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寄出一封密信_关于蒋英的故事

辗转寄出一封密信_关于蒋英的故事

1954年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回国是钱学森和蒋英一家人心中最大的期盼。蒋英说：“1955年5月，这个时候，很巧，我打电话到‘中国城’买大白菜、粉丝，我让他们给我送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给我送来了。这送菜的人就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仔细一看，发现毛主席身后站着我们的太老师陈叔通。我们激动极了，看到太老师站在毛主席的旁边，那我们的回国梦就可以实现了。”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蒋英和钱学森的杭州同乡，这位清末翰林是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蒋百里、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就是陈叔通的兄长。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1947年，蒋英和钱学森回国结婚时，也曾看望过陈叔通先生。蒋英说：“陈叔通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叫他太老师。他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我和钱学森两个人的父亲的老师，所以我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我们得想办法跟他联系，给陈叔通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亲笔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哑口无言，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场面十分狼狈。他立即要求休会。据一份资料透露，美国国务院又请示总统，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www.guayunfan.com)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致电钱学森

8月4日，中美大使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约翰逊告诉王炳南，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1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呢？

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转送到陈叔通手中，蒋英和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量。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信件。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huai Kuo,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 Y.），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报道中说：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钱学森，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钱学森博士是8月份（实际应为1950年9月）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800磅的技术资料运往“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

钱学森写好信之后，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转交到陈叔通先生手中呢？钱学森与蒋英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蒋英和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联邦调查局并未认出蒋英的笔迹。

避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眼睛监视把信投进邮筒，也是重要的一环。蒋英想到，在比较远的街区有家大商场，里面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蒋英走进商场，看到周围暂时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中。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英回忆说：“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跟中国政府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又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钱学森致陈叔通的求援信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辗转而来的信，觉得意义重大，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件事来，蒋华很高兴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严重。我不知道陈叔通在哪里，就把信转给钱爸爸。钱爸爸又将信转给陈叔通。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就在钱学森已经获准离开美国而又尚未离开美国之际，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批驳了美国政府：

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1950年8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15天之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1953年3月6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今年6月15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采取了更隐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五年。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周恩来总理曾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你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和蒋英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有变。他们先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公司说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和蒋英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