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兰州八办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甘青宁广大地区特别是兰州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由于甘青宁是偏僻、边远的多民族地区,政权长期为“马家军”所掌控。1925年,国民党在甘青宁地区还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冯玉祥主政甘肃之时,国民党的势力才逐步发展起来,共产党的活动也随之进入这一地区。这一地域性差异,使兰州八办的工作环境,比西安、新疆等地更为复杂艰苦。
那时兰州除了甘肃本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东北、华北等地来的一批流亡学生,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一些文化人。国民党为了笼络这些人,在兰州成立了西北训练团、军官七分校兰州总队等组织。朱绍良还接见一些青年,并以赠送学费等来拉拢他们。兰州八办则努力将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里来,在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下,通过各种关系成立了多种群众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流亡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妇女慰劳会,以各地来甘青年为主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杨静仁、鲜维俊等组织的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等。其中由刘日修和罗扬实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个县建立了75个分团,成员达3000多人,成了甘肃当时最有影响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些进步团体除了在不同工作对象内组织救亡宣传、阅读进步书刊、相互交流讨论和编发墙报外,还经常举行各种座谈会或报告会。兰州农民银行和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的进步人士也每周举办一次时事座谈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怎样领导民众运动等问题。谢觉哉和伍修权经常应邀出席这些座谈会,每去必作重要发言并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会议有的是八办通过有关人士策划、组织的,讨论内容和发言者也多半是事先安排好的,使之成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和政策的讲坛,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国民党方面则企图破坏这些活动,派出蓝衣社特务混入群众中,故意提出一些反面问题,甚至责问、攻击共产党的主张。每逢这时,谢觉哉和伍修权总是沉着应战,引导进步学生据理力争,驳斥反共言论,使对方理屈词穷、知难而退。
抗战以来,外地不少文化艺术界人士,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如茅盾、顾颉刚、萧军、张仲实、塞克、白危、王洛宾等人也先后来到兰州。八办总是对他们热情接待或多方联络,不但邀请他们到一些社会团体参加演讲等活动,还直接支持和帮助组织一些文艺团体,让他们以歌舞、戏剧表演等形式向群众进行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这些团体中有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小组为核心的血花剧团,有王德谦、王德芬姐弟五人组成的王家剧团,还有一个原是甘肃省教育厅官办的剧团,被争取过来后改组为西北抗战剧团,谢觉哉推荐萧军、塞克等进步文化人去主持工作。从南方远道而来的新安旅行团和由中共党员主持的平津学生演剧团,在兰州演出的抗战时期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流亡三部曲》等,使当地群众深受感染,激发和鼓舞了斗志。谢觉哉和伍修权不仅大力支持、出席观看他们的演出,还多次与剧团成员特别是骨干切磋,指导他们的工作和创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许多进步文化人都把八办当作自己的“家”和“指挥部”。
兰州八办除了支持和组织上述群众活动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甚至参与报刊的出版和编辑,以教育群众、引导舆论。谢觉哉亲自撰写了一批针对形势、联系实际的时评类文章,以不同笔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支持创办了由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主编的《西北青年》、《战号》、《老百姓》、《热血》、《抗战》、《甘院学生》、《妇女旬刊》等;萧军等主编了《甘肃民国日报》的《西北文艺》和《剧运》等副刊;杨静仁等编辑了以回族同胞为目标读者的《回声》杂志;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专为各报刊提供新闻稿,一面世就有不小的反响。八办还支持开办了兰州书报社和邹韬奋生活书店分店,专门销售进步书刊。这些报刊和书店都成为宣传共产党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大大推动了西北地区的抗日运动。(www.guayunfan.com)
国民党顽固派很快注意到这个情况,强行禁止这些报刊的发行,甚至勒令停刊或逮捕其负责人。谢觉哉和伍修权一面领导大家进行斗争,一面因势利导适当收缩阵地,将一些活跃的骨干分子保护起来、转移出去。其中不少人坚决要求参加革命,请求八办介绍他们到延安抗大去。八办委托当地党组织对他们考察后,安排他们奔赴解放区。有成批的人去延安时,兰州八办就派专人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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