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简介资料_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吕型伟简介资料_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吕型伟（1918—2012），浙江新昌人，著名教育家。初中毕业后即在农村办小学，1937年考入我校，1941年从联师毕业。此后又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赴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与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组长。

2012年7月17日晚，上海朋友来电说，吕型伟校友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不久，上海的网站和中国教育学会官网，都发布了讣告，证实了这一消息。www.guayunfan.com

一位我国基础教育的先驱者，一位终身从事教育，直至耄耋之年还奔走在大江南北，指导着16个省市40多所学校的教改实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的长者，就这样终止了他的工作。

我于1985年到杭州师范学校工作后，曾多次赴沪向吕老请教，也多次接待吕老返母校（杭师）调研与讲学，受教甚深。记得2007年12月19日，他在杭州参加“80年天长小学教育思想”研讨活动，特地在茶歇时对我说，要送我一本他的书，里面有他的教育生涯、他的母校情结、他的教育理想……其实，所有这些都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娃娃校长，“教育救国”

1935年夏，吕型伟初中毕业了。年方17的他，与当时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一样，在思考着如何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民族。受到陶行知、邹韬奋等作品的影响，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抑制住自己升学的愿望，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相约，分头到穷乡僻壤宣传教育，创办学校，唤醒民众。为此，吕型伟回到了家乡——浙江新昌县白岩村这样一个小山沟里，招收到81名学生，以一座破庙为校舍，办起了白岩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1936年，学校开学，吕型伟当上了“校长”——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教职员工可以领导的校长。学生的年龄相差也很大，从六七岁到十几岁。年龄最大的是一个女学生，18岁，比他这个校长还大一岁。正因为年龄小，吕型伟自称为“娃娃校长”。

不过，村里的男女老少并没有瞧不起这位“娃娃校长”。吕型伟的生活是很充实的。白天，学生上课，81名学生济济一堂，他手执教鞭，忙于授课与辅导。晚上，他在自己睡的破庙边屋的楼上，向村民讲外面世界的新闻。既宣传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也宣讲国内外的形势，如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国难深重，只有奋起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村民们对他十分敬重，凡婚丧大事都要请这位“娃娃校长”参加，并且奉为上宾，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也常去找他商量。

然而，对于怎么办教育、怎么上课、怎么组织学生活动，当时的吕型伟还不是很清楚，于是他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也学习了一些教育书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陶行知的作品。他越学越感到办教育还有很多的学问，当一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只凭热情。于是，他萌发了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而学习、进修的目的，不是别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从事教育工作。一年以后，吕型伟辞去了校长职务，于1937年夏季考入了杭州师范学校。

联师三年，“终身受益”

1937年，战乱频仍。“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等等，战火已经波及杭州。笕桥及市区上空，隆隆的飞机声淹没了位于杭师南山路新校舍（现中国美术学院）的琴声。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一线登陆。不久，嘉兴沦陷，沪杭线被切断，学校被迫从杭州撤退至建德。学期提前结束，此年上半年奉命暂停开学，吕型伟不得已回到家乡，又当了半年小学老师。同年7月，杭师迁至浙南丽水复校，初名浙江临时联合中学师范部，1939年7月，改名为浙江省临时联合师范学校，简称“联师”。

联师位于距丽水县碧湖镇三里许的三峰村，这是一个美丽而恬静的小山村。在村的东头有两株相距约半里的大树，百年樟树如绿伞擎盖；高耸入云的枫树粗可合抱。樟树下的关帝庙，是联师男生的宿舍；枫树西侧50米外的祠堂，是女生宿舍。当时，这里不失为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尤其是与战火纷飞的杭州相比，它更显得朴素、幽静。

吕型伟于1938年9月返校报到，1941年6月毕业离校，就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度过了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3年师范生生活。

联师当时的校长徐旭东，是个老教育家，有自信心，他非常重视校风校纪的建树，治校很严，对吕型伟的影响很大。在开学典礼上，徐旭东说：“国难时期，我们当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国家培养你们当教师，任重而道远。当教师就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师范师范，顾名思义，做教师要有一定的规范，一言一行要做学生的模范，这叫为人师表；教师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可以传授，更要具有做学生楷模的高尚品质。做个好教师不容易，你们要好自为之、勤奋学习！”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初涉教师职业的吕型伟知道怎样去做到“为人师表”。此外，他还从几件直接与自己有关的小事上，体会到怎样去爱护自己的学生。一是浙东沦陷、丽水危急，学校面临停办时，徐旭东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维护学生权益。吕型伟偶然听到徐校长在跟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通电话：“你要我解散学校，我不同意。这些学生无家可归，我作为校长，不能把他们丢掉。我有责任把他们带走，到内地继续读书。”二是有一位女国文老师课上得不好，吕型伟去向徐旭东反映，建议调换老师。徐听了后觉得有道理，不久就给换了。第三件事，是在吕型伟等人因搞“鲁迅读书会”差点被戴上“红帽子”，而徐旭东却轻描淡写地对吕说：“以后注意点。”这些往事，时隔半个世纪，吕型伟还记得一清二楚，可见对他影响之深。

联师的教师队伍也很整齐，徐旭东延聘教师十分慎重，所聘教师大多学有专长，得到学生的敬佩。其中对吕型伟影响较大的，有唐颖犀、顾西林等。

唐颖犀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他是吕型伟这个班的班主任。3年中，对于这三四十名远离父母与家庭的孩子来说，唐老师既是爹，又是娘，什么都得他操劳，孩子们什么事都爱与他商量。不仅如此，唐颖犀的数学课也上得很出色。吕型伟至今还记得，面对黑板上自己绘出的具有对称美或奇特美的图形，所列出的整齐算式，唐颖犀总是后退几步仔细观赏，摇晃着脑袋得意地对学生说：“真美啊！”

