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到来_马仲英逃亡记
胜利者的到来
夜里依然有霜冻。这次气温降到了零下2度。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之后,早晨十点钟我被陈给叫醒。他说乡约派来一个维吾尔人带话说,新到达的俄罗斯军指挥官想要和我谈谈。
我穿上衣服,不慌不忙地吃了早饭,然后和那维吾尔人一起出发。他带我走上去巴扎尔的那条路,然后走过那座桥,继续往北。
在那主要街道的两旁,商人们在用木柱支撑着的凸出的屋檐下,开设着他们的店铺,摊开了他们的货物。这一天是3月16日,星期五。库尔勒的市场,自从1877年5月,新疆的征服者阿古柏在这个镇子的近郊自杀,或是在同一年的10月,左宗棠的得胜军进入这个小镇子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热闹和充满着生气过。
自从那时以来,57年的岁月,已经流逝而去。而现在,我们有幸目睹另外一支得胜军进入同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在和平的时日里,是那样的宁静,令人愉快,在纯朴的愚昧中悠然自得地安度着岁月。(www.guayunfan.com)
整个街道挤满着人和马匹。维吾尔人不多。那些游荡着东张西望的,都是那些前几天一直躲在家里拼命地藏起来的人,也可以看到一两个库尔勒土生土长的东干人。
占绝大多数的是从喀拉沙尔西面裕勒都斯河谷里的巴伦台和喀拉沙尔、伊犁之间的巴音布鲁克来的土尔扈特人。巴音布鲁克是他们的头儿夏季居住的地方。
但是,狭窄而充满着灰尘的街道,在这几天里,给人以那样邪恶、阴郁的印象,现在却变得美丽如画,无比绚丽多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俄罗斯人、哥萨克人,他们是从达坂城经过托克逊和喀拉沙尔一路胜利地进军,刚刚到达的。
他们的马排列着,一匹紧挨着一匹,一望无际。它们的头伸进店铺里头,尾巴朝着街道。街道很窄,在马尾和马尾之间,剩下的就没有多大空隙了。那些俄国哥萨克人坐在店铺前面凸出来的低矮的坪台上,或是三三五五站着吸纸烟,谈着话。有的还骑在马背上。他们是分批到达的。头一批是八点半钟到达的,最后一批刚刚到达,还没有来得及下马。
有些穿着灰色的制服,有些穿着长外套,腰里扎着宽皮带。他们肩上背着马枪,皮枪套里装着手枪。马鞍子做得很结实,缰绳、挽具、马肚带和鞍套都很整齐。鞍子后面用皮绳子捆着他们卷得紧紧的羊皮袄。
那些哥萨克人们,看起来很健康,脸晒得黑黑的。显然,他们的情绪很好。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点点头,笑一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我的话。但是,他们和他们的马多么脏啊!一层淡灰色的尘土盖在他们的脸和金黄色的头发上。至于他们的军服,究竟成了什么颜色,那就不言而喻了。路上的灰尘把他们的衣服染成棕黄色的了。把他们和刚刚还在库尔勒看到的那些饿着肚子的流氓们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了。但是,说句公道话,也不能不承认,马军的主力,也是一群服装整齐,马匹精良的精明人。
看到那些哥萨克人和他们马匹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昨天夜里急行军来的。他们浑身是土,一目了然,是刚刚到达的。马还在出着汗,站在那里嚼着嚼子,嘴里吐出的像肥皂泡似的白沫子,不停地滴答在地上。
我自然没有把照相机带来。一支新军队的先锋终于来到了。我们显然站在了败将马仲英的一面,他们会怎样看我们呢?我们是敌人,是间谍,还是别的什么呢?显然,那位司令官正是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才要我到他那里去的。现在,我正在向他的地方走去。再有几分钟就会知道我们的命运了。也许会被枪毙吧——十一天里第四次。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预感。
市场上的店铺,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了门,商品也摆放出来了。维吾尔人吆赶着驮着商品、成袋的谷物或柴禾的毛驴从马尾巴的间隙里穿过。埋在隐藏得很好的地窖里的粮食,特别是小麦和玉米,现在重见了天日,因为他们知道从乌鲁木齐开来的得胜军,是决不会拿走老百姓和商人的东西,而不付给合理的价款的。
