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面批评吴法宪、叶群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书面批评吴法宪、叶群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书面批评吴法宪、叶群

清查陈伯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在中央责令他们检查交代问题以后，吴法宪、叶群等人先后写出了书面检查。

9月29日，吴法宪给毛泽东写了检讨信。信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的当”。10月14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信作了批示和批注，共有10处之多。

吴法宪在检讨信中说，自己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对此，毛泽东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在检讨信中写到，在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称天才”的语录，打印给了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对此，毛泽东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www.guayunfan.com)

毛泽东还在吴法宪信中讲到“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这句话旁边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了检讨信，检讨她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设国家主席等活动。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写了12处批示和批注。

叶群在检讨信中说，自己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并谈到黄永胜、吴法宪几次打电话给林彪和她，反映修宪小组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对此，毛泽东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信中说：“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高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是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对此，毛泽东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毛泽东还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13]

在上述对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批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明确地告诉全党，军委办事组犯的是路线错误——当时被认为最严重的错误。这里说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指的是一份被毛泽东否定的党的九大报告草稿。党的九大报告，原来是由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草稿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张春桥说那是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江青、康生也表示反对。这个草稿被否定后，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另起炉灶，重新起草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在这里毛泽东重提此事，显然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林彪。

李德生对毛泽东在批评“军委办事组”时把自己“外”出来心存感激。他认为毛泽东对情况是了解的，对他也是公正的。在这场斗争中，自己一定要跟上毛泽东思想，“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