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简介资料_陈建功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陈建功简介资料_陈建功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陈建功（1893—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1910年至1913年在我校就读。与华罗庚、苏步青并称“现代中国数学三大家”，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历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杭州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科技学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2，3，4，5五数之中可以把6除尽的，就是1，2，3三数；将1，2，3三数相加起来，等于6。又1，2，3……27二十七数中可以把28除尽的数——1，2，4，7，14——相加起来等于28。像6和28一类的数叫作完全数。严密地定义起来，就是“有一正整数a，将可以把a除尽而较小的数相加起来，其和若等于a，名a曰完全数。”从这个定义，我们立刻知道1，2，3，4，5，7，8，9，10等数都不是完全数。读者可试验试验看，496和8128乃是完全数。那么，符合什么规律的自然数，才是完全数呢？这是大数学家陈建功给中学生提的一个悬念。那么，陈建功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绍兴城里的好学少年

清末民初，绍兴府城里（今浙江省绍兴市）官办的慈善机构同仁局里，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小职员，名叫陈心斋，娶妻鲁氏，生下七个儿女。长子取名建功，下面六个都是女孩子。对一个月薪仅两块大洋的小职员来说，这一副生活担子是够沉重的。所幸鲁氏夫人生就一双巧手，经常到成衣铺去取些活计来做，帮助丈夫维持生计。

同仁局的业务，除施药、施棺材之外，还有小额无息贷款一项，主要给一些小贩临时解决资本短缺的困难，规定只要铺保，不取利息。陈心斋就是经管贷款的。这位洁身自好、爱惜名誉的小职员，在同仁局做事24个年头，从来没有一点银钱上的差错，老先生在儿女面前常引以为豪。据说他60多岁告老以后，接任的那个职员不出一年就搞成一笔糊涂账，弄得身败名裂，陈心斋的正直从此更加为人称道，也给子女以身教。

陈心斋对子女教导甚严。陈建功是长子，陈心斋的心愿是把他培养成才，与自己一起来支撑这个九口之家。5岁时，父亲送他到某户人家的私塾先生那里附读，虽要花一点银钱，但不必管老师的中饭，负担可以稍轻一些。他从小十分喜欢读书，有一天祖母见他发烧，不让他去上学，5岁的陈建功嘴里说着“娘娘，我要去的，我要去的”，挣脱了祖母的手，朝外就走。

跟私塾先生读书，学生的主要作业是背书，陈建功记性好，又用心，书背得特别快，“喧宾夺主”，学业比那户请先生的人家的孩子长进得更快，惹得那家主妇很不放心，特地关照私塾先生，要等他家的孩子背熟了功课才能往下讲，她家孩子背不出时，先生不可讲授新课，于是陈建功只得时常停课等待。

蕺山书院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经塾师推荐，他进了绍兴有名的蕺山书院，与历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许钦文等同学。蕺山书院有悠久的历史，明代著名学者刘宗周曾在院中讲学，是以他的学生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为中坚的著名的蕺山学派的发祥地，著名爱国志士徐锡麟在此教过书。明末清初年间，有位曾经在这个书院念过书的明朝遗臣刘念台，效法古代的伯夷、叔齐，义不食清粟，不肯当清朝顺民，绝食而亡。陈建功从绍兴县志上看到刘念台的事迹，敬仰不止，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妹妹听。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的意图十分明显，陈建功想起了宁死不肯变节的绍兴志士刘念台，就给自己起了陈念台这样一个别名，以明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志向。

蕺山书院就是后来的绍兴县立第一小学，从该校毕业后，他考入了绍兴府中学堂，当时鲁迅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后来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常对人说，如果不是由于家境困难需要他改念师范的话，他会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向文科方面发展。

陈建功读书十分专心，放学回家，他喜欢爬到自己床上去看书，年幼的妹妹们有时走进来捣乱，他并不斥骂她们，却想出一个改善学习条件的办法，将床脚垫高，使妹妹们够不着，无法再翻乱他的书本。有一天他坐在高高的床铺上，双脚搁在床边的一张旧茶几上，看书入了神，无意中用脚摇动茶几，一不小心将茶几踢翻在地。祖母听见声音，走进房屋问他，陈建功竟连茶几倒地也不曾发觉。

1910年，陈建功17岁时考进了我校（当时校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来到山清水秀、风景绮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学校分设初级师范和优级师范，陈建功念的是优级师范。当时念师范在经济上有补助，他得以安心地念完三年。在三年学习期间，数学、物理、化学的课程增多了，他最喜欢数学，兴趣逐渐由文转向理。

