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线_竺可桢的故事

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线_竺可桢的故事

浙江大学在几次迁移中，在遵义的时间最长，从1940年初到1946年回到杭州，共在遵义停留了6年半。

到达遵义后，竺可桢充分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大力提升教学科研水平。

经过竺可桢的多方努力，浙大聘请到一大批国内一流的教授。理学院有胡刚复、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贝时璋、谈家桢、王淦昌等，文学院和师范学院有梅光迪、郑晓沧、钱穆、叶良辅、涂长望、费巩、夏永焘、丰子恺等。为了请到这些教授，竺可桢克服了种种困难。比如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提出要带四个助手一起过来，尽管当时浙大的经费很紧张，竺可桢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的物价开始上涨，物资供应日渐匮乏。到1941年，每斗米要50元钱，而在1940年，每斗米才6元钱，相差很大。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浙大的教授们也不例外。著名教授苏步青因子女多，口粮不够，只能以甘薯充饥。他的孩子考取了大学，连住校所需的被褥都没有。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也因家人生病借款，无力偿还，只好把自己珍藏的《高斯全集》20余本折价卖给学校，以还清欠款。(www.guayunfan.com)

对于这些情况，作为校长的竺可桢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些教授的家庭状况，并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竺可桢民主的作风及其对教职工的尊重，使浙大的教师们都很尊重他。在这样的年代，有这么一个好校长、好领导，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尽管物质匮乏，他们还是安心于教学科研，使浙大保持着浓郁的学术氛围。文、理、工、农、医、法及师范七个学院，人才济济，专门的研究机构遍布每一学科。

抗战期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一行，到中国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他在浙大作了《战时与平时的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他还参观了浙大校园，了解浙大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和史地系的科研成果，惊叹于浙大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作出了这么多科研成果，培养了这么多人才。他被浙大师生不惧战乱，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回到英国后，他在伦敦演讲，大力赞扬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他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在这里，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繁忙紧张的情景。他称誉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也就是在这时，浙大开始名扬海外。

竺可桢原本是个不过问政治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科学可以救国，大学教育应超脱于党派斗争之外。可严酷的现实使他日益清醒，科学家的理性和良知召唤他站到了民主斗争的前沿。

3月的雾都重庆，阴雨连绵。不下雨的日子里，则是雾蒙蒙的一片，空气潮湿得仿佛浸水的海绵。值得一提的喜事是，竺可桢在重庆与相识一年多的陈汲女士结了婚。

陈汲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著名文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源是她的哥哥。良好的家庭和教育，使陈汲具有出众的气质和学识。婚后，竺可桢偕夫人回到当时浙大所在地遵义。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政治风波正在等待着他。

学校训导长姜琦上任后，因发展三青团团员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学生会的壁报对他的做法进行了指责，他就派训导处的人把壁报撕掉，学生会的代表为此到训导处抗议，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竺可桢认为，姜琦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更身为训导长，为了这样的事与学生吵闹不休，小题大做，太不善于处理教务事宜了。为了迅速平息事端，他对训导处的人员进行了劝解，也批评了学生会的一些做法。由于早年在澄衷学堂的经历，竺可桢向来不随便开除学生。但是，姜琦却坚持要开除学生，竺可桢不得不给两个学生记过处分，想就此了结这件事。没想到，姜琦和学生的对立仍在发展和持续。

没过多久，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发来的密件。密件上说，浙大有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如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等，并列举了这些社团组织负责人的姓名，要求校方调查取缔。接着，竺可桢又收到了贵州省主席转来的内容相同的密件。

竺可桢历来主张思想自由。他认为，即使这些学生是共产党，只要他们不违法、不犯校规校纪，就不应当干涉他们。只有这样，学生的思想才能活跃，学校才能拥有良好的学术气氛和政治气氛。

但是，姜琦坚持认为学生不能有思想自由，训导处的职责就是监视和管束学生。当他看到不仅学生反对自己，而且竺可桢对自己的做法也很不满时，就假意提出辞职，想以此让竺可桢让步。但他没想到，竺可桢真的同意了他的辞职。

姜琦辞职离任后，竺可桢顶着当局的压力，聘请曾经留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不是国民党员，为人正派，爱护学生。竺可桢希望通过他使校方和学生真正融洽一致起来。

在竺可桢的诚挚聘请下，费巩同意担任半年训导长，条件是不参加国民党，也不支取训导长的兼薪。他对学生们说：

“有人称训导长为学校的警察局长，但我决不做警察局长或侦探长。我认为训导长不过是教授和导师职务的扩充。我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费巩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关心学生，自己拿钱置备了一批凳子，使学生们在饭厅里可以坐着吃饭；他想方设法改善食堂伙食，亲自领着学生在烈日下架起大锅烧开水烫臭虫；为教室安亮瓦、糊窗户、做书架；他还亲自设计改制桐油灯，供学生晚自习时使用……他因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费巩性格刚直，常常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支持学生定期开办“生活壁报”，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与学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

对于费巩的所作所为，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组织非常仇视，他们把他的言行列成一条条罪状，从各种渠道密报给重庆当局，将他列入黑名单。

一天清晨，费巩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前往北碚的复旦大学讲课时，突然神秘失踪。

消息传到遵义，竺可桢万分焦急，四处打听费巩的下落。根据当时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政治形势，竺可桢分析费巩很有可能是被特务抓捕或暗杀。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呼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与浙大教授一起联名打报告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费巩失踪案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突然间消失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一直宣传以民主、宪政立国，而费巩失踪案却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大讽刺。这一事件也使竺可桢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专政本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从缴获的特务档案中得知真相：费巩是因在重庆文化界宣言上签名，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于歌乐山集中营。

为了支持学生会纪念这位民主战士，竺可桢把生活壁报改名“费巩壁报”。从此以后，“费巩壁报”成了浙大一个重要的革命宣传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