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争中扩大统一战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斗争中扩大统一战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38年2月，伍修权被派去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1]（简称“兰州八办”），接替彭加伦担任处长。

为了便于与当地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打交道，伍修权赴任途经西安八办时，林伯渠为他写了一封带给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介绍信，请他对兰州八办的工作给予协助和支持。林伯渠在写到伍修权姓名时，一边轻轻念叨着一边顺手写了个“吴”字。时任西安八办处长的伍云甫在旁边看到说：“不对不对，他和我同姓。”林伯渠一看也笑道：错了错了，重写重写。伍修权见他已写了大半页纸，就说，不必重写了，不如将错就错连名字也改了，到白区工作取一个化名吧。林伯渠说也好，就按伍修权的谐音，化名“吴寿泉”。

是年2月6日，伍修权来到位于兰州南滩街54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任后，他很快与前任八办处长彭加伦交接了工作，并在谢觉哉带领下拜访了兰州的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谢觉哉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主要负责对国民党上层和当地各界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中共甘肃地下党的活动。伍修权则作为八路军总部的代表对外开展活动。谢觉哉1938年9月调回延安后，兰州八办由伍修权全权负责。兰州八办还有秘书、副官、译电员、通讯员和公务员、炊事员等共十几人，大都经过长征的锻炼和考验，是一支能够在国统区独立开展工作的精干的战斗队。

兰州八办的院子很小，只有几间房子，工作人员都睡通铺。连谢觉哉与王定国结婚时也没有另找房子，就在八办会议、会客兼办公室的西侧小厢房里，和电台报务员同住一屋，只在中间拉了个布帘子。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院子内外都布有国民党的暗哨和特务。八办的后院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个团长，另一家是甘肃省税务局的局长，这两家人进出都得经过八办。这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中共地下党人员进出八办十分危险，伍修权对此颇多忧虑。在熟悉情况、拜会地方贤达和国民党政要的同时，他与谢觉哉商量，通过种种途径将办公地点迁到南稍门孝友街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大院子里。新址的王姓房主颇有爱国心，他出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让八办无偿使用这处宅院。院内有正房、厢房十来间，临街还有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除供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外，还空出好几间作为招待所和库房，用来接待过往人员，存放转运物资。新址外人不能随便进来，便于保密和进行内部活动，办公用房和工作环境也大有改善。然而，他们搬去不久就发现，无孔不入的国民党特务已在院后城墙上布哨，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院内的活动。(www.guayunfan.com)

1938年伍修权接替彭加伦担任兰州八办处长时与谢觉哉、丛德滋等合影。前排左起：王德芬、谢觉哉、彭加伦、王德谦、吴渤，后排左起：赵国光、丛德滋、伍修权、袁弱（若水）、汪达文

设立于国统区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处，是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的产物，用于随时进行与国民党方面的联络工作，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领导中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外公开机构。兰州八办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既承担着领导大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简称“甘青宁”）数省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的重任，又承担着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意图的使命，成了“延安—西安—乌鲁木齐—莫斯科”这条路线上的枢纽。

兰州八办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谢觉哉来兰州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是他的湖南同乡贺耀组[2]，两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过事，有较深的私交。中共中央让谢觉哉利用这层关系开展统战活动并设立了兰州八办。贺耀组本人比较开明，对谢觉哉和兰州八办比较友好，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对与共产党合作，未能有大的作为。倒是他的夫人倪裴君日渐倾向革命，对谢觉哉及其夫人王定国十分尊重，促使贺耀组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做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事。

倪裴君从同情革命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应该归功于王定国。她赢得倪裴君好感的首先是爽朗和真诚。在进一步交往中，倪裴君逐渐接受了王定国的政治信仰，觉悟迅速提高，不仅积极做她丈夫的工作，经常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还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过，王定国一开始对与倪裴君这样的官太太打交道抱有畏难甚至抵触情绪，认为她们与自己不是一个阶级、阶层的人，很多方面格格不入。王定国从畏难、抵触到主动做官太太们的转化工作，也得益于伍修权到任后对她的点拨引导。她回忆说：“我特别记得伍修权一有空就找我聊天，实际上是教我工作方法和做我的思想工作：‘跟太太、小姐们打交道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你有你的优势，热情、真诚、纯朴，用这些去感染她们，从感染交流中给她们讲抗日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不定她们还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呢!’没多久，我逐渐适应了环境，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并不断取得成果，甚至真的和一些太太、小姐成了好朋友，我还做了她们投身革命的引路人呢!”[3]