时值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很高。他觉得无论科学和实业都需要以数学为基础，而我国古代的数学本有很高的成就，只是到了近代才衰落，这使他逐渐产生了要振兴我国科学和实业首先要振兴我国数学的想法。这一想法，随着他对数学兴趣的日益浓厚，而越发坚定。

凡受业于他的人都知道他一贯重视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数学教育事业，并且身体力行贡献出他的毕生精力。但较少人知道当他选择数学作为毕生事业时，除了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外，他已对数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看法。

1913年陈建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回到绍兴，一家人无不欢天喜地，父亲将儿子唤到跟前，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优师毕业，可以当中学教员了，以后就帮我一道养家吧。”不料陈建功指着几个年幼的妹妹，反问父亲：“我当教员，叫几个妹妹都去当‘白吃饭’吗？”使做父亲的一时目瞪口呆。

“白吃饭”是当时绍兴人对女童工的称呼，她们出卖廉价劳动力之后，由厂主管饭，故称“白吃饭”。要是去当教员，待遇当然是极低的，只够自己糊口，没有余力帮助妹妹们。出国深造，将来让妹妹们也能读书识字，有个较好的前途，这是他为家庭所做的考虑。至于为国家、为数学，他想得更多，但不好意思在父母面前高谈阔论。

他只讲了为妹妹着想的几句话，便静待父母点头。陈心斋听他说得有理，不禁暗暗赞许儿子比自己志向远大。他当初不是替儿子取名建功么，看来陈家真要出一个不寻常的子孙了。“好吧，多学点本事也好。”他朝妻子望了一眼，知道她舍不得心爱的儿子，但又望子成龙，不会阻拦的。

“为了国家”三次东渡

辛亥革命后政府为兴办实业，举办了公费留日，科目限于染色、纺织之类。陈建功当时已蓄志出国深造，苦无机会。见到留日公费待遇，他觉得大有可为，除可节约出一笔安家费用及几个幼妹的教育费用外，每年的余额攒起来还可供他今后继续在日本专攻数学。有此决心后，他报考了染色科留日科目，当即被录取。到日本学习一段日语后于1914年考进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他在高等工业学校学的是染色体，从大的专业范围来说，属于化工一类。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志趣，又考进了一所夜校——东京物理学校。

同时读两所学校，白天学化工，夜晚念数学、物理，除去上课，还要做大量的习题，学习是何等紧张！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得不尽量缩短。为了节约时间和节省开支，他时常啃糯米团充饥，久而久之，牙齿蛀坏了好几颗。

这样过了好几年，除了学得理、工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之外，他更学会了珍惜时间。后来回到祖国，看到有些人办事不知讲究效率，常感慨地说：“这些人真会浪费时间，只知道东西值钱，实际上时间最宝贵。”待到当了教授以后，他最不爱听学生叫嚷“时间不够”，他说：“根本没有‘时间不够’这回事，是自己不抓紧。”时间对陈建功来说实在太宝贵了，他非但善于抓紧时间，养成了高速度、高效率的工作习惯，而且连小说、电影也视作一种耗费时间的因素而避之唯恐不及。

1918年陈建功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1919年春又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在异国的6年中，他学业突飞猛进，但耳闻目睹中国人在国外受人歧视，心头都结着疾愤。

陈建功从小爱读历史，在远离祖国的日子里，他时常想念着隔海相望的神州故土。祖国有过灿烂的文化，科学上岂能长期落后于人，他相信，中国一定会繁荣富强起来，他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1919年他学成归国，到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教书，教的是染织工业方面的课程，作家夏衍那时候是他班上的一名学生。陈建功业余时间继续钻研数学，他还组织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每周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轮流做数学方面的自学报告。

1920年夏，陈建功离别新婚妻子李国英，第二次东渡扶桑到日本去留学。

他来到日本仙台，考进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他将原在国内独自研究的心得，经过整理，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关于无穷乘积的若干定理”，投到了《东北数学杂志》，很快在第20卷（1921）刊出。该文给出了判定一个无穷乘积收敛的新的准则，并对外尔斯特拉斯（K．Weierstrass）判别准则给出了简洁的证明。

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数学专门刊物上发表论文在日本是少见的。苏步青在为《陈建功文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最早一篇1921年发表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To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上，无论在时间上或在内容上，都标志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兴起，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创造性著作。”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学者对该文的评价。

