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杨靖宇的故事

中共南满“二大”和领导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35年至1936年，这是杨靖宇率部全歼邵本良伪军的一年，更是整个东北地区风云激荡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3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从1935年起掀起了新高潮，战斗和胜利，仍然是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在1935年和1936年的主旋律。

早在1934年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就按照杨靖宇的部署，在辽宁、吉林交界地区活动，扩大抗日游击区，第一师师长李红光（朝鲜族）还率部跨过鸭绿江，挺进朝鲜境内，攻克罗山镇和东兴镇，日本关东军惊呼：“这是国境警备史上的空前事变。”由杨靖宇直接指挥的军部教导团素以战斗力旺盛著称，曾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誉为“战士及指挥员一闻枪响或有工作，即欢喜之至，英勇前进，自动冲锋……经常胜利作战，每战必冲锋，是敌人最怕的部队”。此时更是捷报频传，1935年1月8日，在杨靖宇指挥下，教导团在临江红土崖设伏，袭击前往濛江换防的伪靖安军李寿山部混成第五旅第五团骑兵连，战士们首先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共毙敌19人，伤敌10余人，其余敌人在伪正副连长带领下举手投降，缴获手提机枪1挺、步枪30余支、望远镜1架、战马40余匹。此后至1月26日，杨靖宇又率部袭击临江日本伐木场，缴获大量马匹，军部直属保卫队和教导团的两个连因此扩充为骑兵教导团。此后一个星期内，杨靖宇率部联合义勇军在临江一带又作战九次，毙伤伪满军百余人。加之金川大荒沟战斗和通化六区交通破袭战，令敌伪防不胜防、焦头烂额。《盛京时报》1月26日声称：“东边道通化地带近来红军匪帮益形猖獗，虽经剿匪军警一再痛剿，奈该等匪徒愈来愈众，日来更形炽盛，现将东边道山城镇至通化间唯一之交通孔道长途汽车隔绝停驶。”

然而，“长途汽车隔绝停驶”，并不能阻挡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的抗日脚步。3月22日至30日，杨靖宇又率部与敌交战三次，其中3月22日的临江红土崖战斗，将伪公安队全部俘虏缴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记载了这一时期的战斗：“军部将临江县属红土崖街公安队四十名完全缴械，并缴获迫击炮弹七十余枚。最近一月中十余次战争都是胜利，在大道上白昼缴获金川公安队枪六支。一师司令部打汽车缴获大小枪十支，活捉通化县长徐伟儒。”(www.guayunfan.com)

巴黎《救国时报》关于杨靖宇指挥第一军战士活捉伪通化县长的报道

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活捉并处决伪通化县长徐伟儒一役影响最大，当地群众有口皆碑。徐伟儒是唯日寇之命是从的铁杆汉奸，其最大“政绩”有三：一是横征暴敛、自肥私囊；二是以“通匪”“给胡子上子弹”等罪名，肆意残害百姓；三是指挥当地伪军“讨伐”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当地群众恨他恨得咬牙切齿，背地里称其“徐老狗”。3月8日，徐伟儒应召赴伪都“新京”，参加为日伪军被击毙官兵举行的“慰灵祭”，其行踪被当地群众密报第一军，为平息民愤、震慑敌伪，杨靖宇决定在其返回时，在通化至柳河公路上予以伏击，随后又侦察得知徐将于3月15日在山城镇下火车改乘汽车回通化，遂决定由李红光率一师部队设伏于必经之路——柳河县驼腰岭。3月15日晨8时，徐的汽车刚一出现，战斗就打响了。战斗结束后，人民革命军将俘虏的徐的家属和护送伪警19人教育释放，对徐本人则就地处决。日本人警务局长加藤富雄被俘后在押解途中潜逃。徐伟儒偿还血债，民心大快，老百姓都说：“杨军长的队伍真是打日本子的，给地方除害的，抓住徐老狗，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可却是什么都不要，为了执行群众意愿，听取群众呼声，把徐老狗枪毙了。”日寇汉奸看到徐伟儒的下场，无不胆战心惊。他们在徐伟儒毙命处立碑“纪念”，当地群众对此嗤之以鼻，而伪军士兵及下级军官路过此地，则不免深思几分汉奸下场。

进入4月，杨靖宇率部挺进辽宁兴京、桓仁一带，团结当地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并准备向本溪、凤城、宽甸一带发展。4、5月间，辽宁境内敌伪军饱受杨靖宇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之苦。桓仁砬子沟一役，杨靖宇以70余兵力，毙伤日伪军60余人。5月3日东昌台街（距新宾约20里）一役，击伤伪警察署长，缴获枪支20余。当年参战的赵振华回忆说：“我们骑兵部队曾换上敌人的衣服，伪装成敌兵部队……在半路上给东昌台警察署打了一个电话，说让他们准备好五百人的饭菜。我们到了那儿，地方的绅士和伪警官员们都出来迎接，我们就乘混乱之机，迅速占领了警察署，敌人还没明白过来，就被我们缴了械。”[33]

