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紧急作战建议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紧急作战建议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8月，单独建立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仍由林彪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兼任后勤部部长。

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作了进一步分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负责前线指挥，高岗和伍修权负责后方工作。这样，那时已召回军区司令部的伍修权，就挑起了比领导军工生产范围更广、分量更重的担子，首先是支援辽沈战役的繁重任务。其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给野司的电报指示，野司发往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也同时附发或转发到东北军区。因此，高岗和伍修权虽未直接参加前线指挥，但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作战部署和东北战局了如指掌，也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局部参与了指挥决策。

10月19日18时，伍修权起草，与高岗联名发出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并报中央军委的一份紧急作战建议电报：

（一）新七军今早十时开始缴枪，长春问题已解决。在此情况下，估计沈阳之敌将以主力沿北宁线两侧向锦州方向突围并以一部向营口突围。(www.guayunfan.com)

（二）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对当前情况有以下处理意见。

甲、以六个二线兵团补充长春缴获之武器，留置于长春地区负责守备。

乙、以十二纵及另三个独立师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廿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然后以急行军经抚顺、本溪方向，向鞍山、海城前进，以堵塞敌人向营口的退路……

丙、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向彰武、法库、新民方向急进。

（三）长春周围各部队应利用明（廿日）一天时间休整及补充武器弹药后即开始行动。

（四）目前是对我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我有全歼东北蒋军的绝对把握，故应……坚决、英勇、全部消灭东北蒋军。

（五）以上意见如正确，请由林、罗、刘向一兵团下达具体命令并告我们。我们将以一切力量保证其执行。中央有何指示，亦请示知。

这份电报发于长春解放的当天，对东北国民党军余部的动向作出了准确无误的判断，并提出了紧急应对之策。

因为长期从事作战指挥方面运筹帷幄的工作，去东北之前在延安担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等职务的伍修权，无论是在负责东北地区的军事调处事项期间，还是在主抓军工生产、统管后方各机关期间，仍以独到的战略视野，关注着东北地区的作战全局、敌我态势。1948年5月2日，他在大连视察军工生产时应邀作的报告中指出：“争取于今年全部消灭敌人在东北的军队，一般判断可能实现。东北要作为整个战争的后方，军事上要争取今年入关，增援华北，打下平津……”[7]伍修权在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的四个月之前作出的这一判断，几乎与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入关。唯一的缺憾是未能全歼东北的国民党军。

1948年10月19日，伍修权起草并与高岗联名发出的紧急作战建议电报

长春解放之时，辽沈战役已进行了37天，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只剩下困守在沈阳及其周围地区的不到30万人。伍修权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残部只剩下仓皇出逃这一条路了。由于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陆上通路全被切断，只剩下了由辽南从海上逃跑的最后一个口子。位于渤海湾的营口，最可能成为其突围方向。其时林彪的关注重点是全歼廖耀湘兵团，野司的主要兵力仍在辽西一带，在营口地区只部署了少量部队。因此，伍修权才和高岗一起，向野司和中央提出了这一紧急作战建议，以抢占并扼守营口，堵住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撤退的唯一缺口。

在高、伍紧急作战建议电报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就有三封：第一封指示以五纵、六纵、十二纵堵塞沈阳蒋军向营口的退路。第二封提醒：“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蒋军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同时通报了重要敌情：“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第三封在高、伍发出建议电报四个小时之后，指出堵塞蒋军向营口退路的战略意义：“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高、伍的紧急作战建议与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一致，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在收到高、伍电报的第二天发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三封电报中，对高、伍的紧急作战建议作了肯定、强调和补充。10月20日的一封电报在部署“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的同时，仍不忘提醒“以一部守备营口”。凌晨4时的电报中指出，高、伍建议中提出的“处理意见”之乙“甚为必要”；“处理意见”之丙“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电令林彪“不失时机，争取大胜”。三个小时后的晨7时又发电报指示，除“高伍提议六个师”外，“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但逃跑还是发生了：国民党五十二军于24日偷袭营口成功，占领了港口，构筑了工事，准备接应和掩护撤出沈阳的南逃部队。要不是高、伍紧急作战建议的提醒，要不是在中央三令五申督促下林彪采取了紧急补救措施，“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毛泽东在10月25日的电报中批评林彪说：“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一个不小的失着。”[8]

