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中央音乐学院_关于蒋英的故事

任教中央音乐学院_关于蒋英的故事

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歌唱事业，经常去外地巡回演出，当她还沉浸在舞台的热情和给大家唱歌的快乐时，忽然有一天，领导找她谈话：钱学森承担着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长时期地在外地工作，家里有老人又有小孩，她“老在外边演出不大合适”。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蒋英放下了自己喜爱的演唱事业，此时正好中央音乐学院校址迁回北京，她被派到中央音乐学院教书。

最初，蒋英不大理解，心里有些情绪，好不容易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现在突然要离开舞台进入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行业。

蒋英回想起当年：歌剧院的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到音乐学院去教书。“我一听这个话，愣了，好像一盆冷水浇到我头上。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新中国去，回到舞台上去。我做到了，现在却要从我手中拿走，我不去。我就说了一句，不去。后来我听说，这个意见是周总理提的，心里一动，周总理一直在关心我们一家人。”蒋英最后到音乐学院报到了，后来她感叹地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要是硬着不走，可能就没有今天幸福的家庭，也不会遇到这些学生了。”蒋英从歌剧院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从事声乐教学，一干就是四十余年。

1959年9月，蒋英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图为初创时期的中央音乐学院(www.guayunfan.com)

刚调入中央音乐学院，蒋英并不清楚该如何教学。但是蒋英爱学生，视每一个学生为自己的孩子，看着学生们的进步成长，她由衷高兴。通过慢慢摸索，同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蒋英逐渐掌握了教学体系。蒋英把讲台当成一个舞台，对其无比热爱。

蒋英很看重学生学习声乐的资质，这是对声乐这门学科的尊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习声乐。声乐这门学科，先天的嗓音条件和音乐天赋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学生必须非常热爱音乐，有强烈的歌唱欲望，因为学习声乐并不是只有舞台上的光鲜亮丽。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学习声乐是要能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的。蒋英说：“天赋很重要，比如，声带的宽窄、力度、合并是否完全，基本上是天生的。声带的长短、肥厚、相撞，都有一定的数量标准，只有经验丰富的教师才能听出来。一听，这人有嗓，可以学唱；一听，这人没嗓，不要学唱。有人以为不管嗓子好坏，只要后天努力就行。学别的或许是这样，但是学声乐不行。”蒋英对待学生的培养计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耗费了一番苦心。她会针对学生的艺术追求和自身的艺术资质，因材施教。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舞台，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讲台，分别针对培养。由此在培养目标上，蒋英将讲台导向型教员教学法与舞台导向型演员教学法相结合，做到人尽其才，并且“一对多”的课堂模式与“一对一”的课堂模式相结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互相进步。“一对一”的课堂模式针对性强，近距离和学生接触，可以有的放矢，如蒋英对其大弟子、著名男高音吴雁泽的教学。1959年，吴雁泽刚进校时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孩子，一口山东口音，不会讲普通话。按吴雁泽的话说：“看到别的同学把钢琴弹得‘哗哗’的，我上去却是‘嘣嘣’的，有些自卑。可蒋先生没有抛弃我，把我这么一个‘土老帽’当成‘宝贝蛋’，额外给我开小灶，培养我的音乐感觉。说实话，农村孩子有什么音乐感觉，山上放牛鞭子一赶，喊声‘哟嗬——’，就这样。蒋先生为了鼓励我这样的后进生，每次讲评都不以成绩论好坏，而以态度论好坏，我逐渐克服了自卑，开始用功往正道上走。如果说今天我还懂一点音乐的话，那么我的知识首先来源于她，是蒋先生把我领进音乐艺术的大门。”蒋英老师看到了吴雁泽独有的气质，他与生俱来的好歌喉，以及强烈的歌唱欲望。不管他出身农村还是城市，是否受过好的艺术启蒙教育，只要他不放弃，认真对待音乐，通过鼓励启发，好好培养就可以成才。上课时，蒋英要求吴雁泽的发声要像天鹅绒一般，吴雁泽那会儿不明白什么是天鹅绒般的声音。蒋英就说，你想想鸡毛掸子撩过脑门子的感觉。顿时，吴雁泽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吴雁泽的《再见了，大别山》唱得荡气回肠，打动了无数听众，唱出了对湖北大别山山区人民的不舍和无限关怀。吴雁泽后来曾在武汉剧院歌剧团任团长，又曾经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

