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根据地建设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敌强我弱态势最为明显持久、敌伪统治完备而严密、交通条件又极有利于敌军出动集结的东北地区而言，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从东北实际出发，杨靖宇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建设，把根据地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策略积累了经验。

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也都曾及时予以指示。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指示：“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工作日程上来”[27]，省委随即致信杨靖宇，其中专门谈到“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与创造革命根据地”问题，指出，“针对南满游击区的情形，首先必须把现在的游击区域（北区、中区及西南区）打成一片，在巩固和扩大现有游击区的基础上来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又说，“省委认为目前必须以北区、中区及西南区三游击区为对象来创造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必须在下列条件下来建立：最大限度的开展游击区内的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尽量武装游击区的群众，组成农民自卫队、游击队等组织，摧毁一切反动的统治，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建立广大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巩固和扩大原有游击区。”同时指出：“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绝对不是死守原有游击区，恰正相反，只有扩大游击区，才能真正走向根据地的创造。”

遵照中央和满洲省委指示，杨靖宇等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其所开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是符合根据地建立的三项标准的，即（1）建有抗日武装部队，并消灭战胜敌人；（2）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抗日团体，发展民众武装；（3）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实际斗争中，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和日伪军不断向抗日武装展开“讨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东北抗日武装创建的根据地经常遭到敌人破坏，难以得到长时期的巩固，往往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在形态、内容上还不很完备，如政权形式多以农民委员会代行人民革命政府职能，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关内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这种根据地也被称之为游击根据地。对于东北根据地与内地的不同点，李范五作了详细的说明：

各种形式的根据地，都是在东北当时具体情况下，随着敌情的变化而产生、存在和消失的，这与红军江西时期及抗战时期华北一带所建立的巩固根据地不一样。有人说东北抗联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建立巩固根据地，这种说法，是不适合东北当时实际情况的。第一，东北山里居民特少，多半是季节性进山搞山货的，采蘑菇、木耳，挖人参、种大烟、打猎、烧木炭等，他们人数不多，不是常年住在山里，过了生产季节就出山了。在浅山区有些小屯、单户，边种田边搞副业，这多半是山东省“下关东”的人，人数也不多，他们的粮食自己还不够吃，那有粮供给我军。这与南方、华北山区人口多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二，敌人推行并村政策，首先把山里这些人赶出来，使我们在山里无房可住、无粮可吃。企图把我们困死在山里。第三，敌人建立“集团部落”多半在交通方便地方，如果我们袭击“集团部落”，敌军马上乘汽车就来。在上述条件下，怎能谈到建立巩固根据地？显然照搬江西办法，在东北情况下是行不通的。[28](www.guayunfan.com)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群众性公开的根据地。第二种是密营，这就是在比较远的深山老林里建立秘密营房。第三种是群众性的秘密游击根据地。这就是在沿山与平原接壤地带，或在山区居民较厚的地带建立游击区。在游击区内及其附近，原来就有地方的秘密的群众工作基础，地方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在兵源、粮食、军用品及传送情报等方面支援我军，使我军在这些地区能够顺利发展和进行活动，有力地打击敌人。这种公开军事斗争和地方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游击区，是当时比较好的游击根据地，也就是当时我们说的老游击区”。[29]

开始时，杨靖宇同磐石中心县委同志一道，在磐石红石砬子地方建立了最早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里群众基础好，是磐石中心县委较早开展党的活动的地方。以后，杨靖宇在领导部队与日伪军斗争过程中，又以此为基础，不断巩固、发展建成磐石游击根据地。这一游击根据地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相对固定的区域，建立了人民抗日政权（以农民委员会形式出现），有群众抗日斗争活动，是红军游击队休养生息之地。