还有,就在两三天前,人们受死刑的威吓才不得不接受的马仲英的纸币,现在连印它的纸的价值都不值了。这些用手工印在随便一种纸上的破烂肮脏的纸币,经过多少汗污黢黑的手的摆弄,现在连点火都用不上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它是一所不显眼的汉式房子。它和大街之间隔着一条小的通道。我认出这个地方就是赫美尔和尤三天前去照料受了伤的马将军的地方。而那狭窄的过道,就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马仲英的地方。
横跨那条街道,悬挂着一块红布。这是维吾尔人表示欢迎的标志。这是这里的人们的时间和财力,所能建立起来的惟一“牌楼”或“凯旋门”。在门上也挂着同样的一条红布。所以,这种致敬的标志,采用的是血和布尔什维克的颜色。事实上,这也是汉人表示喜庆的颜色。
有两名士兵站在入口处。他们庄严地答复了我的问候,接受了我的名片。它一面是英文的,另一面是中文的,印着我的南京政府所委派绥新公路勘查队队长的头衔。
他们说沃尔金将军在等着我,让我到他的屋子里去。我走过那狭窄的过道,斜穿过那方形的庭院,走进一间相当大的屋子里。紧靠门对面那堵墙边上放着一张桌子。桌旁坐着一位正在吸着纸烟的军官,我向他问候。他站了起来,向我伸出手来,并请我坐在桌子旁边。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有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貌,而和街道上看到的哥萨克人一祥,从他的毛皮帽到他长靴的后跟为止,都蒙着一层灰尘。
沃尔金将军微笑地打量着我,似乎是在想:“这家伙不会是一个间谍吧?”他问我为什么来到新疆,到库尔勒来干什么了。我告诉他我们的任务和旅程,以及我们怎样由于马仲英将军的命令,而从哈密经过吐鲁番和喀拉沙尔一路上受到良好殷勤的接待的。
“您曾亲自见到马将军吗?”
“没有,很遗憾我没有。他三天前离开了这里,并且硬把我们的四部卡车和四名司机给带走了。有两名司机是瑞典人,而他们倒是见过马将军的。”
“你们为什么没有到乌鲁木齐去呢?”
“我曾经请求让我们从吐鲁番到那里去。可是参谋长黎将军给马挂了电话之后,答复我说,达坂城是前线,很危险,同时,那路汽车也过不去。”
“你们为什么不走七角井子和古城子呢?”
“我们问过能不能让我们走古城子那条路。但是,他们也说不成。其实,那条路当时也被雪堵住了。”
我心里想——但嘴里没有说——幸而没有让我们去乌鲁木齐。如果允许我们去乌鲁木齐的话,我们就会被粘在那里,而错过了库尔勒的战斗,永远看不到去布古尔和库车路上战时的情景了。马将军的殷勤只有一个目的——在他需要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子弄到手。现在他正坐在其中的一辆车里。但,目前所有这些引不起沃尔金将军的关切。如果我能够简短而诚实地答复他在这次即席盘诘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他和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到我告诉他我们四个人差一点被枪杀的情况后,他才理解到我们不是到库尔勒来闹着玩的。
沃尔金将军很感兴趣地听着并且说道:
“到处都在憎恶和咒骂马将军。他把新疆变成了一片荒漠。但是,他勇敢而精力充沛,并且什么也干得出来。飞机也好,人数众多的敌人也好,他什么也不怕。但是,现在新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要在这个省里建立起秩序、和平和安全来。盛世才将军就要组织政府,把一切都重新整顿好。”
我答道:
“是的,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每天夜晚,我们都担心会受到袭击。将军,请告诉我,盛世才对南京,采取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完全正常,他实施一切重大的步骤,都要报告中央政府。他今后准备和南京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司机们,他们即使能够从马的手里活着出来,从库车回到这里的话,一路上也会遇到马的败兵,再一次把他们的卡车抢走。同时,他们即使逃过那群逃兵的手,也会碰到你们的追兵,而卡车被第三次抢走。”
“不,您用不着担心我们。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自己有足够的卡车。但是,如果马没有毁掉它们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弄回来。你们的汽油怎么样,够吗?”
