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37年1月13日，根据红军与东北军的协议，原属东北军防区的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由红军接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机关、部队随即进驻延安。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西北办事处，博古担任西北办事处主任兼外交部长，伍修权被任命为该办事处外交部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

西安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革命圣地，各界人士纷纷从全国各地来此，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热潮中来，伍修权负责的交际处也成了贵客不断的热闹场所。交际处负责接待的不仅有党内知名人士周扬、艾思奇、陈家康、陈宁、高士其等，还有党外重要人物刘仲容、周素园、张振汉等。其中刘仲容是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同学，回国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去了国民党方面。抗战时期，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于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他这次到延安来是与中共中央联系，报告他在国民党方面做工作的情况。伍修权热情接待了这位老同学，又按中共中央的要求为他安全离境返回国统区作了周密的安排。周素园是贵州一位开明绅士，在当地很有影响，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路过他家乡时，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毅然跟随红军长征，来到陕北。后来由于年高体弱，过不惯陕北的生活，又回了贵州。张振汉原为国民党军队的师长，被俘后，在红军抗日爱国行动和政策的感召下转变了立场，交际处将他礼送出境。张振汉和刘仲容、周素园一样，离开延安后，都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不少工作。

伍修权还参与接待了好几位外国朋友，包括也是记者的斯诺夫人韦尔斯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她们在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各方面人物及红区内的生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斯诺夫人由交际处安排住在当时最讲究的招待客房——延安一座教堂的房间里，还特地调去一个专门照顾她的勤务员。她回国后写了一部《续西行漫记》，让世界对红区生活有了更多了解。史沫特莱随后也将访问所得写了几本书，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是《伟大的道路》，记述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冲出旧营垒、投身革命的历程和业绩。

伍修权负责的交际处对以上国内外、党内外人士热情周到的接待，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促进内外思想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www.guayunfan.com)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进入江浙地区投入抗战。

与此同时，在延安的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也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归国民党政府管辖，实际上仍由共产党任命干部、自行管理、自成体系。伍修权从1937年8月开始改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边区政府主席原为林伯渠，由于他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主持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长期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因此未到任主事。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共中央鉴于他在长征中的严重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但在林伯渠未到任时，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张国焘一直怀疑伍修权是毛泽东派来监视他的。伍修权在边区政府秘书长任上与张国焘共事的半年间，表面上的关系还说得过去，心里的隔阂却难以消除。秘书长主管边区政府内部事务，当时没有多少文件要草拟，都是具体工作。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征公粮，保证供给，支援前线。而此时伍修权负责的交际处接待任务却特别重，不断有白区的干部和学员来边区，还有过往的统战人士和国民党官员。伍修权一面尽力之所及放手做好这些工作，一面对张国焘保持一定的警惕。张国焘对伍修权也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1937年深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他们9岁的儿子张海崴来到延安，伍修权对他们给予了应有的接待、照顾，希望张国焘一家将心比心，不要与毛泽东等越走越远。但张国焘已另有打算，他在回忆录中说：“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这件事的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1]

1938年2月，伍修权奉命移交了边区政府的工作。

这年清明节，由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行营主任蒋鼎文主持，在红区与白区之间的黄陵县祭扫黄陵，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前往陪祭。他于4月初到了黄陵，趁机与国民党方面秘密联络，祭陵后随蒋鼎文去了西安，然后又在对方安排下潜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武汉。虽在西安和武汉分别经林伯渠和周恩来等多方劝阻，张国焘仍一意孤行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注释】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