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救新郎,慎重处事顺民意_关于粟裕的故事
水西保卫战过后,为防日军再袭江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决定经前马镇向东转移到溧阳西北的余家桥。部队在傍晚时出发,于凌晨2点多抵达余家桥。
行军时,医院的干部和护士平日忙于救死扶伤,缺少锻炼的机会,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尤其是那些女护士,很容易就踩到水田里。天快黑了,粟裕有些担心起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叫医院和指挥部机关的女兵,两人结成一对,互相拉着手帕,跟队伍走。并派军事干部,在行军途中前后巡视,发现掉队的及时帮助赶上。一个跟一个,最终没有人掉队。
抵余家桥后,又累又饿的官兵很希望快些住进民房热乎乎地吃一顿,暖和和地睡一觉。他们等着后勤科给分配房子。但陈毅决定先不进民房,就在打谷场上过夜。粟裕对前来分房的各单位说:“这里是新区,没见过我们的队伍,深更半夜不能去打扰他们。大家可以靠着草堆挤在一起休息,很快就天亮了。”
当夜指挥部全体干部战士露宿在余家桥的在打谷场里。干部战士包括陈毅、粟裕二人在内,三五人一伙,紧紧靠着打谷场上十几个像圆形碉堡一样的稻草堆互相挤着睡了。(www.guayunfan.com)
第二天,指挥部被余家桥民众像迎接远来的亲戚一样接进了家。百姓们说:“你们真是名不虚传呀!”“你们来了不进屋,是小看我们余家桥人呀!”从这以后,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扩军,配合作战等工作在余家桥顺利展开,真是军民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危险过去后,江南指挥部回迁水西村。
据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教育副官马苏政回忆,回到水西村后,陈毅曾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水西祠堂里:
“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
这副对联是陈毅称赞粟裕的。诸葛公即诸葛亮,是三国时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文化里鞠躬尽瘁的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羊叔子就是羊祜,是西晋的军事家、战略家,以重情义、讲诚信出名的将领。陈毅把粟裕比作诸葛亮和羊祜,这是对粟裕的高度评价。
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要掌握敌情,部署部队,指挥作战,组织后勤保障,每天忙到深夜。所以陈毅说他食少事繁。粟裕在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虽然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仪态仍从容镇定。所以陈毅说他没有武将的刚猛,倒有雅士的风度。
与粟裕朝夕相处的除了陈毅还有指挥部上上下下的机关干部。陈毅学识渊博,夸起人来一套一套。相比之下,江南指挥部的机关干部对粟裕的评价就显得朴素实在。
水西村处在敌后战场,日军说不定哪天又会突然摸到这里来。江南指挥部机关和直属队,有六七百人,只有三个战斗班,一旦打起仗来得派部队掩护。所以粟裕认真组织训练,要机关人员做到能走会打,具备自卫能力,不要或少要部队掩护。粟裕对训练干部丝毫不肯放松,可以说事必躬亲。他亲自制定了训练计划,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定期听取汇报。他还经常检查督促并在训练中亲自作示范。
秘书处速记员陈模说粟裕待人和蔼可亲,但在军事训练上却要求严格。每天起床号后粟裕亲自率领机关人员跑步,然后进行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有时练习刺杀。严格训练的结果是连速记班的女兵打靶都非常不错,陈模3枪打了29环。
学生兵马苏政对训练更是记忆犹新。训练时谁的动作不准确或者慢了一点,甚至谁的纽扣没扣上,都逃不过粟裕的眼睛。粟裕总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或者指出他的错误,或者亲自示范,直到他改正、学会为止。
粟裕从不大声斥责人,批评也是声调平和,不紧不慢,言简意赅。一次射击练习中,几个刚入伍的学生自认为已经达到了要求,在互相检查后,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走到他们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说“击发!”随着扳机声,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些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
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他没说一句话。事后,除了那几个青年学生,连指挥部全体人员的射击训练都更加严肃认真、刻苦努力了。
有位参谋处长害怕过独木桥,粟裕亲自为参谋处长作示范,骑着自行车通过很窄的木板桥。
粟裕对医务人员也不忽视,他把医院院长崔义田叫到指挥部,嘱咐他说:“你们医务干部在医院工作,平时军事训练较少,行军时就跟不上部队行动。你们虽然不能像连队战士那样天天进行军事训练,但可以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做做操,跑跑步,提高身体素质。”
通过这样的训练,除了保证江南指挥部在遇到敌人突袭的情况下谁都拿得起枪上得了战场外,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指挥员,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扩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
这年春天,江南指挥部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江南指挥部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时,发现兵站站长王永安是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在王永安工作汇报中有他已结婚一条。