在此期间，杨靖宇还针对敌人大“讨伐”的实际情况，决定将成立不到半年的骑兵部队改回步兵部队，通过地方关系卖掉马匹并以此款购买枪支弹药。由于这些马匹多为临江红土崖战斗的战利品，且已经跟随战士们半年多时间，大家恋恋不舍，为此，杨靖宇召集干部会议，告诫战友们：“骑兵适合大兵团平原作战，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山地游击战争，不适合骑兵作战。因为马队速度快，很容易闯进敌人埋伏阵地，遭受损失。在战斗中，我们三百多人的队伍，就要留下一百多人看马匹，只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战斗，这就减弱了战斗力量。行军中，骑兵也不容易保守秘密，一马嘶叫，别的马也跟着叫，这就会影响行动计划，而步兵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夜间行动，等敌人发现时，咱们已经到他跟前，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是我的想法，请大家考虑利弊关系，讨论一下。”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杨靖宇的考虑是周到深远的，顺利完成了骑兵改步兵的工作。

在以后几个月里，杨靖宇率部连续出击，重创邵本良伪军，敌伪震惊之余，于9月出动伪军精锐“靖安军”及教导队约三千人继续“讨伐”。为避敌锋芒并与第二军部队会师，杨靖宇率部转移至濛江、辑安一带活动，于10月上旬攻袭辑安榆树林子伪警察署，缴获步枪25支及弹药、布匹若干。

也就是在这时，1935年9、10月间，南满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杨靖宇指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由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指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濛江县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胜利会师了。

自从“九一八”烽烟初起，白山黑水间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激荡着不屈的抗日洪流。与南满地区在杨靖宇指挥下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几乎同时，东满地区也在以童长荣为书记的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以1931年秋农民群众减租减息斗争为基础，经过积极努力，于1932年春夏组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等县的抗日游击队。至1934年9月，全东满反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00人，其中党团员占80%，1935年3月，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三道湾张芝营抗日游击根据地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两个月后，1934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陈龙）。军部下辖4个团和1个游击大队，军部设警卫连、教导队和随军学校，全军1200余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流亡东满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志士们，又在“九一八”事变后走在东满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成立于1932年4月25日的安图反日游击队就是由金日成直接领导的，这一天后于1967年被定为朝鲜人民军建军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开辟了涵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的抗日游击区，较为著名的战绩地有汪清嘎呀河、珲春大荒沟和龙渔浪村等。在1933年3月30日的汪清马家大屯战斗中，打入关东军担任司机的日共党员伊田助男以汽车运送子弹10万发赠予汪清游击队，被敌人发觉后，伊田助男饮弹自尽，留下遗书：“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34]。谱写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悲壮颂歌。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全体代表为之起立默哀致敬。在东满抗日斗争中，以童长荣、崔金淑为代表的许多中朝志士血染大地，日本侵略军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共南满和东满党组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第二军一直在设法联络。早在1935年6月，杨靖宇就指示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团长李永浩派人赴东满，与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建立联系。8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受东满特委派遣，率第二军第二团第二连和第三连约150人，从安图出发，经抚松向濛江远征。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第二军远征部队终于在濛江县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与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部队胜利会师。为庆祝这一壮举，9月3日，两军部队和那尔轰地方反日会举行军民联欢大会，与会者两千余人，14日，会师地同心乡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募捐制作两面锦旗，分赠第一军军部和第二军西征部队，赠送第一军军部的锦旗上书有“敬祝胜利”；赠送第二军部队的锦旗上书有“欢迎西征”。18日，在“九一八”事变4周年之际，南满反日总会散发传单、第一军政治部《人民革命报》发表新闻，赞誉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英勇善战”，表示今后两军将“共同配合行动”。

这时，杨靖宇正率部活动于柳河一带，并在9月11日的寒葱岭战斗中大获全胜。他得知第二军部队已到南满，十分高兴，寒葱岭战斗一结束，就率军部和军部直属教导团专程来到濛江那尔轰，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抗日战友们。

10月4日，在距那尔轰约十余里的老龙岗于家沟，按照杨靖宇的提议，举行了一、二两军正式会师仪式暨军民联欢会。参加者除一、二两军部队外，还有义勇军“双胜”部及当地抗日会员暨群众千余人。大会是在当地群众于会斌家的院子里举行的。他的妻子刘世琴回忆说：

1935年10月4日，杨靖宇的部队和二军部队是在我家院里开的会师大会。当时我家院里比谁家都热闹，一杆大红旗在房顶上飘扬。我为他们烧水做饭。这次大会后，杨司令热情地说：“小刘同志，我们吃你家粮食，都记账了吧？等到打垮日本鬼子，我们的政府一定还给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一声“同志”，而且是杨司令叫的，别提多亲切啦！我想，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鬼子，吃我家点粮食算什么？我回答说：“杨司令，你们打日本鬼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可我们为你们做得太少了，这些粗米饭你们尽管吃，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吃光了我家的粮食我也高兴啊！”杨司令十分高兴地赞扬说：“小刘同志真开通，支持部队打日本鬼子，抗日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啊！”　[35]

