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云岭，中央指示明方向_关于粟裕的故事

春到云岭，中央指示明方向_关于粟裕的故事

1939年3月2日前后，粟裕抵达云岭军部。未经休整便参加了周恩来召开的军部和支队负责人会议。会后他得到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三团经受了进驻横山地区以来唯一一次失利的战斗，二是三团副团长邱金声病故。

2月25日，就在粟裕前往军部的途中，三团一营（包括营部和两个连）近200名干部战士，在营长邱立生、政委王荣春率领下，前往江宁镇一带破坏敌人的京芜铁路。途中因情况发生变化折回，进驻距南京30公里的云台山石塘村。小丹阳守敌得到密探报告后迅即转告附近据点之敌，联合伊藤、活野等部兵力500余人向云台山“进剿”。一营由于带队干部思想麻痹，放松警惕，未能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周围的敌情，没有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变化，招致敌人的暗算。云台山战斗中一营虽然毙伤敌40多人，但损失惨重，牺牲65人（其中营长、副营长、连长、排长各1人，班长3人），伤20人。云台山战斗也说明日军的策略重点是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围剿”，这就使得横山地区的斗争环境日趋恶化。

邱金声是福建龙岩人，枪法准，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虎将，走上抗日火线第一仗就捣毁日军一列军用火车，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可以说出手不凡。他没有倒在抗日沙场，却落入病魔之手，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随后，粟裕和陈毅在罗里村“种墨园”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情况。(www.guayunfan.com)

从岩寺出发以来，新四军活动在长江南北，以江南的一支队和二支队成绩较为出色。粟裕率领二支队在当芜地区捷报频传的同时，陈毅率领傅秋涛、江渭清、张正坤、王必成、刘培善等也是连连获捷，先后取得新丰火车站、竹子岗、句容、高资、新塘等战斗的胜利。一、二支队联手建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人枪总数翻了一番。

粟裕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27年的南昌起义。那时周恩来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住在南昌江西大旅社。粟裕在那里直接做周恩来的保卫工作。最近一次见面是1934年7月初，那次粟裕和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等人在瑞金接受中共中央的命令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

再次相逢，几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风采依旧，一身戎装。周恩来为人处事方面原则性很强，但是他给人更多的是和蔼可亲、待人宽厚、善解人意的形象。

看到粟裕，周恩来眼里闪烁着喜爱，微笑地看着粟裕，把手伸过去。粟裕给周恩来敬礼后，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

听完汇报，周恩来露出满意的神色，说：“武汉会战标志着中国的抗战形势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速战速决的目的没有达到，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突出地暴露出来。共产党领导下的遍及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对它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开始调整政策，对国军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伸出诱降之手。国民党内部产生分化，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坚持抗战，但在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对他说来，抗战有如爬山，爬到这里，他开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这种形势使日军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得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沦陷区。以后，我们将成为抗日主力。你们打得很好。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也是有影响的。”

但周恩来又说：“但同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新四军的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到去年底，八路军人数已扩充到十五六万人，比抗战初期增加了5倍。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已发展到10多个，拥有人口5000万以上，使日军侵占的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新四军人数只增长1倍，抗日根据地只有茅山1处。”

其实这种局面与新四军军部实行保守的方针大有关系。当时整个新四军的作战区域被限制在被日军占领的南京、江宁、镇江、句容、溧水、高淳、丹阳、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等日伪统治中心一带的狭小地区，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五六十公里。新四军只能在这一地区内活动，超越这一区域，新四军就是违反军令，就是破坏统一抗战。新四军实际负责人项英不敢将部队撒出去，不愿与国民党军产生冲突，避免破坏统一抗战的局面。因此他不断收缩有实力的部队固守皖南。就拿粟裕的二支队来说，本来也就两个团四个营，从岩寺出发时，就留了一个营的兵力给军部做警卫部队。项英还打算将主力部队三团调回军部。现在新四军的主力差不多全部窝在皖南。在日本侵略军重兵控制的腹心地区活动，本来就困难很多，危险很大。当初国民党第三战区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时，共产党方面就有人提出这是借刀杀人。现在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新四军从整体来看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现在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在新的复杂局势面前，如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更谈不上发展了。