“我们在最后一分钟,保住了420加仑汽油。”
“一加仑是多少?”
“三公斤半。我们一共有90普特(普特是俄国的计量单位,相当于四加仑),够我们跑1470公里路的。”
“那就糟了。你们得到乌鲁木齐去了,那里有汽油。”
他并没有提到护照的问题,但是,我因为随身带着,就把它们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了。
“可以让我保留它到明天早晨,弄个副本送给盛世才将军么?我自己,也想把它翻成俄文呢。”
“我们从哈密和吐鲁番给南京和斯德哥尔摩拍了电报,我们不知道那些电报到了没有,您能帮助我们,从这里重新拍发几份电报吗?”
“那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从吐鲁番到库尔勒的所有电线杆子都被烧毁了,多少公里的电线都被盗走了。”
“我耽误您的事了,您很忙的。”
“没有关系,您所反映的情况,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强行军到这里,还没有时间刷洗一下呢。说实在的,我们在重新开始工作以前得稍微休息一阵啊。”
“我们在离开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去以前,得办好四件事情:弄回我们的司机和卡车;得到允许到罗布湖的新湖去,并且在那里等到局势安定一些;执行我们的道路计划,首先到喀什,然后到伊犁和塔城;最后是发出我们的电报和信件。”
“我立刻把您所提供的情况和您希望做的事情告诉盛世才将军。”
沃尔金将军没有记笔记,但是有三名年轻的军官坐在两个窗户旁边,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手头上有笔和纸。
沃尔金继续说道:
“盛将军知道你们勘查队的所有情况吗?”
“是的,中央政府给他和马将军都打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来了。”
“那我知道。但是,盛决没有想到你们在库尔勒的。我想你我一定相当熟悉了从哈密到库尔勒一段路程的情况,并且对东干式的作战方法有了一些印象吧。”
“是的,我们看到了一片可怕的荒废了的地方和一些被彻底掠夺了的人民。我回国以后,要就我这次的经历,写一本书。那本书是可以看到的。”
“那太好了!让欧洲知道中亚细亚的战争是怎样进行的是一件好事。”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以后,我站了起来,沿着那条主要的街道回去了。那些哥萨克人和马匹都已不见了。显然,他们都被带到作为他们营舍的车马店和其它房屋去了。但是,街道上仍然挤满着士兵,现在他们没有穿着大衣,也没有带着枪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昨天见到的还是东干兵呢,而今天却是俄罗斯兵了。
我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谈了话,另外的一些人直接走上来问我是谁,有一个人从后面走过来问道:
“你住在这里吗?”
另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道:
“我们分成几队,一队一队地从喀拉沙尔到达了这里。今天到达的有两千名俄罗斯人,一半是白俄,一半是赤俄[1]。这里还有一千名土尔扈特士兵,另外有两千名携带着各种武器的士兵,没有路过库尔勒,就直接奔向库车去攻打马仲英了。现在库尔勒的两千人中,大部分明天要往西走。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时,总共有五千人。”
说话的人是个白俄,他很高兴有人那么感兴趣地听他说话。他夸夸其谈地说了不少北军的成就。
“攻打喀拉沙尔是不是很费了一些力气呢?”我问道。“我们听说马仲英防守得很英勇,还有你们一度打下了那个镇子,而又被三百名东干人给赶了出去。”
“哪里的话。那简直和闹着玩一样。他们乘着六艘渡轮逃过了河,并且在右岸把它们烧毁了。我们立刻搭起了一座浮桥。它可以一次开过两辆卡车。”
这可能是事实。但是,那俄罗斯兵说北军有两百辆卡车,其中一百辆每辆装载着十到三十名装备齐全的士兵,那他是在吹牛呢。这次战役中送到库车和喀什的,只有少数几辆卡车,据说,沿途还停放着十五辆报废了的卡车。
另外一名俄罗斯人告诉我,库车的战斗早在14日就打响了。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的司机是正在打得起劲的时候,到达那里的,那么他们的处境就太糟了。像这样的消息,使我们更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发愁了。马是决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的。我们最害怕的是,马可能逃到了塔里木河的下流,为掩饰他撤退的路线,而烧毁那几辆卡车,枪杀那几名司机。