杨靖宇、李学忠、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师联欢大会。杨靖宇首先请李学忠讲话，李学忠在讲话中介绍了东满地区的形势和第二军的斗争历程，然后杨靖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我人民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有今日两军之会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三、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合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击日匪。”因二军部队多为朝鲜族战士，杨靖宇特请军部秘书王晓文充任翻译，每讲完一句，杨靖宇都等朝鲜语翻译完毕后再讲下一句。当讲到“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三、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合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击日匪”时，全场鼓掌欢呼声直冲云霄，反映了东北抗日战士的一致愿望。

讲话结束后，两军部队战士分别进行了文艺表演和军事演习，展现了投掷手榴弹、拼刺刀、射击等娴熟的军事技术。在清脆的机枪射击声中，伪满“国旗”和邵本良模拟像顷刻间千疮百孔，预示着汉奸走狗的可耻下场，又引来在场全体军民的阵阵欢呼。6日，《人民革命报》刊发号外，以《反日前途日趋顺利！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　军事力量总配合！》和《军民联欢大会之盛况！到会军民千余名　今后誓死打日本》为题，对会师情况和军民联欢会作了详细报道。

会师仪式暨军民联欢会结束后，杨靖宇、宋铁岩、李学忠等举行了“一、二军和东、南满特委联席会议”，相互通报情况，确定工作重心为巩固发展游击区域、互相配合开展游击运动。并确定了两项具体工作。一是确定联合攻打安图县城，二是相互支援骨干，原南满特委江南特支妇女委员宋吉凤调二军工作；二军调派一名炮手到一军。最后，两军领导人在《抗日救国竞赛公约》上签字，约定一年内完成三项任务：（1）改善装备，为全部换成三八式步枪而斗争；（2）把一、二军完全变成能征战、必取胜的铁军；（3）互相提供对敌斗争经验。会议结束时，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数枚手榴弹。会后，杨靖宇派部队护送李学忠等二军战友踏上归途。

《人民革命报》关于第一、二军会师的报道

《人民革命画报》刊载的表现第一、二军会师盛况的画作

一、二两军的会师，实现了中共东南满地区党组织的联合协作，使东南满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人民群众亲眼见到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斗志更坚、信心愈旺。

一、二两军会师后，杨靖宇率部活动于桓仁、通化、宽甸。11月2日，杨靖宇率部抵达三道崴子西方鹿圈子沟一带，与由日本军官率领的伪骑兵第五团交战，毙敌1人、伤5人，4日又在龙爪沟与日军田中部队交战，稍后冲破敌人在葫芦沟设置的包围圈，在辽吉交界处或主动出击、或长途转移，令日伪军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盛京时报》于1935年11月12日自供：“其间日军受苦难不少”。11月25日，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一军教导团和第一师一部，在抗日义勇军左子元部配合下，在宽甸太平哨与伪警察队激战2小时，毙伤敌25人、俘敌20人。紧接着于28日攻克宽甸步达远街，毙伤伪警14人，进入街市后，杨靖宇与当地“会仙泉”“日兴宏”“庆向东”“福德昌”四大商号经理谈话，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四大商号经理经杨靖宇教育，又目睹人民革命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遂主动捐赠部分现金及大量粮食、布匹、棉鞋等物资，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经过1935年一整年的苦战，日本侵略军的“杨部灭亡期即在目前”的妄言彻底破产；“东边道讨伐即告成功”的梦呓，也只能成为吹破了的皂泡。面对事实，日伪当局的感受，只有两句话最足以概括：这就是“恼羞成怒”加“黔驴技穷”。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在抚松，宪兵特务岳某（外号“岳癞爪”）将一无辜百姓杀害，砍下头颅，装在一个木匣里，谎称是杨靖宇头颅，摆在县城十字街一木架子上。架子上贴着“剿共战果辉煌”、“共匪伪司令杨靖宇被射杀”等标语，一时诓骗了不少人，闹得人们心里没有底数，许多百姓以为杨靖宇真牺牲了，在背地里流下了悲伤的眼泪。[36]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戳穿敌人阴谋，派出一支小股游击队执行辟谣和消灭汉奸特务的任务。游击队员化装成平民百姓，带着“良民证”来到抚松县城。次日，只见城内大街小巷四处贴着以民间“送哭夜郎”形式用黄裱纸书写的传单：

天皇皇，地皇皇，日寇侵占咱家乡，杀人并屯抢财宝，黎民百姓遭了殃。反日烽火遍地起，抗日武装打东洋。打得日寇团团转，无奈假头把人诓，行路之人念三遍，司令健在日寇亡。

此传单张贴出去后，人们真相大白，知道杨靖宇根本没有被敌人“射杀”，转忧为喜。同时，人们发现贴在杨靖宇假头木匣上的标语全被撕掉了，木架上又多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不是别人的，就是那个宪兵特务“岳癞爪”的。只见上面贴有一张又宽又长的标语，上面写着：

