的报纸，其中一家报纸以醒目标题登载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钱学森启程回中国的报道。李整武拿给钱学森看，钱学森接过报纸小声读着：

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18日电：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

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

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他是被狗咬了，这只狗也咬了美国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贺浦市医学中心的张梧理（译音）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放射的教科书。

这位四十四岁的科学家否认他是一个火箭专家，只说他是一个“工程学家”。他说，他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

这位博士说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细，他不愿说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愤的话来。有人问他是否将在军备上协助中国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

钱博士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她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

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同船回家。一个叫永真，五岁；一个叫永刚，六岁。

他说，他决定回国，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他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当钱学森读完合众社这篇报道以后，蒋英注视着钱学森，问道：“怎么样？还真实吗？”

钱学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说：“从某种角度说，合众社的这篇报道还算是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再造谣言嘛！”

钱永刚回忆道：“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有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侨胞问父亲：‘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父亲回答：‘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诚挚地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父亲还说：‘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林孙美玉后来在给钱学森的来信中说：‘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

1955年10月1日，船已行至中国南海，恰是新中国的六周年国庆之时。邮轮上的中国人自发组织了一场庆祝会，蒋英放声歌唱，钱永刚和钱永真也表演了节目。钱学森吹起了箫，诉说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及年幼的儿女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蒋英回忆：“到了广州，把我们送到宾馆，小孩还有点不舒服，他们带着钱学森观看市容。然后我们从广州到上海、杭州，最后到北京。”

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资料和书刊。而他们夫妇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以及中国字画等艺术品，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成为这个家庭不能割舍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