我和另一名士兵交谈的时候,他说有一支俄罗斯部队已经在向喀什推进。另一方面,两天前有三百名白俄到达库车,开始了和马的战斗。
我回到我们的住处时,听说俄罗斯人已经在镇子和各个巴扎尔上清理东干士兵了,最初一批,已经俘虏了五十名。他们都被送回到他们的原籍去了,没有一个遭到杀害的。
下午,有一名28岁的白俄来看我们,他和我们谈了他的经历:
1917年的革命以后,他和他母亲和姐妹一起,从阿拉木图(维尔内依)搬到乌鲁木齐。8年后又回到他的故乡。1930年,他到莫斯科去看了看,发现那里的一切都那样的穷困和绝望,认为还是乌鲁木齐好,而再一次回到了乌鲁木齐。
我们的住处里住着一些有意思的人的消息一定是在外面传开了,因为俄罗斯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来,坐下来闲谈一阵。我们就这样掌握了形势的大体轮廓,它并不一定都真实可靠,但是,总比什么也不知道好一些。当我们问起,赤党和白党怎么可能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名身体结实,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俄罗斯士兵回答道:
“那怎么啦!有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就能相处得很好。”
他接着谈道:
“元月和二月,乌鲁木齐的形势糟透了,随时都有可能被马占领。后来,督办给莫斯科拍发了一个求援的电报,援军来了。不然的话,乌鲁木齐就会陷落,我们谁也不要想逃出命来。”
达坂城的战斗十分激烈。俘虏的头三百名东干人都遭到枪杀。因为,那时候对马的愤怒正处于高潮之中。
有些客人是被瑞典国旗和红十字的标记吸引到我们住处的。库罗希卡先生是在乌鲁木齐当药剂师和外科医生的,我们的医生和他很熟。索比诺夫是住在塔城的侨民和商人,以前和我们见过面。我们在塔城住过多少次的那栋房子的主人,年轻的商人霍利亚考夫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周将军的副官。周很早以前,曾给原芬兰摄政古斯塔夫·曼奈尔海姆当过翻译。那是古斯塔夫青年时期到西藏旅行时候的事情了。
马楚克曾经充当过乌鲁木齐的一个德国商人希尔默的雇员。他和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住处。他是沃尔金将军的副官,受将军的委托,前来询问我们能不能借两盏灯给他,因为他自己的灯在运输队里,还没有到达。当然,马上借给了他,还外加一瓶石油。后来也没有还给我们。
马楚克带来了四名俄罗斯士兵。他们奉命在我们的大门口和院子里站岗。据说,刚到的有些蒙古人,并不比东干人好多少,而将军要保护我们不受任何人的骚扰。我们认为派这样强有力的警卫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我们,弄清楚我们是不是和东干人有什么秘密往来。无论如何,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不用害怕受到任何夜袭总是好事。但是,我们的中国同事们认为这种监视是绝大的冒犯。这一天,有五名没有持武器的东干士兵遭到枪杀。因为,他们是在抢劫和从事暴行的当场,被抓住的。
晚上,我和那几名警卫谈了一阵。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有三千名阿尔泰的东干人往南行军,想要和马仲英会合。他们在途中,必须通过一段两面都是断崖的峡谷,而在那里受到了俄罗斯兵的前后夹攻。只有五百人抛弃了一切——骆驼、马、武器和食物,好歹翻过冰雪爬到崖顶保住了生命。其余两千五百人全都死在机关枪火力之下了。
我们的车队在吐鲁番经过喀拉沙尔到库尔勒的路上,一次也没有受到强盗、土匪们的袭击,对于我们的那些警卫说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说,有大批土匪出没在这条路上。难民们固不用说,连小股的士兵都不安全。难民们经常遭到抢劫甚至杀害。他们只能认为我们交了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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