1923年秋，陈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帝大数学系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立即回国并再次受聘于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主讲数学课程。一年后，他应国立武昌高等师范之聘，主讲高师的数学，一直到1926年。我国数学家王福春、曾炯之都是那个时期武昌高师的学生，曾受业于陈建功，是他的高才生。这一时期他致力于提高武昌高师的数学教学质量。为了教学，他精读了霍布森（E．W．Hobson）的《实变函数论》两大册，奠定了他在三角级数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仍省吃俭用，力求经济上有所积蓄后再去日本深造；他仍挤时间刻苦自学，研读数学经典著作，为进一步深造做好业务上的准备。

日本仙台城标

为了掌握国际数学界的最新动态，他努力学习外文，通晓日、英、德、法、意、俄6种文字，尤其能纯熟应用日文与英文。

1926年秋他第3次东渡扶桑，到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去做博士研究生，在导师藤原松三郎指导下致力于研究三角级数论，当时，作为傅里叶分析主要部分的三角级数论，正处于国际上研究的全盛时期。

纯数学过去长期以来习惯上分成三个方面：分析数学、几何学、代数学。分析数学主要研究函数以及函数概念的进一步扩展后的有关概念。函数论是分析数学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陈建功毕生的精力就用在研究函数论方面。

他在日本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发表了许多数学论文。他曾致力的研究工作，跨越了数学中的不少分支。

在三角级数理论的早期发展中，主要研究对象是富里埃级数的收敛与求和问题。陈建功年轻时代的主要工作就属于这个领域。例如：他研究了如何刻画一个函数能用绝对收敛的三角级数来表示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许多一流数学家极力企图解决的问题。

1928年，陈建功和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黎斯、哈代以及李特伍特等各自独立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陈建功证明了这类函数就是所谓的杨氏（Young）卷积函数。他的论文发表在日本帝国科学院的院刊上。同年，哈代和李特伍特的论文在英国伦敦数学会的会刊上发表，这样重要的定理，理应称为陈建功定理或陈建功黎斯哈代李特伍特定理，可是遗憾得很，由于当时西方蔑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科研成果，这样的命名是不可想象的。

藤原松三郎（1881—1946）

在日本期间，陈建功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他把这些成果分别用英文写成十多篇论文，发表在日本的几种数学学报上。就是这些工作奠定了他取得理学博士学位的基础。1929年，他把两年多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取得了在日本极为难得的博士学位，成为在日本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学者。他的成就不但惊动了当时的日本舆论界，而且使藤原教授引以为豪。根据周建人回忆，有位朋友曾经告诉他，在日本学者专为庆祝陈建功博士的成就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藤原教授发言说：“我一生以教书为业，没有多大成就，不过，我有一个中国学生，名叫陈建功，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苏步青教授也说过：“长期被外国人污蔑为劣等人种的中华民族，竟然出了陈建功这样一个数学家，无怪于当时举世赞叹与惊奇。”

藤原教授多年来苦于自己专业领域内日文著作的匮乏，只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此刻看到自己的中国学生有了造诣，便要求陈建功用日文撰写一部《三角级数论》。陈建功以自己一贯的风格，高速度、高效率地完成了这部专著。书中反映了当时国际的最新成就，其中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年后这部著作由著名的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印行，成了当时函数论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函数论方面的专门术语，日本人过去无论讲课、做报告，还是写论文，一直采用英文字眼，陈建功撰写这部日文著作时，为创造日文术语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当年首创的不少日文术语至今仍在使用，此书仍被视为日本基础数学方面重要的参考文献。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数学家，藤原教授当然是舍不得放走的，他暗暗希望陈建功能长期留在自己的身边。陈建功到老师家中交出《三角级数论》手稿的那天，藤原夫人像往常一样，按照日本妇女的习惯，恭恭敬敬地跪在榻榻米上奉上一杯清茶。藤原教授笑盈盈地望着陈建功，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不料陈建功说出一句话来，使老先生大吃一惊。“先生，我是来向您告辞的，过几天就要回国去了。”陈建功终于说出久已埋藏在心底的决定，不觉松了一口气，但他十分明白老师的心意，所以语调格外柔和，希望取得老师的理解。

