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录》与《汰存录》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幸存录》与《汰存录》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27章　《幸存录》与《汰存录》

康熙四年（1665），曾参加《南部防乱公揭》的复社友人嘉兴人巢鸣盛（字端明），明亡后筑室其母墓侧，裹足不离。这时听说他在语溪，竟破戒前来相访。黄宗羲因出其近年所著批评夏彝仲《幸存录》中有关晚明党争观点的《汰存录》一书，请他作序。但是巢鸣盛的序，黄宗羲并不满意，于是自作《题辞》于《汰存录》之前。这篇著作，完全流露了他在反思明亡教训在党争问题上的门户之见。关于巢鸣盛来访和两篇《存录》事，黄宗羲说：乙巳（康熙四年），闻余馆语溪，破戒相访。夏彝仲有《幸存录》，言“三案”之事，得之山东张延登，是非刺谬，余作《汰存录》以正之。彝仲死节，存此《录》，使后人致议，为不幸也。端明序《汰存录》，以为彝仲亡后，他人假托其名为之，使出自彝仲，则是非可信耳《全集》第一册《思旧录·巢鸣盛》。要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要了解夏彝仲其人其书。

夏彝仲，名允彝，彝仲为其字，江苏华亭人，复社名士。崇祯十年进士，知长乐县。弘光立国，任考功主事，不赴。顺治二年，清兵入南京，他参加总兵吴志葵在吴淞的抗清活动，兵败，于是年九月投水自尽。所著有《禹贡合注》、《幸存录》。

夏彝仲为何要作《幸存录》？他在该书《自序》中说：三年崩坏，北都南陷。遗弓痛愤，生理已讫。镐京再兴，宫邻金虎。内忧外患，交至而溃。予也应死之人也，……然于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敌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就予所忆质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夏允彝《幸存录·自序》。因此，夏彝仲的《幸存录》，是对明亡较全面的反思。黄宗羲予以诘难的为其中两部分，即《门户大略》和《门户杂志》，涉及明末“三案”、崇祯定逆案、弘光朝的党争，夏彝仲的基本观点力主“调停”党争双方，提倡“和平”之说。全书摆事实，讲道理，但以东林为正，邪党为不正还是分清的，不过认为东林中有败类，逆党中也有正直人士。

黄宗羲对《幸存录》的观点大不以为然，对所摆事实的看法也截然相反。他认为《幸存录》应称为“不幸存录”，需要汰除，所以他将自己的著作称《汰存录》，他说：余见近人议论，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幸存录》。彝仲死难，人亦遂从而信之。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其倒置宜矣！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谓之“不幸存录”可也。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余故摘其一二辨之，所以爱彝仲耳。双瀑院住持识《全集》第一册《汰存录·题辞》。那么，在黄宗羲看来，《幸存录》是如何“倒置是非”的呢？(www.guayunfan.com)

夏彝仲在《门户大略》中，略述万历末年东林、浙党之起，直至南明弘光朝阮大铖几起大狱的党争情况。他在略述中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党争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他的反思结论很明显：朋党误国，赞成“调停”双方之争，使之“和平”。他说：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延宗社，固所宜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既然明末党争，祸延宗社，那么，从历史反思来说，对党争应采取什么态度？他称赞在党争中采取“调停”双方，使之“和平”，以减轻甚或消弥矛盾的人物。他认为天启初年，众正立朝时，魏忠贤虽阴持国柄，但“初亦雅意诸贤”，但诸贤因为他倾杀司礼太监王安，就对他相继弹劾，还牵连天启的乳母客氏。当时首辅东林的叶向高，“故欲调停之，而诸贤必欲逐去为快。杨涟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仇。向高亟去，而大事坏矣”。他指出：若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既疑其异己，必操戈随之。虽有贤者，畏其锋而不能自持。……实有和平无竞、公正无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甚，后忿深前，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然夏彝仲并不是对双方各打二十大板，他说二党之于国是，皆不可谓无罪，平心论之，如顾宪成、邹元标、杨涟、左光斗、文震孟、姚希孟、张溥、马世奇辈，“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如沈一贯、兀诗教、赵兴邦、魏广微、崔呈秀、温体仁、周延儒、马士英、阮大铖，“皆公论所不与也”。不过他指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所以他在批评双方中，是非、贤奸是分清楚的；双方中也杂有贤奸之徒，攻东林中贤人很少，这一分析也是事实。