真是真来假是假，这人就是岳癞爪，背叛祖国罪恶大，如今脑袋搬了家。

杨靖宇游击队

数日后，此事不胫而走，传遍了长白山区的沟沟岔岔、村村屯屯。人们都喜笑颜开地称颂：“咱们的杨司令还在领导抗日战士打鬼子呢！”

不用说，日伪当局的这幕闹剧，只能是旧丑未遮又添新窘而已。

时届1935年底，杨靖宇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已发展到1600余人，比1934年第一军成立时超过近一倍，游击区扩展至整个南满地区。1936年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魏拯民在给代表团的信中，记载了杨靖宇部1935年的战绩：“我党所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虽然在东边道遭受寇贼日军空前未有的进攻，但我第一军军部及教导团、少年营以及第一、二两师部队，在东边道十余县之活动，并不因‘讨伐’而完全失去主动，实力即未减损，使日寇费近半年围剿搜查，对于日寇认为必须实行消灭之主要敌人我第一军部队一无获得。反之，我第一军与第二军两部队取得联络后，第一军近今渐得进出于桦甸江西以及吉林附近西南方面，努力伸张活动，出没安奉铁路线，以达于日寇所谓三角地带岫岩附近。”

1936年，正如毛泽东在当年元旦致朱德亲笔电文中指出的，是“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37]的一年。在这个“大发展”中，杨靖宇和他指挥的南满抗日军民以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团、第一师一部和义勇军“老北风”部主动出击，以本溪碱厂街战斗的枪声，迎来了1936年的“开门红”。13日，在杨靖宇亲自指挥下，第一军部队在通化大泉源附近与日伪军交战，毙东濑队长以下日军12人。17日，日伪喉舌《盛京时报》刊登日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部战报：“东濑队长四面被匪团包围，尽全力拼杀四面八方之敌，但因寡不敌众，全员遂壮烈战死。”这是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英勇抗争汪洋大海的必然下场。

大泉源战斗后，杨靖宇率部转移至通化东方石庙沟一带，春节过后又来到通化水洞一带。2月26日奇袭热水河子后，杨靖宇再次率军部教导团南下，进入辑安县境开展游击活动。为保守机密、避免日寇追击，杨靖宇临时使用“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大队部刘大队长”的名义，并以此名义向辑安头道崴子伪警察署长发出亲笔信，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伪署长慑于声威，于4月3日来到杨靖宇驻地——位于头道崴子东面的高丽河子沟，杨靖宇、宋铁岩、韩仁和亲自与伪警察署长谈判，争取他暗中协助抗战。杨靖宇亲自向伪警察署长说明：“我们的条件是：一，不准欺压百姓。二，我军在这里活动，需要给养，请送给养、粮食。三，有敌情，立即给我军送信。这几条，都不难做到。如果做不到，你的警察署也剩不下了。”[38]伪警察署长连声应答：“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做到。”并当即报告说他今天在电话中得知伪奉天第一军管区教导队骑兵团要经过此地。此前，军部秘书长韩仁和将军部电话及电话线搭在敌人电线杆线路上侦听时，已经得知这股敌军由通化出发赴辑安驻防。对这些情报，杨靖宇认真分析，并仔细察看地图，决定在二道崴子沟口进行伏击。但随后部队在行进中不慎暴露，敌人因而未敢出动。为此，杨靖宇又改取“引蛇出洞”之计，故意率部公开向西行进，实则在走出一段后秘密绕道回到二道崴子沟口设伏。

4月5日上午10时，伪奉天教导队骑兵团押运着满载弹药的十几辆大车，进入了杨靖宇部队的伏击圈，只听杨靖宇一声枪响，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随即，战士们又冲上公路与敌肉搏。在第一轮射击中侥幸免于死伤的伪军惊魂未定，甚至未及下马，就见到人民革命军战士的刺刀迎面而来。无奈之下，纷纷举手投降。战斗仅15分钟即胜利结束，击毙1名日本教官和10余名伪军官兵，俘敌38人，缴获迫击炮1门、枪支63件（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三八式步枪42支、手枪18支）、子弹2万发、战马30余匹、军用电话机1部、望远镜2个。战斗结束后，杨靖宇以“刘大队长”名义向俘虏讲话，告诫他们勿忘自己是中国人，要有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心，并阐述了人民革命军的俘虏政策。听着杨靖宇的讲话，再看看人民革命军战士对自己的宽待，伪军俘虏们的心情从恐惧逐渐转为羞愧，又转为希望改恶从善的振奋。在战后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几个战斗情况》中，记述了伪军俘虏们听完杨靖宇讲话的感受：

——“你看人家一个大队长讲话就这样呱呱叫，要是军长更该怎么样？咱们‘满洲国’的官连人家一个眼角也赶不上。”

——“你们这样齐心，还有不打胜仗的？我听见枪声刚要下马，你们四百人便都上来了，我不能开枪，要开枪你们就打死我了……不信你们验我的枪。”