“为什么要走？”老师开始耐心地开导他。这个学生已经在三角级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如果留在东北帝大研究所，继续研究数学，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在我们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相当难，这点你是知道的。你在日本数学界有了这样的声望和地位，还愁将来没有灿烂的前程吗？”教授还说了许许多多坚决挽留的话，断言留在日本对陈建功有利。“先生，谢谢您的美意。我来求学，是为了我的国家，也为了家里的亲人，并非为我自己。”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陈建功不可动摇的决心。陈建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数学家，但他首先是个热情的爱国者，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问绝不是他个人的私产，而应当是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资源。东渡日本求学的目的本来就是“科学救国”，岂能为个人打算而忘却亟待振兴的祖国！祖国既然贫弱，出外求学的儿子，就该以报国为己任！他终于辞别老师，登上一艘西行的客轮，离开了求学12年的异乡。轮船朝着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大陆驶去，陈建功望着汹涌的海涛，心潮澎湃，涌起了一股美好的愿望：中国需要人才，哪怕自己今后少出一些成果，也要为国家多多培养数学人才。

悉心培养数学人才

陈建功博士从海外归来的消息很快就在各所高等院校传开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争相延聘。论待遇，前面两所大学的月薪高，浙江大学低一些；论研究条件，北大和武大历史久、藏书多，条件比浙江大学优越。研究物理、化学、生物学都需要借助实验设备，而研究数学，专业书籍和杂志最为重要。故而数学系的图书馆，作用简直与物理系的实验室不相上下。藏书多少绝非一件小事。然而，陈建功却婉言谢绝了前面两所大学，决定赴浙大任教。

陈建功为什么选择浙大？至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许多人说，他不太看重银钱，又特别孝顺母亲，到浙大为了便于照顾住在绍兴的父母和妹妹；也有人说，他喜欢到杭州去工作，因为这个城市幽静、美丽，而且政治色彩比北平、武汉两地淡薄；还有人讲正因为浙大数学系新建不久，新辟的天地更有利于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很可能三种因素兼而有之吧。

浙江大学校长邵斐之把陈建功请来，并委以系主任之职。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浙大只有5位正教授，除了一位土木系的外籍教授外，另外四位是数学系的陈建功和1913年归国的苏步青、土木系的吴复初，以及化工系的李寿恒。

陈建功1929年来到浙大时，1928年招入的第一届学生已经念二年级了。第一届两个学生，第二届3个学生，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只有5人。陈建功教二年级的代数课，采用的教材比较艰深，据说在美国是供研究生使用的。

有一次，两个学生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摸不透新来的教授性情脾气如何，课后不敢贸然去问他。一个学生自己先反复看书，反复思考，看到某处实在不懂，才到老师房间里去请教。他原以为老师会马上替他答疑，不料陈先生表情十分严肃，对他说：“你先把上面这部分讲给我听。”幸亏这个学生有所准备，把书上的内容讲了一遍，陈先生才简单地提示他如何解决那个疑问。从此学生们知道老师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遇到问题总是自己先反复看书，不敢用简单得不像话的问题去打搅老师。不太难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解决，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钻研精神和工作能力。这是陈建功教学的特点之一。

陈建功对学生既严格又亲切，没有高傲的气息，这不是一般教授所能做到的。学生感到他坚持高标准是为了他们日后能够成功，对他既敬畏，又爱戴。有段时间陈建功住在单身宿舍里，学生们看书到夜深时，感到疲倦了，抬头朝窗外一看，遥遥望见陈先生的房间里仍有灯光，他们的精神也就振奋起来了。

一天陈建功去找校长邵斐之，告诉他日本东北帝大的中国留学生苏步青最近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他在回国之前与苏有过交往，知道这位青年数学家学问好、能力强，浙大应当请他来当教授。邵斐之听说苏步青是中国第二位留日理学博士，很乐意请他来壮大浙大数学系的阵营。陈建功接着说，苏步青的工资待遇应当和自己一样，而且把苏步青请来后，自己不再当系主任，让苏步青来当。“行政工作我不大会做，我做学术工作好了。叫我开会讲话，我不行，苏先生能干，他做好。”邵斐之与这位数学家相处将近两年，知道他为人正直，不会作假，只得勉强同意他的要求。

微分几何专家苏步青来到浙江大学之后，与函数论专家陈建功密切合作，相得益彰。两位教授从1931年起，在高年级学生和助教中举办数学讨论班（Seminar），那时称为“数学研究”。通过“数学研究”，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培养他们独立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成为陈苏两位教授的一大工作特色。当年这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后来不断推广和发展，如今已经成为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前杭州大学数学系的优良传统。陈苏两位教授用这种方法培养出大批数学家，逐渐形成了被国内外广泛称道的“陈苏学派”，“陈苏学派”又被称为“浙大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蜚声中外，与当时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意大利罗马学派三足鼎立于国际数学界。“陈苏学派”培养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包括程民德、谷超豪、夏道行、王元、胡和生、石钟慈、沈昌祥等多位院士。20世纪80年代，国内20多所著名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大多是他俩当年的高足。