在此之前，即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时期，部队在磐石东部开展游击活动，尚未能建立起根据地。1932年12月，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编为红军游击队转至磐石西部地区活动后，才开始着手建立起以红石砬子为中心区域，方圆几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1月，杨靖宇任南满游击队政委后，率领游击队活动在红石砬子一带，开始创建游击根据地，他每到一地便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建立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后改称农民委员会），作为当地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行使政权职能的组织。还建立了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反日会、农民自卫队、妇女反日会、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群众反日组织。同时，帮助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如在玻璃河套、拐子坑等地曾发动农民开展“二八”减租斗争。为发动群众，在一些地方还开展过分粮、吃大户、抗租、抗债斗争（这种斗争在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开始改变）。在游击根据地边缘地带和游击区开展过反对敌人烧杀、拉夫、修道、修营房、查户口，及收房捐、火药捐、会兵费、照相费（办理居住证即“良民证”一类证件之用——引者注）的斗争等。

随着杨靖宇所率南满游击队的艰苦奋战，游击区域逐渐扩大。1933年春，在磐石、伊通、烟筒山之间开辟了游击区域，以红石砬子为中心的磐石游击根据地不断巩固，1933年下半年很快由磐石扩展至伊通县境。

在磐石游击根据地内，党组织较为健全。1934年1月24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一份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记载，到1933年末，在磐石玻璃河套已有5个党支部，80名党员；磐北区有4个党支部，35名党员；伊双特支有16名党员；磐东党支部有16名党员；拐子坑特支有15名党员。在磐东、磐北、玻璃河套、拐子坑及伊通有80名团员。

在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协助下，磐石游击根据地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农民自卫队、农民协会等组织曾发展到很大规模。上述报告记载，至1934年1月，磐石各地共有反日会员3390名，农民委员会会员1200名，农民自卫队（赤卫队）员220名，农民协会会员290名。青少年组织也有很大发展，1933年10月5日，据团磐石中心县委统计，磐石青年义勇军有16个小队，童子团员有750名，少年先锋队员有1100名。

在游击根据地内，农民委员会实际是乡村政权机关。农民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特殊环境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政权的一种形式。1933年1月26日，中央在《一·二六指示信》中指出：“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广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加之农民委员会政策符合民意，给广大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因而具有很大权力，其决定广大群众都认真遵守，无论大事小情，都要通过农民委员会才能解决，甚至一些离婚案件也要由其处理。1934年1月18日，省委巡视员傅世昌在《关于海龙、磐石县党团军情形》的报告中记述：

我们游击区情形：凡是有组织地方，除伊通城及刘家店全是游击区。在这里面无敌人会兵及驻军，无一切满匪捐税，无地租（大部分如磐西、磐北、磐东）。因地主已全部被驱走，无人敢去。我们的政权组织在磐西有农民委员会，他规定向区外卖粮只限大豆、大麦、小麦三种，并规定雇农日工、月工、年工之工价，较非游击区高三分之一，没收走狗地主粮食、财产，由农委经济部管理，并领导分粮，为游击队准备粮食等。军事部领导全区一百余（多半有武装）自卫队及四十多青年义勇军，这两部是农委组织中工作较健全的。

磐石游击根据地内基本没有地主，五分之四的农户是自耕农。每户农民耕种土地一二顷至七八顷不等。因无地主的地租，没有各种苛捐杂税，有大半以上的农民可以自给自足，这与非游击区迥然不同。农忙时，红军游击队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军都对农民予以帮助，在玻璃河套地区，每到春耕时就是由红军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供给农民马匹，使当地农民及时种上地。在那里粮食较为充足，还有几个农民专门从事日用品生意，买卖粮食、烧酒、食盐及火柴、煤油等，故玻璃河套地区一般住户日用品不很缺乏。广大农民生活状况较非游击区要好一些。

在游击根据地内建有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他们能有效地保卫地方安全和正常秩序。土匪前来骚扰，就迅速出剿，予以打击。因此，小帮土匪不敢出来抢劫农民饲养的牛、马、驴、骡等牲畜。这里的农民有安全感。如磐西农民自卫队一个分队（约20余人）曾在蛤蚂河子消灭两股土匪，维护了地方安全，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除保卫地方安全外，还经常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或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进行夜间巡逻。