辽沈战役中从营口逃走的国民党军只有1万多，与歼敌47万的巨大胜利相比，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毛泽东要说这个“失着”“不小”呢？到1948年8月，东北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全境的97%，区内人口占东北总人口的86%。东北野战军已拥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4个独立师和3个骑兵师，共70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5万人。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知东北难保，早在1948年3月就有了把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计划，以便与华北傅作义配合，进可以夺回东北，退可以撤往关内。5月初，蒋介石又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只是由于卫立煌的一再反对，直到辽沈战役打响，蒋军统帅部仍在为是否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争执不休。锦州之战打响时，蒋介石仍没有放弃解锦州之围的挣扎。当蒋介石把这个任务交给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时，廖不解地问蒋介石，为什么他5月初就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以避免决战，而现在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与东北共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蒋说：“这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军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锦州之战打响后，廖耀湘还曾提出：乘东北共军主力攻击锦州时，将在沈阳的国军主力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也同意将此作为最后方案。只是由于蒋介石派往沈阳督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未得蒋介石之命不敢自作主张，撤至营口的动议才搁浅。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和东北蒋军的基本动向了若指掌，早在1948年2月7日，就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考虑南下北宁线作战，截断国民党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7月，林彪才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并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7月30日复电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9月7日又电示应“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务求完胜。但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因而仍将野战军主力留在北线，其指挥机关也还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向锦州挺进的途中，林彪获悉：蒋介石飞抵沈阳，成立东、西两个兵团以夹击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之师；国民党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拟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线兵团，在海、空军支援下向锦州推进；国民党的华北部队也有北上援助其东北守军的可能。因此，他担忧自己“准备了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先攻长春的念头又冒了出来，10月2日晚22时向中央军委发电，要求重新考虑原定方案，允许他们回师去打长春。第二天早上7时，毛泽东从西柏坡发去急电，三次用“不敢打”严厉批评林彪未执行中央指示：“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一天的19时再次敦促林彪按原定方案先打锦州：“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9]罗荣桓等也认为锦州之战即将打响，临阵骤变不妥。大家重新研究，认为仍有胜算，才于3日清晨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拟仍攻锦州”。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才复电表示“甚好甚慰”。虽然临阵而举棋不定只有几个小时，但关门打狗还是开门打狗两种战略思想之争，不但贯穿于从1948年2月7日到10月2日八个月中，而且延续到攻克锦州、解放长春之后的辽沈战役收官阶段。正如伍修权说的：“1948年，毛主席让他围打锦州，他就不去，长期坚持由北向南，先围长春，再一步一步慢慢向南推进……毛主席的方针是，首先打下锦州，切断北宁线，关起门来打狗。”[10]

仅从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而言，林彪先打长春的战役指导思想不能说不精明。从长春由北而南推进，毕竟更能稳操胜券：有已经解放的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满根据地作为依托；后勤基地近，运输线短；不必担心冒华北傅作义集团由关内北上，与沈阳守军南北夹击之险。何况关门打狗，确有被逼急了的狗所咬的可能。开门打狗也符合用兵之道——《孙子·军争》云：“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但从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视野出发，关门打狗、力争完胜，是在为其后两大战役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条件。正因为此，高、伍的紧急作战建议，不仅事关辽沈战役完胜，而且关乎解放战争的全局。

伍修权在提出这一紧急作战建议的同时，为实现“全歼东北蒋军”的目标，还提出“把后勤工作提到战略高度”的要求。后方军民特别是后勤战线的干部职工喊着“前方流血，后方流汗”，“送粮弹，打胜仗，解放全东北”等口号，全力投入了支前活动。战役发起前，东北军区组建了统一指挥的后勤司令部及各个分部、兵站等等，各地又成立了一批战勤总队，设立了许多医院和物资供应站，还组成了负责长途运输的汽车团、辎重团，将各种作战物资送往前线，将伤员及缴获物资及时转运下来。战役期间，从黑龙江北部到辽南战区的漫长交通线和广大地区内，到处车水马龙、人流滚滚。在前线直接参战的野战军部队加上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共100余万人。而支援前线的战勤大军，仅民工就有313万余人，占东北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据统计，随军的担架有206000多副、大车30多万辆、骡马90多万匹，东北人民交纳和运出的军粮950余万吨。抢修或新建公路4370余公里、桥梁385座，还有铁路的修复和运输。大批民工还直接向前线运送木料、沙包等，用于抢修作战工事。

在这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立体战争”中，伍修权参与了复杂紧张的领导筹划和组织指挥工作，兑现了自己在作战建议中“我们将以一切力量保证其执行”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