在20世纪30年代，数学讨论班分为“数学研究甲”和“数学研究乙”。“数学研究乙”，函数论与微分几何两个专业分别进行，每个学生要读一本指定的新近出版的数学专著，读后登台讲解。陈教授总是坐在下面提问，有时一直追问到基本概念。“数学研究甲”，函数论与微分几何专业的学生混合在一起，每个人事先要读懂一篇最新外国杂志上的指定的数学论文，接触当时数学研究的前沿信息，难度比前一种讨论班大些。陈教授精通多种外文，往往根据学生掌握的不同语种做出不同的布置，有时特地选择第二外语的文章，促使学生更快地掌握第二外语。陈建功教授不但要求学生搞懂所读数学论文的内容，而且要求他们领会作者的思路，也就是弄懂别人的研究方法，因此往往在学生讲完论文的内容之后还要追问一句：“他怎么样提出这个结果来的？”

面临专业和外文两方面的困难，学生阅读外国杂志上的最新文献相当费劲，然而一旦花时间钻研下去，印象就深了，因此尽管有时准备不足而被责令重新准备，大家还是欢迎这个办法的。“数学研究”当时特别受到重视。

从1930—1937年，陈教授在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写出了9篇有创见的数学论文。

为什么说陈建功教授教学任务繁重？他不但要指导“数学研究甲”和“数学研究乙”，还要给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开好几门课：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实变函数、复变函数、微分方程论。五门课程中，有三门他是同时开课的。除了《高等微积分》有现成课本外，其他几门课当时都没有合适的教材，由陈建功自己一面编写讲义，一面上课。他教的内容相当深，例如1935年他为二年级学生编写的《级数概论》讲义，20年后浙大数学系还用来作为青年教师进修的教材，难怪当年的学生都说读陈先生的课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陈建功在教学中深入浅出，擅长用艰深的语言，把庞杂难懂的数学原理讲得清楚扼要，使听者印象很深。他十分重视课堂教学，所以陈建功非常熟悉教材内容，上讲台精力百倍，下讲台白粉满身。

从他的第一届学生到最后一届学生都还记得，陈先生每次都空手走进教室，从来不带书本、讲义或笔记本，唯一要用的就是学生为他准备好的几支粉笔，每次讲授的内容，他都花了许多时间熟记在心，因此讲起课来内容丰富，思维严谨、敏捷，课堂气氛格外生动。

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们如今回忆起来，有的说：“陈先生记忆力好到无以复加，比陈先生记忆力更强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的说：“这样好的老师不大有的。”许多学生自己后来也当了数学老师，体会到陈先生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但要求完全消化讲授的内容，而且要求多花时间备课。事实也确实如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富有教学经验的陈建功先生每次上课之前还要在家把讲课的内容准备一遍。

一位把时间视为最珍贵财富的数学家，自己手里还有研究课题要做，有研究论文要写，若没有对学生的真挚感情，没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绝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这种对教师来说难度很高的教学方法，陈教授的许多学生如今也采用了同样的教学方法，事先认真备课，上课不带讲义，无形中已经成为陈门弟子的一大特征。

陈教授上课时态度严肃、一丝不苟，学生既有点怕他，又深受感动，对他十分敬重，然而课后他对学生和蔼可亲、态度随和，毫无名教授的架子，因而师生感情十分融洽。

现今的浙大校址在杭州西郊，近黄龙洞、玉泉等风景区。当年老浙大是在城市的东部、今日的大学路一带，陈建功的家就在校舍旁边，学生去找他十分方便。到了每学期一度的“吃酒会”上，师生简直像朋友一般，一起玩个痛快，也喝个痛快。“吃酒会”实际上是欢迎新生和欢送毕业生的联欢会，既不做报告也不演节目，不过是郊游和聚餐，因为每餐有酒，所以大家戏称为“吃酒会”，陈先生一喝酒，往往变得格外健谈，喜欢说几句笑话，学生们哈哈大笑之后，也不那么怕老师了。