事实上中央已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周恩来一到云岭即找项英谈话。谈到发展，项英一再强调“江南特殊”，说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摩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对此周恩来批评他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争取……项英默不作声。

叶挺因工作不顺，于1938年10月辞去军长职务回到家乡广东省惠阳县，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毛泽东闻讯立即派周恩来做叶挺工作，叶挺收回辞呈，在周恩来陪同下重返军部。在周恩来安排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周恩来也没有跟粟裕和陈毅两人详谈，他还要听取更多的汇报。

3月6日，晨曦微露，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山村，唤醒了云岭的山山水水。随后，新四军操练的口号和声音响彻云霄。

吃过早饭，粟裕与陈毅等人前往陈氏宗祠。今天周恩来将在那里给排以上指战员做报告。

陈氏宗祠坐南朝北，黑瓦白墙，十分气派。祠堂前厅有一个简陋的舞台，前厅与中厅之间是一个青石铺地的天井，项英、叶挺等军部领导和粟裕、陈毅、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傅秋涛、朱克靖坐在前面，摆有简陋的桌子，身后的指战员每人携一只草垫，席地而坐。

周恩来站主席台上，针对当时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说：“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地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我们的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新四军的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越在困难的条件底下，越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越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在江南条件很好，战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创造大江南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绝不后退，绝不逃避。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时，全面抗战已有15个月。会议分析研究了15个月来抗战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抗战形势处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应当怎么样做；在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周恩来联系新四军的实际对会议精神加以传达，解决了当时人们心头的困惑。

周恩来明确指出新四军主要发展方向是长江以北的敌后广大地区，这是战略重点；在长江以南，新四军应向南京、上海发展。在江南不应向新四军驻地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只应巩固，坚持已取得的阵地。这就是后来被中央书记处下发的电报中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战略方针。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向使粟裕明确了奋斗方向，也让粟裕成为这个正确方针的忠实执行者和落实者，从而在抗战中大显身手。

3月14日，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前往浙江。临行前，粟裕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叶挺、项英、邓子恢、王集成、陈毅、袁国平、傅秋涛、朱克靖跟周恩来合影留念。

此时周恩来调解项英和叶挺之间关系的工作取得一定效果。照相时，周恩来特意和项英、叶挺三个人一起照了张相。周恩来站在中间，叶挺穿黑色的夹克立于左侧，项英穿军装站在右边。在按响快门的时候，旁边的干部战士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周恩来那博大的胸怀，宽宏的气量，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巧妙处事的能力，令粟裕终生难忘。

粟裕右臂受过枪伤，留有后遗症，手指常有麻木的感觉，有时疼痛难忍。新四军的后方医院有一些从上海弄来的先进医疗设备，所以粟裕到后方医院去了一趟。

后方医院在太平县小河口，地处泾太边境，麻川河青弋江交汇处，距云岭三十余公里。由于病房是竹子搭成的，病床、药橱、药盒、药盘、镊子、桌凳等医疗、生活用具也是竹制的，后方医院又被新四军伤病员亲切地称为“竹子医院”。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是辽宁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沦陷区逃亡到关内。崔义田的妙手将许多受伤的新四军战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和前方医院的宫乃泉是这一时期新四军最有名的外科大夫。

粟裕在崔义田的陪同下先参观了医院内外科病房、手术室和门诊室，看望那里的伤病员和从南京中央高级护校、中央医院毕业和上海等地大医疗机构来的医务工作人员。那些医务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抢救治疗，十分辛苦。他们满怀抗日热情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工作起来一丝不苟。然后，由崔义田给他做临床检查，并用后方医院50毫安小型X光机作透视，发现右臂尺骨与桡骨之间存留子弹。

崔义田告诉粟裕：存留的子弹是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尺骨神经受到压迫，所以手指麻木。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崔义田还不能为他做手术取出。

随后，粟裕到教导总队挑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员充实二支队后赶回狸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