从班主任身上，吕型伟还懂得了应该怎样去学习。从小学开始，他就十分喜欢课外读物，在初中时，学校就委托他采购、管理图书。进联师后，他更经常去图书馆阅览书刊，有时一泡就是半天。久而久之，管理员也认识了他，破例允许吕型伟进书库阅览，对他每次借书的数量也不再限制。为此，吕型伟自称是在图书馆里泡大的。他得过作文比赛的第一名，也得过演讲比赛的第一名，还向叶圣陶先生主编的《战时中学生》投稿，在《战时中学生》举办的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二名。他特别爱好音乐，常利用课余时间练习钢琴、二胡等乐器。音乐教师顾西林先生独具慧眼，喜欢上了这个既有灵性又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对吕型伟说：“你好好练琴，我可以多辅导你。”可联师当时只有一架钢琴，要练琴的同学又很多，吕型伟有时挨不上号。幸好顾先生自费带了一架钢琴来，她破例允许吕型伟每天中午到自己的房间里练琴。顾西林亲切热情，要求严格，特别讲究礼貌、清洁。到她那里练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小心。中午顾西林先生躺在床上假寐，让吕型伟随便练习，偶尔吕型伟思想走神，琴声走了调，顾西林便立即惊醒过来，在后面轻轻拉拉他的衣服，使他很不好意思。吕型伟就这样跟着顾西林练了三年的琴，技艺大有长进。每逢学校举行活动，师生常一起登台演出，有时是吕型伟弹主旋律、顾西林伴奏，有时师生四手连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师范毕业时吕型伟还和一位同学编了一本小学音乐教材，其中就有一些他自己作的词曲。

吕型伟1940年度第二学期成绩单

三年联师的学习，生活上很艰苦，庙做宿舍，茅屋做教室，吃的是蔬菜与烂米，每逢周末，吃些黄豆汤，算是改善生活。尽管如此，由于学校严格管理，校长爱护学生，政治上学生感到压力不大；业务上，教师言传身教，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所以吕型伟生活得很充实。他对作者说：“联师的三年，我不仅学习了一些教育理论，而且从好教师的身上学到不少治学精神与师德修养，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老骥伏枥，三个“从不”

联师毕业后，吕型伟到永康市的大司巷小学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师。1943年秋，吕型伟考进了浙江大学的师范学院，他还是那么执着于教育，但是学院没有教育专业，于是吕型伟就选择了中文专业。

大学毕业后，吕型伟到了上海，先后在上海的一些学校任教，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

上海新生后，吕型伟与段力佩一起，代表上海市军管会接管辑椝中学（后改名为市东中学）。1950年初，吕型伟被任命为市东中学校长，这距他当“娃娃校长”的1935年，已过去了15年。

1956年年底，吕型伟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以后还担任过普教处处长兼政教处处长。长期的师范教育，对东西方教育理论的悉心研究以及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他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及承担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1月，吕型伟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了刘佛年、张焕庭等14名专家组成的写作小组，研究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其后，又被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不久，他又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蹲点调查，支持那里的教育教学改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吕型伟被“揪回”上海，被诬蔑为“特务”，关押达4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吕型伟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工作，参与并领导了上海市普教系统的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平反昭雪等工作，不到两年时间，上海市普教系统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吕型伟积极参与领导了上海市普教系统的改革，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并直接领导了改革与实验工作，如对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顾泠沅教授小组的经验，愉快教育、成功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等等，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提出的开辟第二课堂、创建两个渠道的教学体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等思想，已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1985年，他还在深圳特区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1987年底，在他70岁时办了离休手续。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依然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实验，每年到全国各地讲学50次左右，吕型伟自述平生有三个“从不”：

第一，从不放松学习。除了经常阅读多种报纸杂志之外，还阅读各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什么好书、新书，总要想办法弄来看看，除了看书，他别无爱好；参加各种国内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吕型伟也不轻易放弃。

晚年吕型伟

第二，从不停止调查研究。他几乎跑遍了除西藏之外的整个中国。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沿海地区与边远村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他都去。看学校，也看企业；看工业，也看农副业。每年他都要去几个省市。在位时，他几乎跑遍了上海绝大多数的乡镇，退下来以后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各地考察讲学。吕型伟还多次到国外考察，美国、日本、东欧、西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第三，他从不停止参加教育改革的实验工作：在上海、北京、深圳、昆明等地，都有吕型伟直接指导的实验学校。在“七五”期间，他承担了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的实验与研究”。完成以后，又承担了国家级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进入21世纪后，他又开展了“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验”。这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办学模式的实验研究。

吕型伟题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使吕型伟敢于接触实际，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敢于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他有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教育思想，了解国内外的教改动向，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拓宽思路；党的“双百方针”，使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吕型伟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政治热情，使他始终与沸腾的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浪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有这些使吕型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我国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新思想、新观点，并在其几十万字的文章和讲稿中作了科学的阐述。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从1936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迄今已有70多年；从“娃娃校长”到知名的教育家，其间经历的风霜雨露，是难以用一篇回忆文章说清楚的。作者曾问过吕老，为什么对教育如此钟情？为什么如此“咬定青山不放松”？吕老笑而不答。但作者认为，不妨从吕老1992年4月间在杭州第二中学对杭州直属中学领导干部演讲时的一段话中寻找答案：“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事业。职业和事业是不一样的。职业要讲按劳付酬，事业要讲献身。报酬少也得干，没有报酬也得干。搞事业就要有这种事业的精神、事业的思想。”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吕型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正是一位古稀老人令人崇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