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代表处沟通协作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棋局中,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美、苏诸国战略考量中举足轻重的一着棋。日军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鼻子底下砰的一声关上了中国的大门,继而把手伸向东南亚,严重损害了他们在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美、英等国不打算撤出这一地区,但他们在这里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却拥有300万军队。于是,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抗战:仅1941年2月,美国就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也提供了5000万英镑。
与美、英不同的是,苏联比他们更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成了被日本占领的伪满洲国,苏联政府只能通过新疆向中国输送抗日物资及人员,兰州就成了这条重要通道上的要津之一。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还在兰州修了飞机场,使这里成为由苏联通向中国内地的一个转运中心。经两国协议,在兰州设立了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又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有半公开的联系。因此,兰州八办要经常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打交道。沟通中共和苏共的联系,传递两党的文件、情报和其他资料,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和支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物资的转运,便成了兰州八办的主要任务之一。
伍修权到任后,与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打交道的活动很多。当时苏联驻兰州的军事代表是阿基莫夫中将,他20年代来过中国,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担任过军事顾问,算得上“中国通”。苏联军事代表处的一位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是苏军的情报人员,后来作为共产国际驻华联络员,用塔斯社记者名义去了延安,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孙平,并娶了中国妻子,在延安多年。兰州八办有一段时间没有电台,他们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就是利用苏联代表处的电台,这使伍修权必须频繁地与他们交往。一些苏联人,特别是一个叫萨夫朗诺夫的秘书,也成了兰州八办的常客。苏联代表处的人要学习中文,伍修权就将中共兰州地下党任震英的妻子侯竹友介绍给他们当中文教员,同时由她协助传递信件、资料等,做些联络工作。伍修权本人除帮苏联代表处翻译一些文字材料外,还根据中苏两党秘密协定和共产国际的要求,跟他们交换过情报资料。
就在伍修权到兰州的那一年,苏联代表处于11月7日借甘肃省政府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21周年招待会,伍修权应邀出席。赴宴的主要是甘肃和兰州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党政军要人。招待会按苏联方式进行,正面是主宾席,其余客人对坐在会堂中间的长条桌旁,上面摆着各式西点和大杯啤酒。阿基莫夫作为主人与作为主宾的朱绍良频频举杯,互祝苏联的建设成就、中国的抗战胜利。和伍修权坐在一起的是八办的统战对象、甘肃省农民银行行长顾耕野,二人早已相识,彼此交谈甚欢。(www.guayunfan.com)
兰州八办与苏联代表处打交道的另一项任务是做物资中转的交接工作。经兰州八办运往延安的苏联援助物资以及书籍、文件等,对正处于国民党和日伪军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的解放区,既是物质支援,又是精神鼓舞。
1938年8月,伍修权接送了由王稼祥带领的一个车队,满载着从苏联运往延安的高射机枪及子弹、装在大木箱中的无线通讯器材以及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苏联外文局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中文书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资料等,由驻新疆的苏联军队武装护送到兰州,再由八办派专人领着他们沿西(安)兰(州)公路,经庆阳等地直抵延安。
伍修权回忆道:“处里的同志每逢来了物资总是全体动员参加装卸、清点和收存。这项工作十分劳累费神,但大家干得都十分起劲,感到自己也在为抗战前线直接贡献力量。”经伍修权之手转运的物资成千上万,多半是当时的紧俏物品,稍微来一点“合理损耗”,就可大大改善兰州八办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可是,他们从没动过这种念头。从八办过往的老熟人,如果身上有点余钱,却往往成了他们“私款吃喝”的对象。当然,兰州城里的高档饭店他们是不敢光顾的,只能到当地人开的小饭铺吃点价格低廉却有地方特色的牛肉拉面、凉粉、拉皮之类,偶尔尝尝当地有名的陇西火腿,就是高消费了。
兰州八办还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同中国共产党人员往来的交通站。凡是从苏联回国去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人员,在兰州下飞机或汽车后,都由苏联代表处与八办联系后用汽车送过来。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注意和阻挠,每当汽车开到八办门口,伍修权总是让车上的人赶紧下车进院,换上八路军军装,并根据各人的情况,给他们戴上标志不同职务和军衔的领章,有的还要化名,对外都说是八办的人。刚从苏联回国的朱德海是朝鲜族人,汉语总是说不好,怕他出去不方便,就给他挂了个较高的军衔,并派了一名副官跟着他,出门时由副官同别人打交道,让他保持沉默以免露出破绽。有时苏联代表处的汽车不便直接开到八办,就约好时间、地点,八办派人在那里等,车上的人下来后就按照暗号跟着走,进城后再悄悄跟进八办院内,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冯铉就是这样回来的。1938年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为确保途中安全,伍修权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指派副官况步才等四人护送王稼祥返回延安。
从延安去苏联的也照此办理。1939年9月,周恩来因臂伤赴苏联治疗,伍修权亲往机场迎接,并安排他在八办居住。周恩来在兰州期间,伍修权高度警戒,并陪同他会见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省民政厅长施奎龄等人。周恩来向他们阐明了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两党真诚合作,全力抗战。与周恩来同行的除邓颖超外,还有去苏联学习的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维世等。1940年回国时,周恩来夫妇还是住在兰州八办。
当时兰州八办接待过的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夫人,还有任弼时、邓发、蔡畅、刘亚楼、陈郁、萧三、李天佑、杨至诚、谭家述、孔原、王弼、常乾坤、陈昌浩、林彪及其前妻张梅(又叫刘新民)、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张文秋和陈振亚夫妇等。还接待过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冼星海、袁牧之等;外国兄弟党领导人,如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