可是黄宗羲对夏彝仲提“和平”之说以及对两党的上述评价极不以为然。他首先否认有东林党的存在，他说：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名为党可也，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由此而逆推之，则劾江陵（张居正）者，亦可曰东林也；劾分宜（严嵩）者，劾刘瑾、王振者，亦可曰东林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而已矣。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全集》第一册《汰存录》一。这是黄宗羲一贯的观点，早在《留书·朋党》篇，后来在他的《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中也有同样的叙述。黄宗羲只承认有东林学派，而没有东林党，东林党之名，是邪党“加之名目”的。

其实，东林党之名，有一个过程，黄宗羲说顾宪成东林书院成立后，“其他闻风而起者，毗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蒞焉”。这些东南一带的四方之士，奉东林书院为首领，一起“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虽无东林党之名，而有东林党之实，其影响之大，决非在东林书院讲学、听讲及依附者数人而已。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进入政府，与其他正直官员一起，试图整顿吏治，自然地形成与邪党对立之势，至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后，才正式有了“东林党”之名。然而，无论是东林也好，浙、楚、宣、昆、齐的邪党也好，这些名称都不是自称的，都是对方所加。《东林始末》的编者说：“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沈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蒋大鸿《东林始末》万历二十二年条。东林作为政治派别而存在，无可讳言。黄宗羲自己也说：“福清（叶向高）素无根柢于旧相，特为东林所期许，得入”，“新资台谏，附和东林者十八九”，他所说的“东林”，并非指在东林书院中讲学的东林，而是指在朝廷上正直官员的东林。所以有无党名，只是形式而已。夏彝仲所说主旨，不在于“无党”，他在《门户大略》一开始就说：“三代以下代有朋党”，他只主张在党争中予以“调停”，“和平”，防止激化到置国事于不顾，造成祸延宗社的惨状。所以黄宗羲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是错了。

黄宗羲接着着力批评夏彝仲的“调停”、“和平”之说。他的理由有二：

其一：“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他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庄烈帝（崇祯）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彝仲犹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今必以其未知和平也，使正者有资乎邪，是者有资乎非，犹可谓之君子乎《全集》第一册《汰存录》一。？黄宗羲的“和平亡国说”举崇祯之例来说明，是不符合事实的。崇祯杀魏忠贤、客氏定逆案后，发现内阁大臣多是魏忠贤所用的人，于是摹仿古代枚卜探阄的办法，来求内阁大臣，“首得（钱）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当时辅臣请再加二人，于是“复得周道登、刘鸿训”《明史》卷二百五十一《钱龙锡》。这不是开玩笑吗？把国家兴亡大事，付与不可知的天老爷，这与崇祯认为东林是君子，攻东林者是小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崇祯一朝十七年，宰相如走马灯一样有五十位，如东林的文震孟，为内阁大臣一年都不到，而阉党余孽温体仁，“帝以为朴忠、愈信任之”，“恩礼优渥无与比”《明史》卷三百八《温体仁》。任内阁大臣达八年之久。这怎能说崇祯“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和“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呢？其实是崇祯错看小人为君子了。所以黄宗羲的“和平亡国”说是不成立的。

黄宗羲又批评夏彝仲的“东林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之说。他认为“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他将君子与小人之分，看作国家治乱的关键，是受刘宗周影响的结果。崇祯八年，温体仁在朝时，刘宗周曾上疏谏崇祯没有处理好袁崇焕之狱，“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觉。人才之不竞也，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也”《全集》第一册《子刘子行状》卷上。但是，刘宗周并未提倡“君子小人不两立”，就在这封谏疏里，他提到“有用小人之君子”，老师的观点，比黄宗羲宽松多了。

