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成了“重点的重点”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李德生成了“重点的重点”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李德生成了“重点的重点”

在江青“放火烧荒”、“整整军队”的蛊惑下，军队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对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包括对调不久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所谓的“揭发”，贴出了一批大字报。李德生工作过的总政机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也相继起火，贴出了大字报，矛头直指李德生，揭发他的所谓“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说了这样两句话：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但“批林批孔”中贴出来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新内容。对于他们的问题，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但是，毛泽东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让开个会。也就是说，要通过会议解决司令员们的所谓“问题”。但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大家时，又一一握手说：“你们都是好人啦！”还对有的同志说：“你是个好人，不要把困难看得太重。”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把“批林批孔”中“揭发”的这些军区司令员的“问题”看得很重，似乎是要通过会议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然而，毛泽东这个看来不经意的改变，却给了“四人帮”以可乘之机，也使李德生第一次尝到了在高层受批判的滋味。在1974年8月至9月间，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对司令员们进行帮助，重点“解决”李德生和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的问题。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参加了。会议开了20天。

这个会议主要是对着李德生来的，他成了“重点的重点”。为什么会这样呢？王洪文作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解释。他说：毛主席讲“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其中的“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李德生成为会议中“重点的重点”，也就实属必然的了。

会议将政治局成员和军区负责同志编成几个组，每个组“批判”一个人。李德生因为是帮助的“重点的重点”，所以得到了“特殊待遇”：除了参加小组会接受“批判”外，有时还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接受“批判”。不仅如此，会议还限制了李德生的自由，不准离开会场，不准回自己在北京的家里去住，不准会见客人（包括家属）。(www.guayunfan.com)

“四人帮”的目的很明确：要利用这次会议，发动强大的攻势，摆出不整倒整垮决不收兵的架势。他们硬说李德生是林彪的人，强迫他做检查，要他承认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

江青等人向李德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林彪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副部长以上干部这件事。再有，就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问题，如对“天才论”的态度问题。此外，还有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的交往及其他有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李德生认真地进行了检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但不承认“上了林彪贼船”就得不到会议的通过。

当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总政治部恢复工作时，林彪接见了总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并讲了一篇话。从组织关系上说，作为总政主任的李德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林彪的接见和听他的讲话；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按照工作的惯例，他也必须有回音，说些表示受到教育、鼓舞、鞭策之类的话。即使现在看来，下级对上级表示尊重，也应当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何况李德生这样的老红军、老党员，长期以来一直是很注意组织原则的，是很尊重领导的。在林彪接见的第二天，他即把机关整理的林彪讲话记录稿批报林办主任叶群核定。5月21日，总政治部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学习林副主席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同志时的重要指示的报告》。7月3日，总政治部又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关于落实林副主席“五·一九”重要指示的几项措施的报告》。为了控制传达范围，总政治部于6月15日通知全军：林彪的讲话“口头传达给军、省军区和相当于军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并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贯彻执行。学习和贯彻情况不要出简报，可用电话和写信的方法向总政反映。”6月26日，根据军委办事组的指示，总政治部又向全军重申了上述通知内容。李德生的这些行动，都是干工作不可缺少的，都是公开的，都是按组织原则办的。

但是，总政治部上送军委办事组的这两份报告，到了1974年3月江青等人大搞“放火烧荒”时，却变成了“火烧”李德生的材料。他们拿着这两个报告大做文章，通过批示，歪曲事实，制造罪证。江青说，这是“两份反面教材”；姚文元说，两份材料“说明了总政执行的路线及其根据”；王洪文说对此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批判”；张春桥说“这对弄清路线是必要的”。特别是文痞姚文元还舞文弄墨，作了批注。他咬文嚼字，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在第一份报告中“一针见血，穿透九霄”旁边，姚文元批道：“‘九霄’者，宇宙也。宇宙无限，你‘一针’就能‘穿透’吗？吹得没有边了。”意思很明显，“四人帮”是想以此证明李德生与叛逃的林彪是一伙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四人帮将总政的这两份报告和林彪的“五·一九”讲话报送中央时，信封上写的是：