在磐石游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鱼水关系。广大群众在红军游击队的保护下，过着太平日子。在这里，不仅土匪不敢前来抢劫，就是其他抗日军前来活动，一般也不敢违犯群众纪律。因其长官对士兵说：“这是红军地盘，不许乱来和有不好的行动。”红军游击队为了保证广大贫苦农民度过春荒，曾多次将在对敌战斗中缴获的粮食分给农民。分粮时，一般由部队政治部负责召开群众开会，按户分给，在组织工作较好的地方，贫苦者多分，较富裕者少分。在新开辟的区域，因无法调查贫富，采取平均分配。这种办法虽有不尽合理之处，但不管怎样，广大农民在春荒之际都能平安度过。这完全得利于红军游击队组织的分粮斗争。

杨靖宇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与群众处好关系。他说，红军游击队是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为群众利益、民族利益而进行抗日活动的，因此就要时刻依靠群众，不脱离群众，取得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持。游击队员对群众十分亲热，不管走到哪里，是长驻还是暂时停留，对群众总是报以和蔼的态度，不但没有打、骂和随便支使老百姓干这干那的现象，而且游击队员还专门主动地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子、干庄稼活。住在群众家从不挑吃喝，吃饭总是按价付钱。同时，杨靖宇也十分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群众觉悟，部队经常召集游击根据地内的群众开会，讲抗日救国道理，以抗日的实际行动影响广大群众。由于部队有着严格的群众纪律，广大群众非常热爱红军游击队，视为自己的亲人，游击队每次作战撤出战斗返回时，游击根据地群众都主动前来慰劳，亲热地拉着战士们的手问长问短。有的挎来一筐鸡蛋，有的拿来精心制作的军鞋。杨靖宇穿的一双棉袜子就是根据地一位朝鲜族老大娘给缝制的。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情况十分关心，对待干部、战士就像对自家亲人一样。

一次，红军游击队与伪满军在磐石道岔沟展开战斗，一名战士牺牲，伪满军被打死15人。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自动捐款买来一口棺材，隆重地安葬了这位牺牲的游击队员，并召开群众大会予以追悼，而对被打死的那些伪满军，群众根本不予理睬。事后，一些伪满军士兵说：“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而斗争的，因此群众拥护红军，当红军士兵死也光荣。我们不但没有群众拥护，死的时候，无人理。以后，我们也要参加红军。”

在游击根据地，群众一看见红军游击队，便面露笑容，热烈欢迎。一次，红军游击队在小石砬子与敌人战斗中，马匹受惊失散，被群众截住后，都牵到农民委员会送还部队。在大兴川，一位农民见到游击队军医的失物，也主动送还部队。

上述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红军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多么密切。人民军队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十分融洽，亲如一家。1934年“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磐石游击根据地内有十余处地方召开反日大会，共2000余名群众参加，庆祝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广大群众还积极募捐支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他们视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自己的军队。

在磐石游击根据地建有后方医院和武器修理所。据1934年1月30日傅世昌《关于磐石反日游击运动情形报告》记载，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磐石设有医院和修械所。秘密医院共有三处，每所医院都有一名医生，有女同志负责煮饭，一名男同志负责打柴买东西。住在医院的伤病员能经常吃到大米饭，半月能吃到一次猪肉和白面。医院里的医生，其中有两名技术比较好。1933年4月，江北石虎医院曾被敌人破坏，三名养病战士牺牲，药品及医疗器械全部损失掉了。磐石医院曾于1934年春为躲避敌人“讨伐”而撤离。9月，又在磐西成立一个秘密医院，安置伤病员，由医官徐哲负责。在伊通有一临时医疗所安置伤员，医生是一位朝鲜同志。部队越过辉发江到江南地区后，司令部又建立一所临时医院，安置伤病员，医生也是朝鲜同志。在南满游击队有一秘密医院，一位姓高的医生负责看病，不仅医治人民革命军部队伤员，还曾收留几名抗日义勇军的伤病员。