杨靖宇讲话后，一名伪排长代表伪俘讲话：“我们在‘满洲国’得不到真实信息，只受日本子的欺骗，我们早知道你们这样为国为民，早就出来同你们一起干了。”最后，按惯例给每名俘虏发五元路费释放。在归途中，伪俘们恰遇只身逃跑的“老上司”——骑兵团长，眼见自己的部下如此狼狈，伪骑兵团长仰天长叹：“真倒霉！这回弄个净吊光，怎么回去见日本子！……”

战斗中还缴获一批敌伪文件，杨靖宇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特别注重其中一份通化春季“讨伐”会议文件。其中记载了敌人的三条对策：“1.探知抗日军驻地后，夜间包围，天亮进攻；2.探知抗日军行动方向后，调集兵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使之吃不好，睡不好；3.利用冬季漫长，气候寒冷的条件，大规模进行军事围剿”[39]。杨靖宇对症下药，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三条：“1.部队每驻一地，先占据制高点，严密搜查四周，安排好岗哨，并勤查哨，以防敌人偷袭，如发现敌人，则利用有利地势，消灭他。2.行军时如有敌人穷追，就设法拖垮他，然后设伏消灭之。3.到冬季，则利用在深山密林中修筑的密营，储存粮食和越冬物资，休整部队”。[40]

此后半个月，杨靖宇和战友们发扬连续作战作风，频频出手重创敌人。4月8日，杨靖宇率部在哈塘沟与敌激战三小时后，在头道阳岔以夜幕为掩护，跳出敌人包围圈向东南转移。次日清晨，日伪军的重兵进攻只能以“空城计”收场。15日，杨靖宇部在辑安突袭台上（地名）、花甸子两个伪警察署，伪警措手不及，乖乖缴械。

4月30日梨树甸子战斗后，各路追击敌军如惊弓之鸟，无人敢做邵本良第二。杨靖宇敏锐地抓住敌军“追剿”一时松弛的有利时机，于5月率军部直属部队在兴京草盆沟与王仁斋率领的游击大队会合。为适应形势，杨靖宇决定以军部第二教导团和游击大队等部队为基础组建第三师。主要领导有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下辖第五团和第七团，活动于兴京、清原、抚顺、开原、西丰、柳河等县。

杨靖宇领衔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这时，《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已传达到南满。为贯彻党的指示、总结斗争经验、谋划进一步发展，1936年6月底至7月初，在第一军河里后方基地的惠家沟密营，杨靖宇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杨靖宇外，还有南满特委书记李东光、一军军部秘书长韩仁和、一军军医处处长徐哲、一军三师师长王仁斋等。

7月7日，中共南满“二大”通过了由杨靖宇主持起草的决议案。这个文件以《救国时报》为依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国际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战争’的前夜，同时革命与战争已在小的范围已经实际公开的开始了”[41]；国内形势的根本点在于：“我党中央公开提出‘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真正的适合于中国目前政治环境和群众的要求，我党全体同志应为这一伟大正确策略胜利而斗争”[42]。

随后，决议案根据《六三指示信》中“我们应该清楚地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此，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的论述，对东北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指出：“目前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是日益深入和扩大，但反日运动的阶段，仍然是准备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和日帝作最后决战的阶段。因为我们反日的力量还不很大，而正在发展和收集的时候，广大群众还未在我党领导之下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同时又没有外部大的有利于满洲反日运动事变的爆发，更不能即刻得到外面的实际帮助，实际是孤军奋斗，与强大的日帝血战。我们中心策略，不是将一切反日力量总动员去和敌人作拼命一战，而是发动组织各种的反日斗争来更大的准备和蓄积群众的反日力量，保存和扩大我们的实力，培养大批的领导干部准备不久将到来的大的转折与万恶日帝拼命最后一战”。[43]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广大群众的反日决心更加坚定，全人民抗日救国的盼望日益增长，这就是今后反日战线更迅速的扩展，不久将来造成更大规模战争的已成基础，为了不久将来更大战争的胜利，顺利的冲破敌人‘讨伐’政策起见，必须正确的运用全民统一战线新策略，极广泛的开辟新游击区，更改善战术，使党和队伍千百倍的扩大巩固起来，这就是目前我们中心任务之中心环子”[44]。

在认真分析形势后，决议案对南满工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充分肯定了自1934年11月南满党“一大”以来的成绩：

自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一年半以来地方和队伍得到了伟大成绩。在地方方面党组织数目扩大了五分之一。成立了五个新县份内的党部，‘满’兵工作和中心城市工作初步开始养成提拔了有些地方中国领导干部（系针对原先朝鲜族干部较多而言——引者注），在进行两条战线斗争中，一般同志的正确观念比较加强。同志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了。在军队方面，队伍数目扩大新成立一个师（军部扩大五倍，一师二倍，二师一倍），游击战术和战斗力大大增长（缴来日满匪军的武装，扩大轻重机关枪六倍，大炮三倍，全队四分之三换了三八式枪），扩大游击区域，新的县份十五县，帮助和发动了有些群众武装斗争和组织，在领导抗日军收编队伍方面得到相当的成绩。坚决的执行队内反叛徒斗争，使队伍相当的巩固了，党和我们军队的影响更加倍的提高了，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是南满反日战争中最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已形成中心的领导力量。[45]