呈：

请总理、春桥、江青、文元、王洪文副主席、国锋、东兴同志阅，退王洪文同志。

3月6日

然而，周恩来和华国锋对这些材料并没有作任何批示，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这充分说明周恩来、华国锋对这件事的态度与“四人帮”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这次政治局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又拿出总政的两个报告，追查李德生与林彪的关系，硬说李德生上了“林彪的贼船”，态度蛮横，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没完没了，摆出一副非要查出有什么阴谋活动不可的架式。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追查李德生在庐山到哪里串连过，对“天才论”的态度如何。实际情况是，李德生在庐山会议期间，并未同军委办事组成员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住地。与黄永胜等人只是工作关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也是紧跟毛泽东的。他们还追问批林为什么批极左？这也是政治局成员人所共知的事，李德生是赞同并按照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的精神办事的。还有就是要李德生回答党的十大后为什么向部队进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教育？这些事情李德生都是请示过周恩来、叶剑英，得到他们同意的。

很明显，“四人帮”这么搞，不仅是要找到李德生“上了林彪贼船”的证据，而且想从李德生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找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炮弹”。李德生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谨慎应对，只是检查自己，不给“四人帮”以任何口实，以维护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不按“四人帮”的要求表明态度，他们就不断地对他进行批判，拖着会议不让收场。

会议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进行着。每天休会后，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自己住的房间，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夜晚，吃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他想，时至今日，党内斗争怎么还这样搞呢？事无大小，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恶劣做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时，我这个战士党员不是就被错误地开除过党籍吗？“文革”初期，那种恶劣做法又死灰复燃，许多领导干部也遭到了过火的斗争。现在运动已搞了八年，毛泽东再三提出要制止错误的斗争方法，怎么有的人还这样搞呢？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的那副极左的嘴脸，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那种荒唐的推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们的言行，根本反映不出一个政治局委员应有的水平，却充满着刀笔吏的可恶。

李德生的思绪又回到三年前，也是在京西宾馆，开会查处林彪事件，那时，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既把问题查得比较彻底，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政策界限掌握得比较稳妥，后来又在这里开过几个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会。而现在开李德生等几个司令员的会，江青等人阴阳怪气、强词夺理、杀气腾腾，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一些同志不了解详情，有些事情李德生等也不便多说。会议处于胶着状态，明显地拖着不能收场。

李德生想，我的事情眼前弄不清楚，将来历史总会还事物以本来面目的。如果再拖下去，可能有人还要节外生枝，引出新的事端，那样对党的事业更是不利。只有违心地作“检查”，才能改变这个局面。毛泽东讲过他曾违心地做过事，我李德生为什么不能违心一次呢？“九一三”事件后，一贯被林彪打击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不是也被张春桥强迫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吗？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李德生决定干一件违心的事情。于是，他按着他们定的调子，违心地作了一个“检查”，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

军委办公会议的负责人叶剑英，时刻关注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关心着司令员们的“检查”。

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批判李德生的那些日子里，叶剑英常通过电话，向李德生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并了解沈阳军区部队的情况，鼓励他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排除干扰，大胆工作，保重身体。叶剑英说，你还是军区司令员，要把东北方向把握住，没有事。当李德生在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叶剑英还专门到京西宾馆来看望他，嘱咐他要保重身体。1975年，李德生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去看望叶剑英时，叶剑英再次表示了对李德生的关怀。

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对李德生曾经明确表态说，你既是军委办事组的，又是国务院的，两边的工作都要说清楚。李德生认为，这是要他坚持原则，“实话实说”。

李德生作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一定的“牺牲”，但这遏制了“四人帮”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攻击，也避免了他们无休止的纠缠。

这次会议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但李德生在给我们谈到这些情况时，仍然显得有些激动。我们由此意识到，“四人帮”的借题发挥，对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的伤害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