黄宗羲反对“和平”、“调停”之说的第二条理由是：“天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他举例说，如宋代二程的洛学，与三苏蜀学之间，属议论的不同，是可以的，而东汉党锢之祸，党人与宦官，属流品之异。他说：夫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在议论者，和平之说未可尽废，在流品者，此治彼乱，间不容发，如之何其和平也？《全集》第一册《汰存录》一。他责难夏彝仲，既然知道攻东林者的领袖为小人，而又说其中杂有“清操独立之人”，难道天下有清操独立的人肯同于兀诗教、赵兴邦，同于崔呈秀、魏广微，同于马士英、阮大铖吗？他说，我决不相信。

但是，事实上，东林方面主张调停、和平的实不乏其人。引黄遵素入京为官的邹元标，在天启元年就“首进和衷之说”，他上疏：“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成。往者不以进贤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他说得何其沉痛，目光又何其敏锐！除邹元标外，叶向高也是，《明史》称他“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美类”，但“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也属于主张调停、和平论者。

此外，还有黄尊素。在阮大铖暗中发动第一次汪文言之狱时，他有《止阮大铖祸始书》；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是东林与阉党的一次生死存亡决战，此前，他予以劝止；魏大中欲劾魏广微庙享迟到，他有《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魏大中不听，致使魏广微作《缙绅便览》，魏忠贤按名单大肆捕杀东林。这三件天启四年发生的大事，事关东林阉党双方势力的消长，黄尊素都采取调停、和平的手段。特别是黄尊素的《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重点分析君子与小人问题。他首先说：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乱，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乱。为什么？他先讲君子与小人混淆之祸，说：庙堂之上，君子指小人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人主无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并进，究则进者唯小人而已。小人进而天下有不乱乎？《黄忠端公文集·文略》三《止魏廓院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那么，为何君子小人判若黑白，也会致天下乱呢？他接下去说：小人虽与小人为朋，亦未尝不欲与君子为朋。小人但恶其碍己者，亦未尝以其为君子而恶之，以其为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显也。小人决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小人不因为你是小人，我才与你朋比，也不因为你是君子，才排斥你。“小人但恶其碍己者”，政治利害之所在，决定小人好恶之所在。黄尊素对此洞若观火，这正是他政治智慧之处。因此他说，如果使两者判若黑白，妨害小人的仕途，小人“势穷理极，为君子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国狗之瘈，无不噬也，而君子之祸烈矣”。如果你痛打落水狗，小人就撕破脸皮，他才不顾背上小人之名与否而反噬你一口了，为祸就烈了。

至于君子，黄尊素认为要明白地区分君子小人之名，要看当时政势形势来决定。他说：为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为，彼有可决之势，则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势焰方张，君子之营垒不固，则君子小人之名无徒过为分别，使小人各怀廉耻之心，其祸可以少衰。如果君子力量强，小人有隙可乘，可以正君子、小人之名。否则，就不要将两者判若黑白，不要将小人的廉耻之心全剥光，祸害可少一些。

黄尊素这段话，正好是对黄宗羲用“君子小人不两立”、“流品之分无和平”来批评夏彝仲的观点的反批评。黄尊素是政治家，政治家深知必须壮大自己力量，拉拢中间力量，甚至争取敌对力量以为我用，决不能将自己或中间力量，推向敌人。何况，君子、小人之分不是天生的，人是可以改变的。

从明末政局来看，不但东林一方，在攻东林的一方和既非东林，又非攻东林的中间人士，也有主张“和平”的，如开黑名单导魏忠贤大肆捕害杨涟等人的魏广微，竟也出疏救杨涟等人。“杨涟等下狱，广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于逆贤。冢臣崔景荣有书劝其申救，广微因此出揭”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上奏，触怒了魏忠贤。另一阉党冯铨，希魏阉意，令人疏劾魏广微“脚跟不稳”，攻崔景荣“倡调停之说，以媚逆邪”。魏广微大惧，引疾回籍，而倡“调停之说”的崔景荣则削籍夺官为民。