修械所能够修理各种坏枪，有的还能制造少量子弹。游击队员每次与敌人作战后，都把打过的子弹壳拿回来给修械所，让他们重新装药再做子弹用。为防止敌人破坏，修械所地址不固定，春天时在这个山上，夏天时又搬到那个山里。除医院、修械所外，还有缝纫所，工人们自带机器，为人民革命军战士制作服装。

在当时，尽管因条件所限，这些医院、修械所、缝纫所都十分简陋，但这些设施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为抗日武装的生存，为其取得斗争的胜利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游击根据地中的医院、修械所、缝纫所，杨靖宇十分关心，常常亲自过问其工作情况，积极帮助解决困难，以使之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1933年10月至11月，敌人多次向磐石游击根据地展开围攻，致使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但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杨靖宇留在磐石活动的部队协助下，得以逐渐恢复。据1934年5月25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记载，磐石游击根据地内有党员191名，其中妇女党员15名，朝鲜族党员35名，建有三个区委、三个特支（伊通特支、江南特支、吉海特支）、两个直属支部（工人支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党组织（党支部、小组）是在敌人“归大屯”的地方恢复建立的。这些党组织占磐石全部党组织的三分之二。在磐石之外，还在已“归大屯”的双阳建立了支部。在伊通发展了新区域支部。1934年8月1日，县委组织召开的反日斗争大会，参加人员达l034人。其间参加分粮斗争人数有2090人。6、7两个月开展捕捉汉奸、走狗的斗争达18次之多。在敌人“围攻”后的短短几个月中，磐石游击根据地以自卫队员为骨干的抗日群众，于各地开展肃清走狗的斗争共约200次，其中农民群众没收走狗财产5次。在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团配合下，伊通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没收了汉奸走狗牛马、衣物、枪支、钱款。同时，还动员50余户群众开展反对砍林子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外，还开展了拥护慰问人民革命军的各种活动。

1934年冬，磐石游击根据地在敌人进攻下，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曾转移到濛江那尔轰根据地开展工作。1935年10月以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一部又在磐石、伊通境内恢复游击根据地一些设施，并建立许多密营，以此为依托，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4月15日，日伪当局对磐石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落入魔爪者达197人，磐石中心县委及群众抗日组织被彻底破坏，磐石游击根据地的基础最后丧失。

在拓展游击区域的同时，杨靖宇十分注意不断巩固旧有区域，使之发展成为游击根据地，1933年10月，杨靖宇率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主力南下，进至辉发江南地区后，不仅冲破了日伪当局极为残酷的大“围剿”，在血战中保存、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在更加广阔的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

这新的游击区域包括桦甸（江南部分）、金川、濛江、柳河、通化、临江、辉南等十来个县。1934年春，第一军独立师又南下进至清原、兴京、桓仁、本溪等地。1935年，杨靖宇又指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开拓了凤城、宽甸等辽东游击区及辑安游击区。随着游击区域的不断扩大，杨靖宇经常教育部队干部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中，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要求把这两者与开展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在杨靖宇的带动下，各部队领导都把开展群众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每到一游击区都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帮助建立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组织，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条件。据1934年9月28日的一份《关于南满游击区和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形的报告》统计，1934年8月，江北游击区，在党团县委领导下的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约有1500余人。濛江、辉南、桦甸一带，由江南党团特支领导的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120余人，武器有洋炮、快枪等。反日会会员，江北共1000多人，江南200多人。在旧游击区，约有80%的农户都参加了反日会。

