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兰州八办最初是为了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而于1937年5月组建起来的，一开始叫红军办事处。

深入河西走廊的红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4]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极为重视，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途径，调动各方面可以利用的关系全力组织营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机，通过艰难谈判、多方交涉，迫使国民党高层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作出不再杀害西路军将士的允诺，并在第一时间派出自己的秘书，以红军办事处等名义组织营救工作。延安大本营则派谢觉哉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兰州组织营救。1937年7月20日，谢觉哉赴兰州途中，在洛川中部县“遇总司令，嘱营救在平凉等处人员”[5]。7月29日飞抵兰州的当晚，谢觉哉即与贺耀组长谈，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兑现国共合作协议，以免更多被俘红军遭受被集体活埋等厄运。除与国民党官方交涉外，营救被俘和失散人员的活动在多层面、多渠道展开。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奉命积极行动，侦察、了解我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去向和现状。谢觉哉在张文彬、吴波等协助下，动员地方进步人士参与营救行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谢觉哉、彭加伦等找到一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基督教徒高金城。高金城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和声望，与被俘红军中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建立了联系，并到西路军失散人员较多的甘北张掖城内，以开办福音医院为掩护，千方百计营救被俘和流落在那一带的西路军人员。当时驻军张掖的“马家军”旅长韩起功部有不少被俘红军，因高金城曾治愈过他的病，韩起功看在“恩人”份上，不但允许高金城办医院，还同意他从被俘红军中挑选一些人作为护士等进他的医院。王定国就是被选中的护士之一，她1936年底随西路军远征至甘肃河西走廊，在永昌地区不幸被俘。进了高金城福音医院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高金城安排，化装逃出张掖，留在兰州八办工作。王定国自己被解救出来后，立即投入寻找、解救其他失散、被俘红军的工作，先后救出了不少人。

相继来到八办的原西路军人员陆续被送往延安，最多的一批是被编为一个“新兵团”的1500余名被俘人员。谢觉哉和彭加伦等在中共中央的关心、支持和西安八办的帮助、配合下，想方设法使这批人回到了延安。伍修权到任后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不断有原西路军失散人员历经磨难找到兰州八办。伍修权1941年7月1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在三八、三九年还陆续收容了少数干部、战士，有一个团政委，一个营长，连排长若干，战士数十名……”[6]伍修权了解到，这些被收容的西路军战士在战败失散后，即使幸免被俘的，也活得相当艰难，全靠打零工、卖苦力甚至一路讨饭才到兰州，来时一个个满身伤病、蓬头垢面。伍修权组织兰州八办人员，一一安排他们洗澡、剃头、换衣服，治疗伤病。此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让他们了解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许多人康复后回了延安和部队。而其中由马步青放出的100多名伤残红军却未能归队。他们被俘后因伤残不能再为“马家军”做苦工，就被马步青打着执行国共合作协议的旗号推给兰州八办。伍修权向延安请示后，根据上级指示，留下其中少数人，其余人员则由兰州八办向八战区交涉，拨出一笔款子，分发给伤残战士，动员他们各自回家。他们大都服从了组织决定，忍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伤痛返回家乡，其中少数人因为行动不便等种种原因而流落异乡。

1940年，伍修权又率领八办全体人员开展了一场营救西路军人员的特殊战斗。原西路军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到新疆的人员，在新疆的中共代表陈云安排组织下，其中的近400人分别被编为4个队，学习汽车、坦克驾驶，炮兵、骑兵、无线电、航空及兽医等技术。1940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这批人由曾玉良等带领，分乘30余辆汽车，从乌鲁木齐返回延安。伍修权与办事处的人员为确保安全派人至星星峡、嘉峪关，排除种种干扰专程迎接，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予以支持和关注。车辆、人员行至兰州城外十里店受阻滞留，伍修权率全体八办人员上街采买大饼和馒头，送往临时驻地。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前往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严正交涉，痛陈利害。几经努力，国民党军才予以放行。2月5日，这批西路军将士终于回到延安。(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