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农民运动，争取红枪会首领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投身农民运动，争取红枪会首领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河南位居中原，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早在1925年6月，中共中央就根据李大钊的提议，派王若飞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来河南主持工作，10月，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开始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农村斗争。

当时，河南全境在吴佩孚的统治之下，全省驻军30万左右，年总收入2000万元中，军费支出竟占1969.2万元，实业教育几乎被完全摧垮，正如当时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所言：“反赤就是烧、杀、掳、掠、军用票”[1]，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水深火热之中，确山县的情况尤为严重，当时确山全县人口30万，农民占三分之二以上，拥有千亩土地以上者有80余人。县内驻有直系军阀武装魏益三部（“讨贼联军第八军”）的一个旅。县里有魏呈典（河北省议员）、楚本固（县保卫团团总）、何鸣一（县公款局局长）、田斐卿（城内奸商）四大劣绅，他们与军阀串通一气，相互勾结，鱼肉民众。县政府中为军阀部队服务的兵差局更是肆意欺压剥削确山百姓，派粮派款、要猪要草，且大肆挥霍，中饱私囊，当时每年征缴的田赋钱粮已超过清王朝时期六倍，如此犹嫌不足，竟预征到了1937年，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杨靖宇回到家乡后，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立即深入到李湾、川东、板桥、驻马店、竹沟、石公河等地开展活动。他与张家铎、张耀昶（均系驻马店人）、徐中和、徐中耀（子荣）、孔凡懿（王坡人）等人一起，昼夜奔走各乡，四处串连鼓动，发动青年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出头露面，抗捐、抗粮。杨靖宇等人或找农民谈话，或召集秘密会议，进行革命宣传，做发动群众工作，并着手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对小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士芳，杨靖宇动员说：“咱们要打官济贫，穷人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太厉害了，不打倒土豪劣绅，穷人的日子就没法过好。”又说：“要打倒这些家伙，穷人非得联合起来，一条心不可，你和我一块干吧！”在杨靖宇的动员下，李士芳参加了革命。

杨靖宇回到李湾村后，母亲十分高兴。当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回家，又听到村保长要自己“好好管教儿子，不要闹事，不要宣传共产、打倒土豪劣绅”的“告诫”，很是担心，便主动询问杨靖宇，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母子对话：(www.guayunfan.com)

尚德，你怎么总是在外边跑？整天也见不着你的面，到底跑些什么呀？你别叫娘提心吊胆地惦记着你！

娘，您听说过有这样的国家吗？在那里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大家都过着平等自由的生活，没有谁欺负谁。

哪有这样好的地方呀？

有的，苏联就是这样，那里的穷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咱们现在也要照他们那样做。咱们县大部分地区的穷人都已经开始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不久就要向财主、军阀开火了。

知子莫若母，母亲终于明白，儿子还是像以前一样朴实忠厚，他的辛苦忙碌，正是为了让穷苦人过上太平日子。她以坚信、期待的眼光看着儿子，嘱咐儿子小心仔细，言谈中流露着慈母之爱。

1926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为加强对豫南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张家铎任书记。这时，杨靖宇根据党的指示，与张耀昶一起来到驻马店，到张耀昶父亲开的宝和堂药店站了脚，开展工作。杨靖宇按照豫陕区委交待的联络地址和暗号，来到街道东侧一个挂着“杨记旅馆”的大门前，绕过东西五间客房，来到了后院。这里就是新成立的中共驻马店特支所在地，也就是特支书记张家铎的住处。

张家铎是驻马店镇西一里远张楼村人。1920—1922年，他和杨靖宇一起在确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比杨靖宇高一个年级。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关心国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有志少年。1922年，张家铎考入信阳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五卅”惨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党组织推荐到中共中央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学习。杨靖宇对张家铎，可以说是非常熟悉，而且又是十分投缘的好朋友。他们久别重逢，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又多了一层革命的情谊。

张家铎父母早亡，他和胞弟是在胞姐段张氏抚养下长大的，这个“杨记旅馆”实际是段张氏的家宅，有房近百间。由于房子较多，胞姐段张氏就把临街的房子和前院的房子租给一个姓杨的开旅馆，两家从一个大门里出入。平时旅馆来往客人较多，驻马店特支设在里边，不会引起外界注意，比较安全。11月的一天下午，张家铎就在这里主持召开党、团特支扩大会议。从上海派到驻马店工作的王心恒、张绍曾，从开封派回的杨靖宇、张耀昶等八人参加了会议。张家铎首先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必须在北伐军必经之地尤其是京汉铁路沿线，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杨靖宇也提出，在河南要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红枪会的改造是不可忽视的观点。经过大家认真的分析讨论，会议最后认为确山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对红枪会的改造和利用方面。为加强对确山农运工作的指导，中共驻马店特支决定建立中共确山回乡青年小组，由张家铎任组长，杨靖宇、张耀昶负责县北。会后，大家分头回到确山，开始新的工作。

