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胜利到天津解放_小德张的故事

从抗战胜利到天津解放_小德张的故事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国民党接管天津市。这年夏末初秋的一天，我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对看门的人讲：“我们是市党部的，奉命有要事来面见你家主人。”祖父当然不能回避，见面之后对方自称是市党部中统局的调查人员，一个叫王得胜，一个叫韩扬。双方寒暄一番后，王、韩二人就把此次来意和盘托出，他们对祖父说：“有人检举你在敌伪时期与伪满洲国康德（溥仪）有联系，你家存有大量烟土，目前肃奸（汉奸）运动已经开始，有好多人被我们抓捕，关在牢里严刑拷问，审出许多替日本人干的坏事。我们既然来啦，就有证据，否则的话不会冒犯你这清朝遗老的。”言谈话语间狰狞面貌毕露。祖父对他俩无中生有所强加的罪名根本不买账，不急不躁地据理申辩。对方一口咬定有人检举，祖父矢口否认，僵持不下，交锋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最后叫韩扬的沉不住气了，开导祖父说：“老先生是外场人，应当识相，拿出几条金子不算什么，我们回去替您打点一下也就算了。”祖父回绝地说：“几条金子我没有，既然你们张回嘴，我可以送二位一份薄礼，明天来拿。”这两位仁兄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就找个词走了，临走时说：“明天我们再来。”

两个恶棍走后，祖父说：“我自出宫与小皇上（溥仪）就没联系过，日本投降，国民党来了，这些王八犊子乘乱接收，没影子的事往我身上扣，什么气我都得受。”他和旁人商量，是送他俩钱还是报官，我认为给他们钱了事就等于理亏，吃惯甜头还要来讹诈，决定报官。当晚我到警察局十分局二分所求见所长张培英，据实报案，张所长说：“这是流氓讹诈，明天你们拿出两捆关金法币（总额为二三十万元，折合现人民币二三千元），盖上手章，等他们出门时再抓捕，人赃俱在，他们无法抵赖。”我一一照张所长的布置行事。

第二天上午9时仅韩扬一人来见祖父，他厚着脸皮说：“您这区区薄礼先拿走，如办不好再另说。”随即提着钱包下楼，这时张所长带着警察赶到，由我出面指认韩扬，从他皮包里搜出全部关金法币。韩扬无可抵赖，被戴上手铐，由好几名警察推架着出了公馆大门押往二分所。门口外围观之人很多，以为是抓土匪，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报纸第二版发表了一条新闻，内容是“冒充中统局人员诈财犯韩扬，扰乱清廷大臣公馆，被十分局二分所所长张培英当场抓获，已移交刑警总队，此案正在审理中。”

1948年初冬，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天津市内一片混乱。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家家闭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警备司令陈长捷所部及其杂牌军队麇集津门，对市民征兵、征粮、征房、征夫。为负隅顽抗，他们在许多座大楼房顶部修据点建炮楼，困兽犹斗。更有甚者，从东北战场撤下来的伤兵大量涌进市区，宣泄滋事，扰乱社会治安。(www.guayunfan.com)

某日一国民党伤兵从我家西大门混入院区，用手扒开席墙进到我家前院，打开东大门，把二十多个伤兵全放进来，气势汹汹地说：这个大院有闲房也很宽绰，正好多来几个班宿营。带头的班长操天津口音，特别蛮横，一看就知道是天津市的流氓乔装伤兵，专干浑水摸鱼、敲诈百姓的勾当。祖父与外界失掉联系，孤立无援，只好掏出50元金圆券和半袋大米，把这些伤兵们暂时打发走了。第二天我去拜见在天津市政府任参事的老友孙敬亭（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连仲之侄）及新上任的区长陈玉桂，一同前往驻耀华中学守军，找到国民党四十三师师长余和说明来意，他很快地开出一张国民党四十三师后勤辎重队征用此楼的布告，盖上关防（大印）贴在我家院内墙上。第三天吃惯甜头的伤兵又招来四五十人，抬头一见布告，二话没说灰溜溜地退走了。

事后，我在天津会芳楼饭庄邀约孙敬亭、陈玉桂等人吃饭，买单花掉500元的金圆券。假如不遏制住伤兵，任由他们没完没了地讹钱且占房，我们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总之，从敌伪到国统前后11年的时间里，为了维护祖父在英租界内朝不保夕的寓公生活，在军警宪特中，我投入了不少的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