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挺身而出保护老干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两次挺身而出保护老干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不久，康生和王力就操纵中联部的运动，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一个被拉出来当靶子的是创立侨党并担任侨党负责人的中联部副部长许立，罪行之一是他曾对外宾说，许多重要哲学著作都是大部头巨著，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却是《实践论》、《矛盾论》等几本小册子。这句话是要表达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少而精，本无贬义，但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造反派，却把此话上纲上线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又罗织了其他罪名，连续对他进行批斗。

许立勤恳忠实、性格倔强。他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结果斗得更狠，上纲更高，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造反派对他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挂黑牌子成了家常便饭。

对许立遭受的残酷折磨，伍修权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不顾自己也已泥菩萨过河，仍然仗义执言。下面的回忆叙述了伍修权挺身而出保护许立的一幕：“修权同志当时还在主持负责部内工作。他在部内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造反派’们‘君子动口不动手’。修权同志说：‘许立同志在以往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高血压，请同志们还是要照顾这一点。再过三十年以后，你们也六十多岁了，如果那时候你们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修权同志是在提醒和告诫‘造反派’们不要搞得太过分。谁知反而被他们抓住，说修权同志是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观念’，是压制了‘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和‘造反精神’，由此，修权同志也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1]

对自己站出来说话会撞到造反派的枪口上，伍修权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令他痛心的是，眼看着一些老干部受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没有倒在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的许立，却在“文革”中倒下了：批斗仍在继续，后来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被迫去干淘厕所等力所不能及的工作。百般折磨中，许立一病不起，含冤辞世。(www.guayunfan.com)

1966年秋，康生带着王力来中联部看大字报，大为不满地指责中联部的干部群众“没有抓住大方向”，断言“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指示中联部连续召开动员大会和党团员大会，并且到会上煽动，说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应该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说王稼祥是提出“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竭力鼓动人们对王稼祥“彻底揭发，批倒斗臭”。

康生所说的“三和一少”，是指王稼祥牵头提出的《关于对外关系几个问题的建议》。这封1962年2月27日呈送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的“建议信”，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请考虑是否有必要用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一个全面性的外交政策的声明或报告，针对赫鲁晓夫争夺和平旗帜的问题，树立自己的和平形象。第二，避免把支持老挝和越南的担子全部放在自己的肩上，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吸引在中国身上，建议中共中央对越、对老政策作适当调整。第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要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高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争端的旗帜。同时，还提出对外援助如何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问题。

“建议信”出台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国内经济处于困难时期，需要有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关注国内的经济建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所采取的政策造成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很不利。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好本国的经济恢复，王稼祥在中联部部务会上提出了上述看法，供大家讨论。在会上，大家对王稼祥所提建议都很认可，没有表示反对的，包括刘宁一、赵毅敏等人都是支持的，只有伍修权提出在目前这个时候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时机不很成熟。伍修权提出这一当年不便细说但得之于深思的不同意见，或许想起了庐山会议上横遭批判的彭德怀，“意见书”与“建议信”，前者说内政，后者言外交。“意见书”会不会是“建议信”的前车之鉴呢？也许想起了国际共运中的种种斗争，“建议信”会不会被人与中苏论战挂起钩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伍修权并非杞人忧天。“建议信”呈送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之后，他们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这不但可以从“建议信”发出的大半年后邓小平点名要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东欧四国党代会看出来，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出邓小平点将中所隐含的低调处理国际共运矛盾的深意。只是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毛泽东等的重视，“建议信”才被转发给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成员，成了1962年第319号传阅文件。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指出国内问题上有人主张搞“三自一包”的同时，也把“建议信”提出的对外工作主张定性为“三和一少”。

王稼祥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对康生插手中联部持抵制态度。虽然“建议信”事件前后，王稼祥因疾病缠身基本离开了中联部部长的岗位，但1966年3月10日，他调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有请王稼祥重新出来工作的意图。因此，“文革”开始后，在康生、王力的直接唆使下提出的所谓“王稼祥复辟”，使他难逃厄运。部内的造反派先是向王稼祥的家里送去一大批大字报，勒令他贴在屋内天天看。没过几天又组织了几十个人到他家里，把他从床上架到客厅里进行批斗。康生、王力还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回部里，逼他来看大字报，交代“罪行”，接受批斗。“文革”中，“牛鬼蛇神”被批斗时，大都胸前挂着黑牌、头戴高帽、两臂反背作“喷气飞机”状，连身体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长期重病在身的王稼祥？伍修权看了深感痛苦。

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况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极为关注。伍修权回忆说：“在一次中央的会议间隙中，他找到我当面交代要设法保护王稼祥同志，他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替他出来讲讲话。’又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对党是有功的。现在他身体不好，不应揪斗他，把人斗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由于考虑到林彪、康生之流对他的忌恨，他嘱我尽量用我自己的语言去向群众讲清道理，不必透露是他的指示。”[2]对于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伍修权心中有数，他虽然还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重大事情都得听毛泽东和林彪的，更要直接与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等人打交道，许多事不能他说了算，甚至说了也不算，在大批干部受冲击被揪斗向他求救时，他也常常无能为力。保护王稼祥的事，他只得托付给伍修权。

伍修权明知王稼祥及所谓的“三和一少”是康生点了名的“斗争大方向”，可是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他再次挺身而出，在中联部内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重大贡献，说他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起了重要作用，是有功劳的；在许多问题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毛泽东曾多次赞扬过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把人斗死了，那就不好了。造反派马上把以上情况捅到康生、王力那儿。于是，一顶“王稼祥的黑干将”的政治帽子扣到了伍修权的头上。“建议信”也被康生进一步上纲上线：1967年，康生说“三和一少”应叫“三降一灭”——　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

1966年底伍修权全家合影（左起，前排：伍一曼、徐和、伍修权、罗斌；后排：伍星、伍望生、伍延力、伍连连）

“建议信”里提出的意见，也是伍修权在外交部和中联部工作期间经常碰到、想到的问题。伍修权深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对此，他不能不忧从中来。伍修权也知道，多年来，中国对周边地区和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实施了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按人民币计算，中国偿还外债20.42亿元，对外援助12.32亿元，其中1961年的援外支出是5.19亿元，与偿还外债的支出6.58亿元接近。[3]对“建议信”　基本内容的认同，使伍修权毫不犹豫地在“建议信”上签了名：签名时，当时的第一副部长刘宁一在王稼祥签名后有点犹豫，伍修权见状便先签了名，以示对王稼祥的支持并共同承担责任。此后，刘宁一于1966年6月27日被任命为中联部代部长，伍修权却成了康生的眼中钉。吴学谦这样评价伍修权对王稼祥的支持和保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建议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对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在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支持提出这些重大建议是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勇气的。王稼祥同志因此遭到非难和打击。修权同志以大无畏的气概，主动为稼祥同志分担责任，并尽力保护稼祥同志。”[4]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予以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