这时，河南广大农民出于对土匪溃兵扰乱社会的自卫心理和抗捐抗税的要求，已经自发地组织起红枪会、黄枪会（义和团）、绿枪会、白枪会、黑枪会。其中红枪会分布较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当时已遍布河南各地，各色枪会组织对外皆以红枪会为代表，几乎村村设堂、庄庄开馆，群众称之为办“红学”，男性青壮年农民大部都参加到这一组织中来。这种情况诚如李大钊所言：“红枪会其蔓延的猛迅，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2]

枪会组织在河南较为普遍，但由于其首领出于不同目的，因而组织成分、性质也较为复杂。有的是由地主武装演变而来，有的完全是由农民组织起来专门反对军阀官府的，也有的是土匪与当地劣绅相勾结，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组织起来的。这些枪会在组织方面不够健全，从派系上说，有乾门、坎门、离门之分，是散漫而不集中的；在政治方面，无明确斗争纲领，是以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为号召的。又因所信奉的菩萨不一、道法各异，加之其首领多为流氓无产者，门户之见甚深，内部极不团结，常因自夸道法高强，蔑视其他枪会而发生冲突。因而这种组织在行动上也极易被军阀利用，受土豪劣绅所左右。

确山县枪会是以地域为划分依据，分东、西、南、北四路的，每路有总指挥一人。东路为欧阳炳炎，西路为刘世彦，南路为李述曾，此三人皆为红枪会首领。北路为徐耀才，徐为黄枪会首领。每路三保为一团（全县共分四十一保，每路保数不一），团下设队、支队、甲、牌。枪会虽有此种组织，但十分松散。不作战时，会员皆为农民、工人，作战时左臂围以标帜，右手持一红缨枪，即为战士。其召集方法有三种：“练牌”，为召集会员训练的号令；“亮牌”，为召集会员检阅、示威的号令；“传牌”，为作战的号令。各枪会皆有法师，法师是枪会的主要人物，专为传法画符。作战时引领枪会会员俯首向东南合掌念咒三遍，即称有菩萨护身，刀枪皆不能入。

红枪会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属于原始的自发的自卫组织，但它是农民为反抗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而兴起的。因此总的来说，红枪会群众是农民反抗军阀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其中不乏有能够被争取过来的力量。对于自耕农和佃农出身的首领所组织的红枪会，若能予以正确领导，是完全可以在反抗军阀的斗争中，促进其农民阶级意识不断增强，使之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的。对此，中共中央已有认识，在1926年1月举行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上，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指出：“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3]。

红枪会以确山人数为居多，有十多万人，散布于县东县南部；黄枪会次之，有四万多人，散布于县北；绿、白、黑枪会较少，合计万余人，分布于县西山区。

根据这一情况，杨靖宇等遵照党的政策策略，分头积极对农民出身、反封建军阀思想比较强烈的枪会首领做争取工作。杨靖宇通过对县北到驻马一带枪会组织的分析，认为开展农民运动与枪会组织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确山县城以北到驻马店周围，最出名、最有声望的枪会首领一是徐耀才、二是张广汉，共有五万余人，这是杨靖宇的首选目标。

徐耀才是黄枪会的首领，驻马店西北不远的田庄村人，贫苦农民出身，父母早亡。杨靖宇认为他出身及思想素质都很好，就因势利导，向他介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暴侵略、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并告诉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便是组织起来，配合北伐军，推翻军阀政权。杨靖宇继而对他做更细致的思想工作。徐耀才听后十分兴奋，竟想与杨靖宇结拜兄弟。杨靖宇虽没有思想准备，但马上意识到，要想与枪会的会首一起共事，换帖拜把子是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真心实意”。于是，杨靖宇与他拜把子。张广汉是驻马店东南庄户村人，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且与张耀昶是族亲。杨靖宇就利用这个关系做他的工作。经过杨靖宇、张耀昶的启发教育，徐耀才、张广汉表示拥护革命主张，他们领导的黄枪会和红枪会可以听从指挥。徐耀才还将一把能指挥调动黄枪会会众，被视为宝物的“七星剑”赠送给了杨靖宇。随后，杨靖宇又把工作范围扩大到县东，争取了县东红枪会首领张立山。此外，还争取了县东南普会寺一带的枪会首领。

由于杨靖宇等人的艰苦工作，争取枪会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效果。到1926年底，全县基层区、乡农协会建立四十多个，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这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确山农协自卫军武装建立起来。对此，时任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技术书记的林壮志回忆说：“1926年10月，河南省立各中学停课，学生被迫回乡，河南省委（当时称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于是乘此时机指示回乡学生党团员全力去搞农民运动。在确山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取得显著成绩。首先，张耀昶、马尚德争取了东北乡红枪会头人、自耕农张广汉接受革命思想和我们的领导，作为我们的基本力量。另有张智才接受了他祖父的红枪会，成为我们在南乡的基本武装力量。在这种实力基础上联络各乡红枪会。一些小绅士出于政治投机，也愿跟我们走。到年终，我们基本掌握了全县农民武装，控制了大部分农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