在反日会组织于各地普遍建立的基础上，1934年8月22日至27日，在磐石县磐北召开了南满反日总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南满反日总会筹备处委员与磐东、磐西、磐北、伊通等地的反日会代表，妇女反日会代表10余人。会上选举产生了南满反日总会，选出委员9人，通过了《南满反日总会斗争纲领》《南满反日总会章程》和《南满反日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南满反日总会成立后，各地反日会组织迅速发展。在南满地区磐石、双阳、伊通、桦甸、西安、辉南、金川、濛江、柳河、海龙、抚松、临江、清原、桓仁、通化、东丰、西丰等17个县纷纷建立起反日会。其组织系统为南满反日总会下辖县反日会、区反日会、反日支会、反日分会（分会为基本单位）。据1934年11月5日中共南满一大决议统计，南满各县共有反日会员6000余人，妇女反日会员700余人。

在游击区域不断扩展的形势下，1934年10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致信南满党组织和杨靖宇，指出：“目前游击区域已包括二十县，暂时依照你们计划分四个区域来开展游击运动，但是必须集中主要的力量在已有的旧游击区域（第一区）及第二、第三区活动，首先巩固与发展这些区域，不要无中心无目的东游西击，顾此失彼，应当立刻准备根据地的创造与建立，但不是死守根据地，同时应当开展其他游击区域，不是死守旧的区域”。遵照省委指示，杨靖宇指挥部队不断巩固发展已有区域，积极从事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与此同时，还在这些区域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抗日会），发展民众武装（农民自卫队），建立抗日政权（农民委员会），使游击区转化为游击根据地。就这样创造、建立了数块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主要有濛江那尔轰、桓仁老秃顶子山、本溪和尚帽子山、金川河里、“三块石”（位于抚顺、新宾、本溪三县交界处）等游击根据地。

濛江那尔轰游击根据地，位于濛江、桦甸、抚松三县结合部，东西90余里，南北200多里，呈狭长状。这块游击根据地是杨靖宇派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与当地党组织于1934年初开辟建立的。在这里建有党的江南特别支部、农民反日会以及地方群众抗日武装——濛江农民自卫队第一支队。反日分会、青年团、妇女会、童子团等群众抗日组织遍布各村。1935年8月，成立了那尔轰地区抗日政权——同心乡人民革命政府。10月，日伪当局纠集濛江、桦甸、辉南三县日伪军400余人偷袭那尔轰，血洗东北岔，那尔轰游击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而后，抗日军民在那尔轰地区建造60多处密营，密营种类有宿营地、粮食仓库、医疗所、修械所、印刷所、被服厂、联络点等。

桓仁老秃顶子山游击根据地，位于桓仁、兴京、本溪三县交界地带。该地区从地理条件上说，范围广大，峰峦叠嶂，方圆百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不易暴露目标，进可攻，退可守，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从群众基础上说，在“九一八”事变后，该地有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自卫军的斗争虽遭日本侵略者镇压而失败，但广大群众抗日情绪不减，群众基础较好。所以，这里是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较为理想的地方。老秃顶子山游击根据地是1934年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根据杨靖宇指示，与中共桓仁特支（1935年夏改为桓兴县委）共同创建的。同年2月末，杨靖宇率独立师政治保安连进至桓仁老秃顶子山下仙人洞等地考察后，即着手开展群众工作，对村里的老百姓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6月，在兴京碗铺等地，杨靖宇还亲自帮助建立起反日会。之后，在兴京响水河子、四方台、岔路子，在桓仁仙人洞、铧尖子、海清伙洛、高台子、大小恩堡，在本溪小四平、洋湖沟等老秃顶子山区各村屯普遍建起反日会组织。