蒋英要求学生广取博收、不局限于声乐一科的学习。她经常跟学生们说，历史上著名的歌唱家们留下的作品，现在再重新拿出来播放，每部作品都堪称经典。他们在学习中不局限于声乐这一学科，往往在多门艺术上都有钻研。蒋英培养学生，要求亦静亦动，既能充满热情地为大家歌唱，更能静下心来踏实学习，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文学、历史的学习也是学习歌唱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蒋英经常对学生们说：“井要打得深，井面就必须开得宽。”要积极学习作品的背景知识、历史人文、地理地貌、人文生活等，才能接地气地表现作品的意境。平时去看看音乐会、书展、画展，阅读一些文学作品，这都是在拓宽我们的“井面”，为的是将“井”打得更深。蒋英还要求学生们写声乐笔记，并定期查阅、批改，对于有建设性的看法、观点，她要求学生着手实行、巩固，完善升华。对于笔记中表述不清楚、概念不清晰、观念有失偏颇的，蒋英就给学生细心分析，把得出的结论一点一点写在笔记本上。这种课下交流不仅使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更加亲近，在专业方面也算得上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教学辅导，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文笔写作的能力。

蒋英的声乐教学严谨规矩、力求完美。首先，对学生正确发声方法的学习训练，歌唱的站姿、横膈膜的使用、声带的正确使用等要求准确。其次，对歌曲的演唱，必须完全按照谱子、对着音符节奏认真演唱，歌曲的音准、节奏、节拍，歌曲的音乐风格，歌词的咬字和歌曲的情感等都有严格要求。具有这样对待艺术的精神和态度，才能进入艺术的真正境界，正确掌握乐谱和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才能准确地将作品旋律和内涵传达给观众。蒋英要求歌唱首先要将中国作品的演绎和外国作品的演绎区别开来，中国音乐的起源是五声音阶，歌词来源于诗词歌赋，讲究风雅颂、汉字的归韵；而外国的音乐作品有很多出自教堂圣咏和宫廷乐师的创作，各时期作曲家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创作丰富，演唱时要能抓住歌曲风格和内涵的区别，例如，演唱咏叹调时要考虑作品是抒情的还是戏剧的，是欢快的还是忧伤的，歌曲主人公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等。

艺术歌曲的演唱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蒋英在德国学的就是德奥艺术歌曲，她是德奥艺术歌曲的专家。艺术歌曲都是完整的个体，很多是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的德奥作曲家引用歌德、席勒、海涅等著名诗人的富有哲理思想的诗作，创作出一首首旋律优美、意境鲜活动人、思想深邃的艺术歌曲。要唱好这些作品，非要演唱者下一番苦功夫。当时的作曲家非常重视声乐作品中钢琴伴奏的创作，每首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都是作曲家精心编写的，每个和声、旋律的走势都包含了作曲家的思考和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演唱艺术歌曲时，伴奏的穿插都是在歌唱。

另外，在蒋英的声乐教学中不仅注重演唱者嗓音的训练和歌曲演唱的规范，还注重耳朵的训练。一个演唱者或者声乐家必须要具有正确分辨声音的能力。什么样的声音是对的，什么样的声音是错误的，要在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能分辨出来，甚至能达到声音还未出来都能通过演唱者的站姿和神态中有所判断。在作品风格把握上，同样是需要一副有经验的耳朵。书本上的文字描述大多是抒情、连贯、高雅、轻松欢快等，但真正掌握好歌曲的风格，必须要靠听。莫扎特的歌曲要怎么唱，亨德尔的要怎么唱，贝多芬的怎么唱，施特劳斯的怎么唱，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蒋英非常注重。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在中国出现，蒋英从美国回来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带回来的唯一奢侈品就是一台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到学校，应用于教学工作中，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蒋英还在院内开设了欧洲古典艺术歌曲发展史的课程，深受广大学生和老师的喜爱。每次都是在学校最大的教室里上课，每次都是座无虚席，甚至走廊上都站满了人。