崔景荣并非东林，也不是阉党。他原退职在家，是魏忠贤排挤吏部尚书赵南星后起用的，原想依之为助。不料崔不为动，反而企图营救杨涟，“调停”双方。

当时试图营救周顺昌、黄尊素等人的还有一位“攻东林”的“小人”，即夏彝仲所说的王永光。夏彝仲说：王永光亦清执，王恭厂之变，其《疏》独侃侃。……东林必欲逐之而去，永光愤激为难，引袁宏勋、张道濬辈，再起玄黄之争，实已甚之故耳。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王永光在天启五年任兵部尚书，史称其“居官廉而为人强悍沉鸷，雅不喜东林”，他是因魏忠贤同乡而被起用。天启五年北京发生一次规模巨大的地震，即“王恭厂之变”，民居损坏一万九百余间，连乾清宫的皇帝御座也被毁，死伤数千人。明熹宗非常惊慌，以为天老爷责怪，下诏责己。时正好杨涟、左光斗六君子已被害于诏狱，黄尊素等七君子继之被捕，朝野震骇。职方主事张履端、王陞趁机密草一《疏》，试图营救。由于王永光初至，又是魏忠贤同乡，因此请王永光上疏，此《疏》节略如下：古今灾异洊臻，必朝有纰政，位有憸人，颠倒悖谬，然后逢天瘅怒，而谴告随之。……臣请就诸臣言之，植党背公，招权纳贿者既伏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尔位否？怀忿呈臆，破坏封疆者，既肆诸市矣，今果能协力和衷，共行敌忾否？……今纍囚半归秘狱，追赃便尔陨生，虽曰罪皆自取，无乃伤好生之德乎？甚至秋后与不时并律，囊首与绞斩同毙，痛快之举，每足上干天和。请自今小大诸狱悉付法曹，罪疑惟轻者，或开其减免之一线，罚当厥咎者，仍念其亲属之无辜：肃杀之后，继以阳春，此其时矣。……他若宣传诏旨，或以误而成讹，不若票拟尽还之政府；甄别品流，或以疑而成溷，不若邪正尽付之公评万斯同《明史列传稿·王永光》。这就是夏彝仲所说的王永光王恭厂之变的侃侃之《疏》。此《疏》击中了阉党专权的要害，即“小大诸狱，悉付法曹”，通过政府的刑部司法机构和法律来处理，而不是置之于锦衣卫和东厂等特务机关以及诏狱，实即针对阉党私设的刑庭不按法律处理而言。“票拟尽还之政府”，“票拟”，即内阁大臣对奏章的拟答，须进呈皇帝以硃笔批示决定，依法是内阁首辅之权。阉党专权后，票拟和批红，全由魏忠贤独揽。“正邪尽付之公评”，指官员是正是邪，应由“京察”公评，即按制度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和考功郎中来主持考评，决定去留，而不能由阉党私自决定。这三点，剥夺了魏忠贤的绝对权力，一切回归法制。

王永光这《疏》一出，在当时噤若寒蝉的舆论情况下，“天下传诵”。魏忠贤自然大怒，矫旨切责，犹以为王永光是他们的同类，所以尚未予以排斥。可是，这个月又发生余震，朝天宫受灾，王永光又率其兵部僚属上疏，其中说：今上天之谴告愈殷，人情之洶惧益甚。患生叵测，恐难再缓须臾。……或圣心未回，天威愈赫赫，臣等即欲耕食凿饮，以农夫没世，亦不可得，况能保有崇阶，得长侍阙廷哉！万斯同《明史列传稿·王永光》。说得非常痛切。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当是时，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周起元，犹系秘狱未死，永光觊其生，故呼号益急。忠贤辈知其情，愈怒矫旨谯让，永光遂连疏移疾归。所以王永光接连两《疏》，有意救黄尊素等七人。他在第一《疏》中提出“协力和衷”，既见之于言，又见之于行，怎能说“攻东林”中没有“清操独立之人”呢？

王永光上奏的第一《疏》，虽由张履端、王陞起草，其实在上奏前，王永光作了修改。黄宗羲曾为张履端作传，名《明司马澹若张公传》（澹若为张履端号），也记载了一部分张履端起草的此《疏》内容，如果将两篇《疏》对照，除了字句修饰外，黄著张《传》中少了有关“票拟尽还之政府”、“邪正尽付之公论”这些内容，说明这些内容是王永光加上去的。所以此《疏》可以说是王永光、张履端、王陞三人的作品，王永光并非单纯的代为转手上奏而已。