国民党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是甘肃军方一位很有影响的爱国将领。谢觉哉与伍修权曾几次去拜访他，取得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理解与支持。他还通过八办将女儿邓小梅送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兰州八办也借助他的地位与影响展开了多种活动。但兰州八办在做邓宝珊所部的工作时也出现过失误。新一军杜汉三团长在邓宝珊影响下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经常来八办找谢觉哉和伍修权交谈。国民党当局不久就将他调离并撤职，使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教训使八办人员认识到，在从事类似工作时，一定要提高保密意识，设法保护对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伍修权带领大家改进了方式，更隐蔽、稳妥地开展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

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的丁宜中也是八办的争取对象。他本是进步青年，在后来成了他妻子的王德谦影响下，积极支持当地的抗日活动，帮助八办开展工作。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时的同学。周恩来路过兰州时，施奎龄特地赶到八办来看望他，在叙旧中表示了对老同学及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之情，后来他也与八办合作得很好。兰州八办的统战工作还做到了国民党八战区参谋长章亮琛和经济委员张效良、国民党中央派驻兰州的外交特派员李铁铮、甘肃省政府参议杨干丞等人那里，经常与他们联系，建立了友好关系。杨干丞还介绍五个青年由八办送去延安抗大学习，他本人也在谢觉哉安排下去延安参观访问过。伍修权还陪同谢觉哉拜访过当地几位著名士绅，争取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了解。甘肃是回族同胞聚居地，八办很注意做回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对回族同胞进行革命宣传。兰州欧亚航空公司技师樊景澜在与八办人员接触后，思想进步很快，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办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商讨后，批准他为特别党员，他一直与八办保持着秘密联系。

不过，八办的统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贺耀组、倪裴君夫妇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良好关系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猜疑和警惕。1937年底，即谢觉哉到兰州的几个月后，贺耀组就被免去了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而由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兼任此职。朱绍良在兰州实行了一系列防共、限共和反共措施，极力压制民众运动，下令禁止进步书刊报纸发行，不断搜捕监视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公开宣称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当前的两大敌人，这使兰州八办的工作面临诸多难题。好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日益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这就迫使朱绍良不得不改变策略、有所收敛，以免承担破坏团结、造成分裂的责任。伍修权和兰州八办人员一面与朱绍良等人的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继续耐心地做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支持抗战活动。

保存下来的兰州八办的史料中，很多内容是关于统战工作的，有不少是由伍修权署名或由他执笔写成的报告和总结。诸如：“凡是我们同任何友党友军人员的接触，都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在统战工作中，首先应尊重他人的意见（即或他的意见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对我们的尊重和信任，以致放弃他自己的不妥当意见”，“说服人家要有耐心，交涉事情十天半月也要忍耐，急躁的结果反不能得手”，“对长者要尊重，对（友军）长官要谦虚谨慎，对友军的下级则表示诚恳”。他还要求大家学会识别和对付某些口是心非的人，只要对方“不是采取流氓方式胡来，我们不应害怕同他们接近，而要从对方的言行中找出问题来”，“要随时警惕特务、敌探伪装进步，骗取我们的信任，防止可能的泄密与不适当地暴露我方意图”。

与国民党上层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要处理明目张胆的反共事件。在国民党占领区与陕甘宁边区相连的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当地的反动武装公然向八路军挑衅，而国民党反诬八路军制造了磨擦。兰州八办得到报告立即查明情况，由伍修权执笔给朱绍良和甘肃省政府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指出：“关于合水王区长被押一案……其真相为八路军警备七团采买上士一名赴合水三区购买粮食，请求王区长协助，该区长不但不予协助，反骂八路军是土匪，将上士缴械，连长闻讯赶来，又将连长缴械，因而营长带一队人来索取枪械，不料王区长竟指挥保安队向其放枪，并投手榴弹数枚。在王区长想乘机逃走时，就被营长捉住了……”后来伍修权又就另一起事件致函朱绍良：“昨接本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急电称：关于本军在庆阳等处禁止友方设防空哨事，真相实非如此，因当时友方人员既无函件又不说明理由……”

伍修权既要顾及与国民党团结抗日这个大局，又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是在这两难的夹缝中，兰州八办所在的那个不大的院子，成了当地统战工作的联络站，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革命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