蒋英的很多学生在国际上获得了大奖，并能占据世界歌剧舞台一席之地，这与她对学生的倾心付出和因材施教息息相关。“首先我教给学生正确的基本功，有了好的基本功，他们才可以自己往上添东西。基本功没打好，即便到国外学也不行。我觉得本科生最重要的是基本功，根扎得深，树才能长高。怎么打基本功呢？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没有统一的声乐教科书，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一样，教学必须因人而异。这就要求老师了解学生，从嗓音条件、歌唱状态到心理活动都要了解，这样才能针对他的情况准备教材和教法。像傅海静这样的学生，条件好，又肯下功夫，就要给他难一些的作品，调动他的积极性。他嗓子爱出毛病，有时唱完一首歌嗓子状态就不行了。针对他的毛病，先给他唱一些适合他演唱的德国、法国的艺术歌曲，慢慢地，等他的毛病解决了，再给他唱一些大歌。孙秀苇刚跟我学时，母音不干净，我就给一些母音清楚的歌让她唱，把五个母音唱清楚。‘u’音难唱，但‘乌鸦’两字她能说得很好，便让她从‘乌鸦’说起，然后把‘乌’字的音拉长。赵登营当时的问题是喉音重，我让他从基本的母音，‘a、0、i’练起，我示范、他模仿。赵登营模仿我时，我不跟他说小舌要靠后、舌根在什么位置，我让他在自然说话的基础上慢慢扩，就像演讲时声音放大一样，慢慢就有了进步，然后再教他深呼吸、京剧的小腹呼吸。”

此外，蒋英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式的。“学生有什么不舒服要敢说，不应该让学生紧张。有一次，其他老师的一个学生敲我门，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回答他之后问：为什么不问你的老师？他说不敢问。我刚教课时，也有过失败的教训，学生乘兴而来败兴而走，看到学生这样，我很难受。学生上我的课应该乘兴而来乘兴而去。其实有时是心理作用，不一定是声音不好或者对老师没信心，不肯合作。

“以前我在歌剧系时，教研室很活跃，有时可以为一个学生的问题吵起来，大家都很直接，最后决定试试看，结果大家意见就统一了。在歌剧系，每周学生都要唱一遍，所有老师都了解这二十多个学生的状态。我是那种老派的教师，每节课之前，我都认真备课，我上课时，每个人的声音我都清楚，知道每节课要解决的困难在哪儿，这样学生就能高高兴兴地回去。”

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半个世纪中，蒋英辛勤耕耘于讲台前，编教材、译歌词，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多年来，蒋英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声乐人才，尤其是历经“文革”劫难、迎来改革的春风后，年过六旬的她终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与广博厚重的学识。教学中，蒋英全面的艺术修养、娴熟的外语知识、周密的教学计划，让她培养出众多活跃于国际舞台、饮誉海内外的弟子，如吴雁泽、傅海静、祝爱兰、姜咏、孙秀苇、赵登峰、多吉次仁、赵登营等。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祝爱兰是蒋英弟子中的佼佼者，她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活跃时间最长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在和蒋英四十多年的师徒生涯中，两人的感情早就胜似母女。祝爱兰曾说：“没有蒋老师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在祝爱兰看来，老师蒋英是一个特别朴实低调的人。她回忆起当年学校安排自己学习苏州评弹的一个场景：“蒋老师为我联系了一个老艺人，她每次都要亲自带着我去找老人上课，我在学唱，她就在旁边听。”让祝爱兰深受触动的是，当时老师蒋英家已经配了汽车，但却从来不占公家便宜，甘愿挤公共汽车，带着祝爱兰去上课。

那时国内的声乐教育条件有限，为了让祝爱兰接受更好的训练，在蒋英的支持和帮助下，祝爱兰踏上赴美求学之路。“美国的学校是老师帮我联系的，出国的机票也是她买的，就连我在国外的监护人，也是她托了好朋友帮忙的。”

蒋英的学生赵登营提及老师蒋英时说：“可能是跟钱先生生活久了，蒋老师讲课也是辩证的、立体的，任何问题的讲解都有前有后，有上有下，给我以可触摸的形象感，声乐学习就不那么枯燥了。”赵登营觉得，自己在教学上的很多方法，都是从老师蒋英的课上学来的，比如，怎样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课程，怎样让学生理解音乐、爱上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