与此同时，决议案也对南满工作中的缺点不足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缺点主要存在于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核心在于对“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了解的不十分深刻”[46]，要求“我们应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消灭以上的缺点和错误”。[47]杨靖宇和南满党组织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可贵的，对缺点错误的查摆纠正也是认真严肃的。但应该指出，这些错误的主要来源是遵义会议以前由王明“左”倾错误把持的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正如决议案中指出的：“对于东北目前革命阶段估计的不正确，根据中央二次来信二月十日的来信，认为现在已经是土地革命的阶段。”[48]这个错误观点，正是来源于1934年2月22日（决议案中误为2月10日——引者注）的《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这个文件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不足的倾向，在一切游击区域和我们有工作的农村，必须根据中央去年指示信所指示出来的关于领导农民斗争的策略、口号和组织方式等去实行，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说：我们要在领导反日斗争中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提出没收反革命卖国贼的财产，拒绝‘满洲国’的一切捐税等等口号，以走向土地革命的阶段去。”[49]在后来延安整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曾指出这封指示信及由此而来的满洲省委“反右倾”斗争，“使党的各方面工作又回到‘左’破坏统一战线的道路”[50]。

最后，决议案系统论述了南满党组织当前的战斗任务：

（一）巩固扩大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巩固扩大东北抗日联军利用全民统一战线，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扩大游击区域，很广泛的组织抗日救国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来拥护帮助抗日联军，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加紧内部的政治军事等教育训练工作，改善内部队员生活，大批号召广大工农真诚抗日救国的分子入队。队内党团组织要动员各地群众在制作募捐援助和慰劳等拥护联军的运动工作，更深刻更进一步研究运用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各种方法，并讲求许多实际扩大联合军的方法和手段，将各种关系对我好的山林队、义勇军与之建立各种的密切关系，可以用联军的名义大批的把他们改编，各地方党部动员群众到队上去是经常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在扩大东北抗日联军运动中应当派很好的干部同志到“满”军中开展士兵工作，过去对这一工作不注意是很大错误。

（二）兵士工作，估计“满”兵对抗日救国的同情和对日“满”匪人的不满，地方党部和抗日联军的政治部应采用各种方法，从各方面推动进行，派人直接打入内部或利用社会亲属封建等关系，敌我两军在阵地作战时，动员一切队员，宣传鼓动工作，在内部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秘密工作，抓紧下层士兵的不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特别要关系到抗日救国，因为“满”兵动摇哗变对我们武装工作有很大的政治军事意义，所以使士兵工作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今后派很好的干部专门负责进行，过去只派消极不好的同志进行这一工作是不对的，对抗日联军工作应当利用过去经验和教训，我们新收编的许多山林队，抗日军要设法派相当的政治工作人员，加紧内部政治教育工作，在内部工作要耐心的用各种办法，不要完全按照我们基本部队的办法，更要根据许多的新条件，设法进行这一工作。

（三）城市的反日战线和保甲制度，抓紧广大群众对日“满”匪贼的一切不满与愤恨的情绪，特别是归大屯、屠杀、强奸、强迫劳动、按户抽丁、实行奴隶教育、排挤和消灭中国人的工商业、大批的武装移民等强盗行为，以及和中国民族的民族和阶级利益对起来，更应当大胆地运用统一战线，将各界真诚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抗日联军占领小城市时，对不是忠实走狗的工农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加以侵犯，并与之保护，真正实现保护中国人民利益的口号，同时对地方政权的问题一一在群众同情热烈拥护之下，采用公开的形式建立之，对于敌人的保甲制度、协和会等组织，亦不要只是站在外面空喊反对他们，应当双方并行。

（四）工人工作，应当想一切实际有效办法，派人到××煤矿开辟工作，对土木铁路工人旧有的关系，赶快想法恢复，并加以具体领导，对于领导铁路矿山等工人和一般群众斗争和方式，应当加以转变，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从请愿到武装暴动，不要机械的运用过去斗争的方式（开始命令群众分食抢粮等）。

（五）农民工作，日贼在数年中一般的归大屯烧杀，财产粮食等全被毁坏，土地被没收，大批移民，施行各种捐税，将农民赶入监狱似的集团部里，逼到死亡道路上。广大群众不得不在斗争中寻找出路，如最近各地农民要求分粮食吃大户和游击队配合行动，成群结队自动起来，组织农民自己队伍（游击队）和日“满”匪贼进行各种斗争，我们应领导群众的请愿、分粮抢粮等斗争。更要加紧发动群众组织，广大的农民自己队伍，领导发动群众迫切的许多斗争，要和游击队抗日联军互相配合行动。

（六）广大小资产阶级在日帝血腥统治之下，经济上大大的破产、饥饿与死亡，政治上没有任何自由，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因之失学，同时日贼实行亡国奴隶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一切要求，因此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斗争迫切需要解决，故应运用统一战线，鼓动领导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并动员他们参加抗日联军。

