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事变中的抉择

“8·19”事变中的抉择_关于普京的故事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改革。以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戈尔巴乔夫开始全面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取消苏共领导，将改革引上了歧途。

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强。1991年，恰好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给戈尔巴乔夫来了个釜底抽薪，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空架子。为了保住苏联，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和15个加盟共和国领袖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不过，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冷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政治声望很高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没有听命于紧急委员会，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搜捕反对派主要煽动者的决定，但他们又优柔寡断，未能果断、及时采取行动。叶利钦临危不惧，当机立断，他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即将包围他的别墅时，抢先20分钟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那里成为叶利钦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在叶利钦的鼓动下，情况发生逆转。(www.guayunfan.com)

三股政治力量——克里姆林宫（事件发起者据点、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克里米亚别墅（戈尔巴乔夫住地）、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叶利钦住地），经过两天的较量，很快有了结果。

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及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监护；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他们都是8月19日宣布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已无法逆转。

“8·19”事件中的真正指挥者就是叶利钦。他始终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白宫门前的几天斗争使他成为万人拥戴的英雄。

事件发生时，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正在莫斯科公干。作为第二大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索布恰克作出了追随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决策，听到消息，他马上向外界宣布坚决支持叶利钦，并决定立即搭乘最早一班飞机赶回圣彼得堡声援叶利钦。然而他还不知道，危险已向他悄悄迫近，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签发的大逮捕名单中，而圣彼得堡的克格勃们也开始行动，随时等着抓捕他。

政变发生当日，普京在外地度假，他马上赶回圣彼得堡，思考应对之策。就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普京长期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帮了索布恰克的大忙。克格勃内部的老关系很快就向普京通报了即将抓捕索布恰克的消息。普京不顾当时情况复杂，坚持到圣彼得堡机场迎接索布恰克。第二天，在普京的亲自指挥下，经过精心挑选的圣彼得堡的武装警卫人员在索布恰克乘坐的民航飞机刚刚在地面停稳时，便已迅速将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舷梯下，在克格勃人员赶来之前将索布恰克接出了机场，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武装保护。

那几天，虽然人们看不见普京的影子，但在索布恰克同圣彼得堡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军区领导人谈判时，普京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普京彻夜奔走在圣彼得堡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正是由于索布恰克和普京等人做工作，当地驻军才没有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保持了中立，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夺取圣彼得堡政权的行动计划以破产而告终。圣彼得堡市在1991年“8·19”政变中一直持反对政变的立场。

普京在这次政变的紧要关头，于8月20日辞去了克格勃职务（按照克格勃的规则，克格勃基干人员是永远不得离职的，只能转为“担任现职的预备役基干人员”）。普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百感交集，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我几乎被迫作出决定：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朗（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我作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