千里跋涉弦歌不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从杭州出发，不断西迁，历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跋涉五千里，于1940年2月先后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两地分别建立起浙江大学工学院与浙江大学理学院，陈建功把家眷送往绍兴老家，自己只身随校西行。沿途日机轰炸，生活极端困苦，但他的数学研究与教学仍然弦歌不辍，他表示“决不留在沦陷区”“一定要把数学系办下去，不使其中断”。

1940年陈建功开始招收研究生，提高培养要求，他的头一个研究生是程民德，以后人数渐多，还有一个印度学生，1941年在湄潭成立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所址设在一座祠堂里，虽然晚上只有菜油灯，科研气氛却很浓厚。

陈建功与他的学生——原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程民德教授（左）在美国

这年家乡第二次沦陷，他的六妹建琳任教的稽山中学内迁，建琳只得暂居家中，教几个学生勉强糊口，母亲和两个妹妹、陈建功的5个子女，还有三个早年丧父的外甥，都要靠陈建功维持生活，日子十分艰难。那时一封书信要在路上耽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物价飞涨，收到的汇款不够买米，只能买谷吃。有一天，陈建功的一个幼子得了急病，送到医院，说要先交30元钱才能住院，当时拿不出钱来，只得把孩子抱回家去，还不曾抱回家里，孩子就在半路上断了气。

这场战争给陈建功带来了接二连三的灾祸，爱好音乐的陈教授后来每逢听到播放日本音乐，总要吩咐孩子将收音机关上，也许是国家和家庭的苦难在他脑海中印象太深了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生物学家罗宗洛教授邀陈建功等人同去接收台湾大学，陈先生临行前对同事们说：“我们是临时去的。”第二年春天，他果然辞去了台大代理校长兼教务长的职务，仍然回浙大当他的数学教授，当时陈省身教授在上海主持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陈建功在那个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每月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

从1942年至1947年，陈建功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就，是他获得了关于富里埃级数蔡查罗绝对可和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富里埃级数的收敛性与可和性问题，是富里埃级数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陈建功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先后在这两方面做出了基本的贡献，因而，西方国家数学史专家在介绍中国现代数学家时，往往首先举出陈建功教授。www.guayunfan.com

1947年他与王淦昌教授同船到美国，应邀担任普林斯顿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华罗庚教授也在普林斯顿。

美国的物质文明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打动这位数学教授，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第二年秋天又返回浙大。

陈建功的部分著作书影

陈建功教授的民族意识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从前的大学讲坛上，教授们上数学课都采用英文教材，讲课也用英语，陈建功英语相当好，也一贯提倡学生刻苦学习外语。但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讲坛上应当用中文来教数学，就第一个坚持上课全部用中文讲解，现代的不少数学名词术语，便是陈建功首先定名的，在他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大学里就已经改用中文讲课。

矢志祖国勤奋一生

陈建功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陈建功教授竟长期被一些人误认作“只专不红”的典型，从这一点看来，历史真会嘲弄人！然而历史也是最公正的，陈教授身后，许多人终于发出了感叹，中国太需要像陈建功这样爱国的科学家了。

杭州一解放，陈建功便意识到与苏联的学术交流将日益频繁，当年夏天便率先学习俄文，不久即带领学生深入对苏联数学之研究。正当他全力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研究生时，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卫祖国，他毅然送子参军，社会为之轰动，人们争相学习。

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并入复旦大学，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都调至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特别器重他们，为之安排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从此浙江大学学风在复旦大学弘扬。年过花甲的陈建功的工作量仍然大得惊人，他常常同时指导三个年级的十多位研究生，还给大学生上基础课，而且科研成果和专著不断问世。为便于国人学习苏联，他又翻译了戈卢津的《单叶函数论的一些问题》和《复变函数的几何理论》，以及《复变函数论——30年来的苏联数学》。在他本人多年研究与教学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直交函数级数的和》，以及《实函数论》也相继出版。

陈建功在工作中

1958年，浙江新建杭州大学，请陈建功担任副校长。杭州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行政工作极为繁忙，但陈建功依然不知疲倦地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同时在两校指导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杭州大学数学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函数逼近论与三角级数论等方面的研究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古稀之年的陈建功还应上海科技出版社之约，将自己数十年在三角级数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上之最高成就，写成巨著《三角级数论》，1964年12月该书的上册出版。

正当陈建功送出《三角级数论》下册手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专家学者在劫难逃。陈建功这位公认的学术权威首当其冲，卓越的贡献也无法使他幸免于难，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1年初，陈建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胃出血严重，心肺等方面的并发症同时出现……

1971年4月11日20时28分，一代学者陈建功教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