（七）建强地方党部和军队中的领导机关，形成具体和集体的领导，对于领导方式从党团到群众组织，应当很大的转变，上级和下级用各种实际方法保持密切的关系，最主要培养干部应当大胆的提拔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到各级领导机构中担任工作，除此以外，还应当设法办训练班，对于军事和党的干部的培养，应下很大的决心培养。

（八）反奸细叛徒的工作，是我们主要工作之一，我们党和抗日联军的政治威信的提高和势力的扩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引起敌人对我们进攻的积极和残酷。敌人虽采取从外面实行大规模的“讨伐”，不但未将我们消灭，反而有很多的发展，故又实行向我们内部大批派遣奸细，利用革命叛徒，企图取内外夹攻的办法，消灭和瓦解我们的队伍。虽然我们没受大的损失，但在工作上受到不少的障碍，为了我们的工作顺利的发展，肃清奸细、叛徒，巩固内部，因此提高队员和同志们的政治水平和革命警惕性，经常实行工作检查注意各个队员和同志们与外面的社会关系，加强民族和阶级的教育等方法。同时肃清内部奸细叛徒，应当毫不动摇地坚决进行打击小资产阶级的留恋不坚决性。

（九）二条战线及敌人反宣传等思想斗争问题：为了保证我党正确路线顺利地进行，首先揭穿敌人反革命宣传，将各种政治问题，给以明显具体的回答，对于党内二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应当无情的进行。在目前要特别防止变作资产阶级的尾巴右倾的思想和行动，对于“左”的过早破坏统一战线，亦要给以无情的打击。为了任务的完成和实现，必须要巩固扩大领导革命的党的组织，唯有真正扩大巩固了党的组织，才能更正确的领导各种革命斗争。[51]

根据《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精神，中共南满“二大”正式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当时，有些战士不同意改变名称，认为没有“革命”二字不光荣，针对这种情绪，杨靖宇等领导同志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出改变为抗日联军是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特别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需要，统一了全军的认识。

中共南满“二大”期间，杨靖宇和抗联第一军的领导同志们，热情迎接了远道而来的战友——由魏拯民率领的抗联二军一个机枪班，其中还有两名朝鲜族女战士。

魏拯民

从1935年夏到1936年夏，魏拯民经历了跨国长途奔波的一年。在莫斯科，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随后，他作为东南满地区的代表，被代表团指定为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向陈云和代表团详细汇报了东北特别是东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这些汇报的文字稿，就是东北抗联历史档案中的八份《冯康报告》。与此同时，陈云、陈潭秋、滕代远、曾山、孔原、潘汉年等同志，也向魏拯民并通过魏拯民向东北抗日联军传达了中国革命形势和遵义会议路线，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传达了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和长征斗争经验。根据东北斗争日益发展，急需加强各游击区领导力量和工作效率的实际情况，代表团根据陈云提出的“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52]的组织原则，决定撤销由王明“左”倾路线把持的满洲省委，按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大游击区分别组建四个省委。魏拯民被任命为东满省委书记，受命返回东北传达贯彻并具体实施。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代表团作出撤销满洲省委和组建四个省委的决策，除依据陈云提出的组织原则外，也是与战斗在第一线的杨靖宇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不可分割的。1936年2月20日，周保中和魏拯民等联名致函代表团，信中写道：“杨靖宇等南满同志，经过二、五军关系要求与吉东党及远东直接交通，并且南满党要求建立省委分局。”[53]

1936年1月，魏拯民肩负重任离开莫斯科，重返东北抗日斗争最前线。于2月初到达吉东地区，2月5日，魏拯民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召集会议，向王德泰、周保中、金日成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主持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和第五军。随后，魏拯民率部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了第一军金川河里后方基地惠家沟。这时，中共南满“二大”正在进行，杨靖宇特派军部秘书长韩仁和出迎二里。几十年后，王传圣仍对第一次见到魏拯民的情景记忆犹新：“魏政委中等身材、长脸、白净面皮上有几个不被人看出来的浅皮麻子，身体瘦瘦的，穿一套不新不旧的黄军衣，只束了一条皮带，连枪也没带，看样子身体并不健壮。说话很慢，有些文质彬彬的，但却很风趣。”[54]

早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初时刻，杨靖宇就和魏拯民在一起工作。1932年，他们曾在哈尔滨共同领导水灾难民进行斗争，迫使日伪当局赈济灾民。久别重逢，战友们互相赠送了礼物。魏拯民送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回赠一支小手枪。这两件礼物的意义正如杨靖宇所说：“你送给我马克思主义，我送给你杀敌的武器。”[55]事前，杨靖宇指示密营好好照料战友们的生活，密营工作人员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设法搞来了十多袋白面和一口大肥猪，为战友们准备了几顿难得的“牙祭”。