1934年夏，杨靖宇率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保安连百余人，由桓仁县老秃顶子翻越草帽顶子山，开进了小四平村（位于本溪县）。当时许多老百姓对人民革命军性质不了解，看到这支队伍人人都戴有红袖标，以为是“红胡子”来了，都拼命逃跑。当地农民张锡祯在放下镐头想往林子里钻时，恰好撞到杨靖宇身边一名战士的怀里。这个战士问：“你是老百姓，怎么怕人民革命军呢？”张锡祯回答说：“我以为你们是土匪。”杨靖宇见他不了解人民革命军性质，就耐心地向他讲解人民革命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和作战目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杨靖宇的一席话使张锡祯受到教育，他当即表示要参加人民革命军。杨靖宇在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后，说：“我们欢迎你抗日，可我们更需要你能在地方上多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帮助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后，张锡祯按杨靖宇的指示，在大小四平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在张锡祯的积极宣传鼓动下，大小四平一带许多群众主动节衣缩食，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筹集粮食，制作军衣、军鞋，递送情报，帮助救治伤病员，为部队安排食宿。许多青壮年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1935年，在桓仁大四平村（今属新宾县）还建起县级反日救国会组织。游击根据地内有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各级抗日政权，如外三堡、海清伙洛、大四平等地，有的叫人民革命政府，有的叫政治委员会。大四平政治委员会又称窟窿榆树特区人民革命政府，下设五个科，组织机构健全。同时，还建有多支地方抗日武装——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1934年6月，杨靖宇派其传令兵张永林在兴京碗铺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大队（七十余人）。之后第一军独立师在大四平村建立了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文喜，第二大队长于殿仲。每大队下设数个分队。此外，在老秃顶子山游击根据地内还建有许多地下交通站，建有十余处宿营地、六个医疗所、一个修械所、四个粮食仓库、两个被服厂。其中在二层顶子建有一能住几百人的密营地。杨靖宇所率第一军部队依托这一被群众称为“中国地”的老秃顶子山游击根据地，广泛活动在桓仁、兴京、本溪、宽甸等县，直至1938年夏才撤离此地，北上辑安、濛江一带。

本溪和尚帽子山游击根据地，与桓仁老秃顶子山游击根据地同时建立。1934年11月，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后，一师部队以此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该游击根据地内二、三道沟建有抗日地方委员会（属乡、村抗日政权）及一支有110人组成的农民自卫队。该自卫队下设三个分队，一、二分队活动在碱厂及附近地区，三分队活动在和尚帽子山、铺石河一带。1935年秋，这里已建有10余个抗日会分会，会员分布于各村屯。在该游击根据地内修筑有许多密营，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休整、训练的基地。1936年、1937年的两个春节，一师主力部队就是在和尚帽子山顶两个规模较大的密营中度过的。在密营地附近建有许多附属设施，如在小东沟、倒木沟建有临时医院，洋湖沟建有印刷厂，万人沟有被服厂，大青沟有粮食仓库等。

金川河里后方基地，位于金川县境龙岗山脉中段哈尼河上游的金川、临江、柳河、通化等数县毗邻处。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日伪统治较为薄弱，进可攻、退可守，是建立战略后方极为有利的地方。杨靖宇考虑到在敌人大肆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在浅山区居住的农民赶到指定“集团部落”，及游击根据地不断遭到破坏情况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要生存必须建立可靠的秘密营地。鉴于此，杨靖宇决定在地理条件较好的哈尼河谷地河里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密营）。从1935年开始，原建在磐石、伊通等地的修械所、医院、被服厂先后迁到这里。同时，在这里还陆续建起新的后方医院、被服厂、小型兵工厂（修械所）、弹药库、粮食仓库等。在河里后方基地，杨靖宇命令安弼顺率约两个团的兵力作为后方部队留守此地，以保卫安全。另外，为了给医院提供制药原料，还派有小股部队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见之地种植一些罂粟。当金秋时节，罂粟成熟时，送至后方医院熬制成鸦片作为止疼、镇痛药品（对于鸦片使用，部队有严格规定，不许随便吸食，主要专为医用）。在当时敌人对人民革命军所需医药用品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是较为有效的。河里后方医院人员因陋就简，千方百计运用中草药为战士医治伤病。其中一位医生所熬制的治疗枪伤的膏药很有效力。1935年8月23日，第一军军部给上级写信在汇报一军活动等情形后，专门谈道：“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值不贵，他们用时可以派去专熬膏药。”这表明杨靖宇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始终是关怀兄弟部队，不忘兄弟部队困难，是富有可贵的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精神的。