黄宗羲在其所著张履端《传》中，是如何评论王永光上奏的此《疏》呢？他一方面说：“海内方污秽朝廷，闻是《疏》之上，莫不举手加额，以为中流一壶。”《全集》第十册《明司马澹若张公传》。大加称赞，但他称赞的是张履端而非王永光，对王永光，却作如下评论：公（张履端）衔《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长垣王永光也。长垣固攻东林者，然其人有权术，把持局面，亦不欲寄干儿门客之虎落，思深虑远，得公《疏》，竟上之。黄宗羲错了，天启五年，王永光才任兵部尚书，此时他虽“雅不喜东林”，但尚未攻东林。说他不想做魏阉的干儿、门客，说明他虽因与魏忠贤是同乡，魏忠贤因而起用他，但他并不与阉党同流合污，保持与魏阉的一定距离，是一位既非东林，也非阉党的中间人物。至于说他“思深虑远”，代张、王上《疏》攻击魏阉是为了“把持局面”，当时魏阉的权力生杀予夺，如日中天，王永光要把持局面，就应像崔呈秀那样自称干儿才行，为什么要冒大不韪上《疏》攻击阉党因而被迫辞官呢？黄宗羲如此评论王永光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称赞起草此《疏》的张履端，否定代为上《疏》的王永光，说“公（张履端）之于长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义，此陈了翁不能得之于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谓奇乎！”《全集》第十册《明司马澹若张公传》。如果王张两人势若水火，王怎肯为张代上疏呢？于理不通。黄宗羲在《澹若张公传》中完全不提王永光第二次上的《疏》，这次上《疏》是王永光自己主动起草，主动率兵部同僚一起上奏的，这一功劳，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崇祯即位，拜王永光为户部尚书，参与定逆案。当时掌权的东林全忘了他“天下传诵”的《疏》，仍指他为魏忠贤余党。于是“朝士以永光附逆，不当使定逆案，诋毁之。永光内惭，益相水火”，东林且多次相继弹劾他，“永光计无复之，遂发愤为难”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汰存录跋》。正如夏彝仲所说：“东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愤激为难，引用袁宏勋、张道濬辈，再起玄黄之争，实已甚之故耳。”

黄宗羲针对夏彝仲此说，对王永光作如下评论：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随波逐浪之小人。……逆案内之杨维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谓为魁十数人者也。逆阉既诛，逆案未定，杨维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绍述逆阉之政者也。袁宏勋、张道濬、高捷、史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使为已甚，则进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全集》第一册《汰存录》七。黄宗羲只看到王永光后一段事迹，完全忽略了前一段事迹，更不应该将王永光救他父亲黄尊素等七君子的苦心一字不提。他也不想一想，将王永光这样不同意魏忠贤残暴统治而被罢官的人物，推向敌对阵营，正是他的君子小人不两立，流品不同不能和平这一极端思想支配的结果吗？因此，黄宗羲惨遭家国之变，对阉党的深刻仇恨，蒙蔽了他的心灵，使他在明末党争于明亡作用问题上的反思陷入错误境地。但这并不是说在明亡反思的总体上，他的视野不如夏彝仲开阔。明代的灭亡，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造成政治腐败的必然。在这个问题上，夏彝仲大不如黄宗羲。夏彝仲尚未跳出对皇帝愚忠的局限性，他在《幸存录》中称赞“烈皇帝”（崇祯）的“神明”，甚至称赞贪婪、荒淫的南明弘光为“宽仁”之主，将明亡的责任，全推到臣下的身上。黄宗羲虽然在《汰存录》中说“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他敢于从君主身上找寻明亡的原因，因而在明亡反思上，比夏彝仲站在更高的制高点上，使他能指出：“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称弘光宽仁而虚己，然则晋惠、东昏，皆足以当之。”《全集》第一册《汰存录》十。这显然比夏彝仲看得更正确。

此外，某些个案的事实，如梃击案的张差一案，红丸案的李可灼案，杨维垣应否入逆案，乃至对温体仁的评价，黄宗羲所说大体正确。不过从朋党亡国的反思上，黄宗羲陷入了门户之见。故全祖望在《汰存录跋》中同意郑平子的“梨洲门户之见太重”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汰存录跋》。的观点。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在《孟子师说》和《黄忠端公文集》的补注里得到了自我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