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提倡体育
蔡元培提倡体育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回原籍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后者设有专门的体育科。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会长。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坚决抗日。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他的全部教育思想中,重视体育的思想也很突出,并亲自抓体育。
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已立志于民主革命,在爱国学生中竭力开展军事训练,他自己也剃了头亲自参加操练。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进一步提倡体育。他分析了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为什么特别懦弱?为什么“不幸地方有争战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卒善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也。”后来他还指出,中国妇女若要“解除传统的钳制,与世界出类拔萃的妇女竞争,则必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因此,他把体育作为学校培养人格的首要任务,说:“身体与精神,均含有一种潜势力,随外部环境而发达”。运动就能使之发达,反之就会萎缩。因此,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切勿间断”,即使毕业之后,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旧文人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些人埋头读死书,也有些纨绔子弟生活放荡。蔡先生到校第一天讲话就严厉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也考虑到,“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所以竭力创办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组织,“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以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由于当时封建思想比较严重,学生上体育课被一些守旧的人视为“丧风败俗”。蔡元培深感提倡体育并不是靠命令能办到的,他到处宣传体育的重要性,唤起人们思想上重视它。
1917年4月,蔡元培在中国大学4周年纪念会上讲:
“吾人在校肄业,即为预备及欠债时期;毕业即入还债时期矣。……故吾人一生,定以第二时期为最重要。然此种工作,亦不能不有预备。此科预备有二:一、材料之预备,如学生之课程是也。二、能力之预备,即学校为锻炼吾人体力、脑力之助,又以职教员之训练及其所授于吾人之模范为修养之助。”
同年5月,蔡元培又应邀赴天津演讲,反复强调体育的重要,他说:“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当时周恩来同志还笔录了他这个论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演讲词,并写了按语,发表在南开中学的《校风》上。
1919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22周年开学式上又一次重申:
“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会等,来涵养心灵。”
蔡元培无时不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一事放在心上。1920年10月,他在赴欧考察前对北大学生话别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对诸位的临别赠言也不过几句老生常谈。不过第一,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愿望让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这一层愿大家各就所好,多多运动,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历年华北运动会,通知到我们,都没有法子。论人数北京大学最多,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加入呢?虽然我们并不要在比赛场上出风头,但是有益的运动,我们决不可不练习。”
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欧洲路经新加坡时,在南洋华侨中学全面阐述了培养健全人格的全面教育思想,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作用。他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去体育的价值了。……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要使他们望正鹄做去。”
蔡元培考察回国后,更积极提倡体育。1922年4月,他为北京大学举办秋季运动会写了《运动会的需要》一文,进一步提出开好体育运动会可以“鼓励运动的兴会”,“增加校外同志的社交”,“养成公德”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几年,凡是对身体有益的就提倡。他创立了体育会,添置了各种运动器材,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一位有名的建筑师,请他来校勘察设计开辟游泳场所;他还专门派人去上海青年会体育专修班进修学习;他请了有名的武术家来校任教,也请人来开展西洋拳击运动。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还专门养了几匹马,它不是供拉车运物的,而是为了学生骑马锻炼用的。在体育方面,蔡元培也是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蒋维乔讲授静坐法就是明显一例。为了便于开展体育活动,蔡元培还制定了校服,规定上体育课必须穿校服。
蔡元培的体育实践和体育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如何处理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之间的关系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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