河里后方基地的粮食仓库，有时一处竟存储有够四五百人吃三四个月的粮食。在这里修筑的密营，安全可靠。部队在春夏秋三季外出作战，待到冬季就返回密营进行休整训练。有时也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河里后方基地如同先前磐石地区被老百姓称之为“红地盘”一样，这里被战士们称作是“人民革命军的老家”。

“三块石”位于抚顺、新宾、本溪三县交界，是长白山延伸辽宁省的余脉，与石棚山、四花顶三峰鼎足而立，因当地有三块高20余米、昂首向天的巨石而得名，这里有112座山峰，最高峰石棚山海拔1131米，山中植物物种繁多，山陡林密、溪流甚多，山、水、树浑然一体。杨靖宇早于1934年2月进军辉发江南时就曾到此考察，以后，他不仅利用这里天然屏障的优势作战，而且还于1935年秋至1937年间，在深山老林处建立了14个“抢子”（密营），可供千余人居住，抗联第一军第三师曾长期活动于此，并于第二次西征后在此休整。至今，在三块石小偏桥360米处和大偏桥777米处，还留有当年抗联战士用过的石磨盘。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镇大四平村西河掌屯的蒋家大院（当时是农民蒋国恩家），是杨靖宇多次居住并指挥战斗的地方，当地人称“司令部”，后于1939年被日伪军焚毁。前安村夏纯厚家是第一军的联络点、堡垒户，多次为抗联部队传递情报、购备物资。“有一次，一军急需一批枪和子弹，夏纯厚便和几个车夫赶着大车去铁岭贩运大葱，他们把买来的枪和子弹压在车里，上面装上满捆大葱，大白天通过日伪卡子运回来，藏在家里，由一军派人深夜来偷偷运走。”[30]

在杨靖宇领导下，南满地区游击根据地建设不断加强，人民抗日武装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威信不断提高，甚至非游击区的民众也了解到共产党、杨靖宇的队伍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是保护民众的队伍，值得他们欢迎和拥护。游击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加开展反对汉奸走狗，没收走狗财产和抗捐税、分走狗粮食的斗争。广大反日会员积极从事抗日反满活动，为抗日部队传递信息，筹粮筹款。据日伪资料《满洲共产匪之研究》记载：“桓仁、兴京反日会地方委员王德茂以下13人从昭和十年（1935年——引者注）四月到昭和十一年二月间，征收现款382元，军饷米81石，作为170名会员义务捐款，提供给红军李相山。又，反日会于显廷以下2名，在同一时间作为给红军的义务贡献，从每户村民征收了2角至3角，共收现款60元，军饷米11石，交给农民自卫队队长。”“桓仁县阜康村反日会地方委员闫桂铭给红军征收了衣、粮、税款，共收现款127元，高粱、大豆95石，交给红军韩部长，又收了15套衣服和15双鞋，交给了红军大队长，而且把杨司令以下的300名红军的宿营安排在赵文喜家。”在游击根据地，还有许多破产的青壮年农民纷纷加入杨靖宇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行列。许多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做宣传：“我们这里是红地盘”，“在七八百里区域内都有红军活动”。由于杨靖宇对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十分重视，在“红地盘”不断扩展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抗日义勇军主动到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里来，要求与杨靖宇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密切合作，以共同开展抗日斗争。其间，杨靖宇还主持在通化城内建立了地下情报站，以原第二十一路义勇军团长关兆麟为负责人，侦察收集日伪情报。在杨靖宇领导下建立的游击根据地，以后都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基地。当年记述军民鱼水深情的民谣，至今仍被后人传颂：

年三十，月黑头，巧遇抗联过山沟。挡住小分队，拽住不让走。荞面饺子野猪肉，糊米水、葡萄酒，都把亲人往炕上让。吃碗饺子喝口酒，迎来新，送走旧。军民共同逐日寇。[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