这名科长大吃一惊。
新四军成军后军部以抗日大局为重,规定党员干部不管年龄的大小,不管党龄、军龄的长短,不论什么特殊情况,部队中一律不准谈恋爱。但这有点过,所以下面有意见。后来周恩来到军部听取了部队干部关于改正不许结婚规定的意见后提出:年满28岁,有5年革命历史的干部,科、团级以上干部,符合以上条件的,经过组织批准,即可结婚。
按这个标准,王永安不符合要求,也就是说王永安不可以结婚。当时连总指挥陈毅和副指挥粟裕都尚未结婚。所以这名科长听说王永安结婚了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带着疑问问王永安,得到的是王永安肯定的答复。正说着,一名长相漂亮的女子径自入屋,没料屋里有外人,又听王永安说陌生人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就慌里慌张地夺门而去。
这名科长见此情况不由地猜测:王永安是红军时期被俘虏的广西兵。旧军队里广西兵打起仗很厉害,但纪律很坏,抢钱抢女人,有时打仗都带着抢来的女人,在军纪方面臭名昭著。这个王永安长得黑粗,又是一个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按道理不可能被那么漂亮的女子看中结婚的,一定是强迫。不然,很难理解那女子为什么见了王永安拔腿就逃走。
强占民女事关军纪和民心向背,这是大事。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赶紧回指挥部向陈毅和粟裕报告情况。陈毅闻听大怒,马上派人去抓王永安。当时的军法处处长是周林,他立刻派出战士奔赴兵站将王永安绑到指挥部听候处理。
陈毅立即召开全体科以上干部会议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因为是强抢民女,所以干部们都深感意外,也非常气愤。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永安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粟裕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他对王永安比较了解,认为王永安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当时对王永安的处理意见呈一边倒的状态,他不好直言反对;另一方面王永安的情况也未查明,王永安犯不犯错误也不能肯定。
陈毅在大家发言后征询粟裕的意见,粟裕冷静地说:“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10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我们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终于赢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请求,也经大家再三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我建议先对这个事情作一个深入的调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处理。如果情况属实,严惩不贷。”
听了粟裕的建议,陈毅权衡再三,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作深入调查。并再三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几天后真相大白:原来王永安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与军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密切和融洽。当时新四军都住民房,王永安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天天看着王永安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房东老两口既喜欢他又同情他,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姑娘本人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朝气勃勃,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没有来得及报告上级就举行了婚礼。王永安被拘押后,新娘和她的双亲心急如焚;村里人更是愤愤不平,议论纷纷。新娘和她的亲人正商量准备到指挥部来救人。
陈毅听取汇报后,召集全体科以上干部再次开会讨论。王永安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事实不仅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这会还未结束,只见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来到指挥部“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陈毅闻声,当即离座出迎。他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了风尘仆仆前来“上访”、说情、“一定要解救新郎”的人们;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并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
消息传开,群众一片欢腾。当地人民群众和新四军干部战士,无不认为这是顺军心、合民意的大喜讯。王永安本人更是激动万分。当然,最欣慰的还是粟裕。
由于粟裕的关怀,王永安得以在枪口下捡回性命。当下王永安在妻子、岳父母及众乡邻的簇拥下高高兴兴地离开水西村,回到工作岗位,组织纪律观念更强,工作热情更高。
后来王永安担任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夫妻双双在抗日战争最艰险的危难时期并肩战斗,感情笃深,堪称“模范的抗日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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