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眼中的父母_关于蒋英的故事

钱永刚眼中的父母_关于蒋英的故事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七岁，妹妹钱永真五岁。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钱学森一双儿女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钱永刚于1948年10月13日出生于美国，1978年他考取国防科技大学，四年后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钱学森决意终生不再赴美，但他并没有阻止子女的求学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一轮的留学潮中，钱永刚赴美求学，进入父亲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1988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他归国后，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究，是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钱永真于1950年6月26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钱永真和哥哥钱永刚一样，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去美国之前是一名儿科医生，后来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

在钱永刚和钱永真正该读书的时候，遭遇了“文革”，国内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破坏，但他们兄妹没有放弃求学，最后在各自领域内做得很出色。常有人问钱永刚，“科学家”父亲与“艺术家”母亲，在教育子女上有没有诀窍。钱永刚的回答却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如果说我们家有什么教育秘诀的话，那就是‘不教育’。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言传’，主要靠‘身教’。”钱永刚认为，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自由。

钱学森的子女说：“我从小到大，主要是看父母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要这样做或者不要那样做，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自然而然会影响我们。”(www.guayunfan.com)

钱学森在家时，有空就念书，夏天热得不行，就边打扇边看书。钱学森的治学态度对子女的影响很大。钱永刚回忆：“有一年夏天，我路过父亲的书房，发现他正满头大汗地看书，认真程度让我自愧不如。他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什么是永不停步，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

喜欢读书是钱家的家风，但钱学森夫妇从未教过永刚该如何读书。钱永刚说，有关读书的要义，他是从父母身上观察来的。父母做学问，持之以恒，不功利、不着急，讲求一点一点积累。父亲钱学森就是这样学成的，他不是天才，没有跳过级，书一年一年读下来，直到念完博士，多年的积累终于将他的创造性思维彻底激活。

受家庭影响，钱永刚自幼也爱读书。小学二年级时，他不过识得几百个汉字，便天天抱着字典读小说。家长会上，老师夸钱永刚好读书。蒋英听了很高兴，给儿子零花钱的时候总是很痛快，有时甚至还多给一些。“她知道我不会乱花，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书了。”钱永刚说。

钱永刚上初中时，适逢暑假，钱学森把儿子叫到身边说：“书架有套《十万个为什么》，咱们订个计划，玩半天，看半天，每天读四十页，遇到问题做好记号，空了我给你说说。”父亲之前从未如此明确地对他提读书要求，钱永刚也很重视，捧起这套科普书阅读时才发现它不像读小说一般轻松，一天看四十页要花费不少时间，每天会遇到一二十个问题，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往下读。钱学森平日工作繁忙，到了周末，才稍有空闲，晚饭后，他往沙发上一坐，问儿子书看得如何。

“我赶快让他看我做的标记。一个暑假下来，我就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这就是他对我读书的推动。”钱永刚回忆。

钱学森和蒋英对孩子的成绩从不苛求。钱永刚回忆，他小时候的成绩单并不漂亮，那时是5分制，他总拿4分。父母看了，只是笑笑，从来不要求他，考满分。他们认为让孩子考满分太累，也没有必要。钱永刚上初一那年，班主任曾对他说，“像你这样的家庭，应该消灭4分，全拿5分”。吃晚饭的时候，钱永刚跟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听完一句话都没说，呵呵一乐，走了。那年期末考试，钱永刚果真全拿5分，他想这次一定会得到父亲的表扬。谁知父亲看后笑道，以前也不错的。钱永刚觉得亏吃大了，为了全5分，他少读了好多课外书啊。

钱永刚回忆：“1966年，我十八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全国到处都在停课。我不甘心荒废时光，正好遇到部队到学校来征兵，就参军去了。父亲对我说：‘你如果真的想去，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钱永刚没有让父亲给部队打招呼，“那时候不兴这个，父亲也不是这样的人”。没有人因为钱永刚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钱永刚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钱永刚说。他通过在基层部队九年的磨砺，切切实实感受到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家庭背景反而拖累了钱永刚的进步。评“五好”战士、入党、提干时，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会被优先考虑，而对钱永刚的考验还要再“加码”，进步始终比别人慢。

这些经历和遭遇，钱永刚没有向父亲讲过，回家探亲时，有时会跟母亲蒋英聊一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已经接近三十岁的钱永刚决定考大学。他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如果不是‘文革’，考个不错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课本一放就是十年，自己都快三十岁了，怎么复习？能不能考上？钱永刚一点儿底都没有。

钱永刚去找领导，申请参加高考。“倒退十年，我还敢吹个小牛，说自己考上大学八九不离十。但十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但我不甘心。让我试一试，考上了，痛痛快快走；没考上，老老实实接着干。”

由于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点底子，钱永刚总算是考上大学了。入校的时候，他一打听，整个系他的年龄排第三，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小他整整十岁。

1986年，钱永刚到父亲曾经求学、亦曾执教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三十八岁的钱永刚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有时他也会想，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三十四岁才大学毕业，四十岁才拿到硕士学位”。

“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这些感慨和牢骚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现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充实：建馆、出书、拍片、办班、办展……在办这些事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使我觉得自己年年都有小进步。”

在钱永刚的记忆中，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没有用太多的力气。也许是因为父母“管束”太少，钱永刚有时在想，父母什么都不管，是否有些失职呢？

有一次，钱永刚还问蒋英，说别人家的父母都告诉孩子该怎么怎么做，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说呢？蒋英笑着说：“你从父母那里听到该怎么做当然是一种途径，而你从父母身上看到该怎么做不也是一种途径吗？”钱永刚心想也是啊，平时自己在父母身上看到的优良品质和好的行为太多了，已经不知不觉影响自己了。

在钱永刚眼里，父母讲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喜怒不形于色，颇有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回忆，那时候，父亲经常能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这是非常光荣的事，但父亲非常低调，从不向外人提起，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母亲非常有教养，遇到再高兴的事都不会哈哈大笑，碰到再大的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从不会絮絮叨叨个不停。

钱永刚非常守时，做事情很严谨认真，穿着非常朴素，这与自小接受的家教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也如同父亲一样为人低调。早在上大学的时候，钱永刚已经有计算器了。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很多人都没见过计算器。钱永刚从来不在众人面前显摆。

周瑾曾回忆：“小学放暑假，我和哥哥常到三姨家和永刚、永真玩耍。三姨带四个小孩一行人去北大游泳，她托着我的下巴教我学会了踩水。在中关村，三姨家总有新鲜游戏，永刚喜欢猛敲钢琴的低音键，模仿轮船的汽笛声，宣称他是船长。如果三姨父在家时，我们就被大人严肃告知，不能在楼道里跑，不许发出很大声音，不然会影响三姨父工作。三姨在家里练声，我们躲在门外听，我们从小就知道唱好听的歌也是工作，不是玩。过年时，三姨和三姨父带孩子们逛厂甸，给我买了一只高粱秸插成的、披满纸毛毛的白色羊灯。永刚提着那只纸羊，一路小心翼翼把我送回家。永刚受三姨父影响，从小很有些绅士气质。

“在三姨家吃饭是有规矩的。如果吃炸酱面，我一定要等三姨亲手帮着把放在青花小碗里的炸酱、面码儿、面条拌匀才吃，而且看三姨轻挑兰花指舀汤、拌面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如果自己动手拌面把食料撒到桌上，是非常不礼貌的。我记得，永刚有一次要表演一口吃一个饺子，我看得兴致盎然，饺子也顾不上吃，结果他被饺子噎住了。三姨赶快给孩子拍背，三姨父正颜端坐，面无同情之色，反有谴责之意，可见三姨家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