欢迎仪式结束后，杨靖宇、魏拯民等同志共商大计。7月5日至7日，紧随中共南满“二大”之后，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了东南满党军领导干部会议，史称河里会议。会议首先由魏拯民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以陈云为核心的代表团指示，并通报了2月南湖头会议情况，随后，与会者详细讨论了当前的斗争形势。鉴于当时东南满斗争已连成一体，会议决定将原定的东满省委和南满省委合并为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书记，杨靖宇、王德泰、陈翰章等为委员，同时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将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正副总司令，杨靖宇兼政委，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战士习惯称魏政委），下辖6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5000余人，其中第一军下辖第一、二、三师，总兵力3000余人；第二军下辖的第一、二、三师改为第四、五、六师，1937年3月又将第五师第五团扩编为独立旅，总兵力2000余人，第六师师长为金日成。

第一路军正式成立后，河里会议确定“一、二军主力坚决地脱离东山林游击区域到广大区域中去活动”。以后，第一军第一师成为西征主力部队；第二师留守老游击区；第三师会合第二军第四师起初准备西征辽西和热河，后改在安图、抚松、临江一带活动，策应第一师西征；第五师在陈翰章率领下，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与以周保中为军长的抗联第五军配合坚持游击战争，保持南满和吉东的联络；第六师在第二军军部的率领下，深入南满地区，与第二师一起坚持老区斗争，巩固长白山游击根据地，并在金日成率领下积极准备挺进朝鲜内地。此外，第一路军各部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粉碎敌人1936年冬季讨伐，我军所有部队在敌人不注意的深山老林里大量修建密营，储存粮食、弹药。军部在老秃顶子山区、一师在老和尚帽子山区、三师在清原沙河子山区修建密营。这项工作相当艰苦，选地形即要秘密，又要易保存，附近要有水源。密营修好后，还要把各种物资运进来、保管好。任务重，各部队必须在七八月份开始行动，否则，时间来不及。”[56]

会上根据代表团“调学生来学习”的要求，杨靖宇决定派军部团委书记赵振华去莫斯科学习。临行前，杨靖宇对赵振华说：“你现在工作很好，但还是一把小剃头刀，你去学习吧，党要把你锻炼成一把战刀。”[57]赵振华到莫斯科后，被代表团送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1939年5月返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1945年大反攻之际重返东北。

王德泰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次联欢会，“一、二军战士高唱革命歌曲，随魏拯民同志来的第二军两名朝鲜族女战士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第一军的战士们还演出快板，有两名同志还演出了一场‘双簧’，杨靖宇、魏拯民等看得很是开心，不时鼓掌叫好。许多战士头一次看到‘双簧’，只见蹲在后面的战士又说又唱，站在前面的战士光张嘴不出声，紧跟后面战士说唱的内容表演各种动作，十分滑稽，更是开怀大笑”[58]。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成立，不仅使南满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抗日铁流，而且为吉东建立抗联第二路军、北满成立抗联第三路军提供了经验，是东北抗日斗争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有力地推进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发展。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第一路军”的番号只使用两次。第一次是1930年6月，红军第四、六、十二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第二次就是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仅此一项，足见杨靖宇部在东北抗日斗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之际，杨靖宇把澎湃心潮倾注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59]

河里会议刚刚结束，抗联部队就收到了金川大荒沟日本守备队进山“讨伐”的情报，魏拯民当即表示：“咱们是打鬼子的队伍，小鬼子送货上门，照收就是了。”于是，7月7日夜，在杨靖宇和魏拯民的率领下，部队携带干粮，轻装从惠家沟出发，天亮前埋伏于白家堡子上方雷家小坎。8日晨8时许，当日军守备队进入我机关枪连阵地时，5挺机枪一齐射向敌人，战斗仅20分钟便胜利结束。10日，《盛京时报》报道：“因匪方人众，日军节节失利……矢岛队长遂引寡兵冲入重围……日方尾吹上等兵11人血染东边砂尘而阵亡矣，重伤者5人。”抗联部队并缴获轻机枪2挺、南洋块手枪2支、步枪10支、子弹2000余发、望远镜两架、战刀两把。回到惠家沟密营后，杨靖宇指示：“武器分配，二军同志缴获的不算，每个同志再发给一支三八式步枪，子弹100发，另外再送给二军一架机枪、1000发子弹，作为一二军部队的见面礼。”[60]

白家堡子战斗的胜利，为抗联第一路军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消灭日本守备队后，各部队都到指定地区活动了。军部送魏拯民政委回二军，一直送到临江西南岔。等我们回河里，路经白家堡子时，见整个村子全被敌人烧毁了。原来，敌人为了消灭东北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军事武装讨伐，还制定了所谓‘匪民分离’政策，老百姓归屯并户，妄图把我军和人民群众分离开，白家堡子惨案，是敌人以我军击毙日本守备队、当地老百姓‘通匪’为借口制造的。日军中山大尉带领一个中队鬼子闯进方圆50里（应为50公里——引者注）的所谓‘通匪’区，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抓。共屠杀和平居民370多人（白家堡子惨案发生于1936年7月15日——引者注）。同志们目睹敌人的暴行，无比愤恨。大家决心要和日本侵略军战斗到底，为死难同胞报仇。”[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