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执行西安事变的后备方案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参与执行西安事变的后备方案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反对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发动兵谏，扣押了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一时间全国大哗。两种声音、两种态度、两种处置、两种结果，围绕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倒蒋派与保蒋派翻云覆雨，国共两党间也展开了新的角逐。

早在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做把东北军广大官兵引向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之路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传令伍修权到前方去，正是为了让他赶去做东北军战俘的工作。直罗镇战役中，一大批东北军的下级军官被红军俘虏，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再一一释放。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叶剑英，他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声望，伍修权被调去协助他。这批被俘军官到安塞集中后，叶剑英和伍修权等向他们多次讲解中国共产党“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站到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阵营中来。伍修权还遵照叶剑英的布置，为这批被俘军官上了多次政治课。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位叫高福源的东北军团长，主动提出他可以回去做自己上司王以哲军长的工作，再通过他去说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伍修权在同高福源谈话中，感觉他是正直的爱国军官，豪爽的东北大汉，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不满，就因势利导地对他进行启发开导，使他有所觉悟。后来，高福源回到了东北军，面见了王以哲和张学良，加上陆续释放回去的那批军官的活动，促成了东北军内部特别是张学良的思想转变。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派伍修权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送交驻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次会议决定“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并于2月派李克农去洛川与王以哲会谈合作事宜，随后周恩来与张学良也在此地进行了秘密会谈。东征战役中，红军主力之所以离开陕北根据地，挥师山西而无后顾之忧，便是以做东北军的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前提的。

同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叶剑英，委员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欧阳钦、边章五等，从组织协调和人员配置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对东北军团结、引导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经过多渠道、多层面的接触，东北军和西北军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共识，增进了互信，拓展了合作关系。(www.guayunfan.com)

西安事变发生后，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张学良，承受了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压力。经过数日苦闷与彷徨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17日派飞机把周恩来、叶剑英等接到西安共商大计。紧接着，伍修权也接到通知，放下手头一切工作，与李克农、边章五等赶赴西安，接受紧急任务。他们到达后，马上感到西安以至全国箭在弦上的紧张态势。国民党方面的倒蒋派打着救蒋的幌子，拟调集战机轰炸西安，以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既除掉蒋介石，又嫁祸于亲共的张、杨，而把破坏联合抗战的罪名推到共产党头上。海外各国也密切关注着西安事态的发展，有的巴不得事态一发而不可收，妄图坐收渔翁之利，如日本；有的从本国的在华利益和援蒋的既定国策出发，站出来当和事佬，如美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并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叶剑英向伍修权等介绍情况，交代任务。他说，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张、杨达成的协议，准备在蒋介石拒绝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针的情况下，由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在陕甘宁地区率先树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样板，并决定由伍修权和边章五参加联合司令部的筹建工作。领受任务后，伍修权迅即与东北军、西北军负责筹建的将领讨论联合司令部架构、三方人员比例等具体事项。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每天忙于同各方面谈判磋商，向保安发回报告、请示，中共中央也不断发来密电、急电。待命参加抗日联军司令部筹建工作的伍修权、边章五等，还有奉命陆续来到西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许建国等，虽未直接参与事变中的高层会谈，却也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分别执行着各自的任务。

李克农时任在西安协调解决西安事变后续事务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具体负责代表团内部的领导工作，他随时来向伍修权等通报新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叶剑英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到驻地，接着又与李克农和负责秘书工作的童小鹏等研究情况，讨论工作，半夜过后才休息是家常便饭。通过各方努力，蒋介石被迫同意接受中国共产党与张、杨共同提出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筹建西北抗日联军的任务随之解除，转而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伍修权等人奉命离开西安时，将一批爱国青年和几位民主人士一起带回了陕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