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的故事―陈毅元帅历险记

陈毅元帅的故事—陈毅元帅历险记

陈毅元帅简介

（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www.guayunfan.com)

众所周知，陈毅元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擅长诗词。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去头须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他戎马一生，险情如影子似的一直伴随着他。他性格开朗，遇事不慌，处变不惊，聪明智慧使他多次在险象环生时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在捉拿他的布告下与敌人聊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陈毅因在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所以主力红军长征时，他和项英留了下来，负责指挥一万六千红军掩护主力转移。蒋介石将部队一分为二，派主力追剿主力红军，留下五十万人马“围剿”陈毅和项英领导的红军。主力红军一走，蒋介石的五十万人马如洪水猛兽般向中央苏区压过来。敌人步步逼近，项英不听陈毅劝告，指挥仅有的红二十四师一万余人，摆开架势，与敌人对打，无奈敌众我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难以招架，只能疲于应付，最后顾此失彼，宁都、瑞金、云都相继失守。1935年2月5日，项英接到中央书记处“万万火急”电报，大意是:留下的红军要分散突围，要坚持游击战争。

几次被敌人包围和冲杀，部队损失很大。3月9日，陈毅和项英带着另一路兵力突围到濂江，结果又被敌人打散了，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第二天，他们在龙王庙会面，趁着天黑过了濂江。刚到天门嶂又遭敌人袭击，队伍再次被打散。在关键时刻，原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了。这个无耻的叛徒，除了发表反党言论外，还向敌人告密，把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情报都供了出来。敌人把他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到处撒。传单上写着:“你们的秘书长已经投诚了，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项英眼睛近视，夜里不能走路；陈毅腿部受重伤，行动困难，谁要是能抓到他们，赏洋五万元。”传单上还印有项英、陈毅的照片。

去福建长汀的路全被敌人封锁了，陈毅向项英提出向赣粤边突围，理由是那里属于两不管地区，而且山高林密。陈毅曾在广东一带指挥部队打过仗，熟悉那里的地形和民情。项英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同意了陈毅的提议。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成营、成团的敌人，到处是枪声、喊话声，扬言要活捉陈毅和项英。如此处境下，他们只得白天藏在山上的树丛里，到后半夜敌人活动少了，才走十几里路。由于不熟悉道路，有时走了大半夜又回到了出发地。一天后半夜，陈毅和项英带着十几个人刚走出树林，突然从草丛里跳出一个人影，他抓着陈毅的胳膊说:“你是陈毅军长吧?我可找到你啦!”

陈毅一愣，低声问:“你是谁?”

那人回答:“我叫曾纪才。”

陈毅的脑子迅速地转动着，很快想起来了。1930年陈毅在二十二军当军长时，部队曾经在信丰县牛径区待过，此人正是牛径区的区委书记。陈毅大喜，指着曾纪才说:“真的是你?!”

“是的，”曾纪才十分激动，他告诉陈毅，“你走后，我还担任过代英县县委书记。”然后，他如此这般说出自己到这里来找陈毅的原因。

曾纪才担任代英县县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地委批评他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了他的职，罚他到红军中担任担架队长。主力红军走后，曾纪才不能跟红军长征，家乡又被国民党军占领，全家老少全被敌人杀害了，他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他听说主力红军转移后陈毅留下没走，于是就四处打探陈毅的行踪。他听白狗子喊叫要捉拿陈毅，就尾随敌人来到了这里。

曾纪才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你了。首长，你就收下我吧。我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可以给你们带路。”

陈毅和项英很同情曾纪才的遭遇，而且他们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急需一个好的向导，两人决定收留他。

曾纪才引路，陈毅、项英他们三天就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来到了桃江边。这里有几户农民认识曾纪才。当晚，他将陈毅、项英安排在熟人家中住宿。住下后，项英向户主打听当地的敌情。那位老乡告诉他，离此三里有个集镇，驻扎着敌人一个团，敌人白天四处寻找红军队伍，晚上把住各个路口，拉网似的一个个村子挨着寻找红军。听到这个情况，项英吓了一跳，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劝陈毅赶快离开。

陈毅征求曾纪才的意见，问他向哪个方向走比较安全。曾纪才说，过了桃江就可到油山。油山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范围广，周旋余地大。到了油山，他们便可以喘口气了。陈毅、项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找船过江，向油山进发。可是，到了第二天一早，陈毅发现村外大路上有几队国民党军朝他们走来。陈毅一惊，很快意识到，敌人正在一个村一个村地搜查，很快就要搜到这里了。按原定的计划找船过江是不可能了，怎么办?老乡告诉他们，附近有个渡口，渡口边有个茶馆。陈毅建议干脆化装成生意人，光明正大地到茶馆去，然后见机行事，从渡口过江上油山。

陈毅打扮成江湖郎中，带着一行化装成老百姓的同志上路了。他们来到茶馆刚刚坐下，一个敌军官就带着五六个士兵进来了。原先闹哄哄的茶馆顿时紧张起来。敌军官从皮包内拿出两张布告，贴在茶馆正面的墙上。这两张布告，正是印有陈毅、项英画像的悬赏布告，抓住陈毅、项英各赏大洋五万。敌军官贴好布告，便朝着喝茶的人大声说:“诸位快来看看，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两个人，如果发现立即报告，抓到一个悬赏五万大洋，抓到两个，就是十万大洋啊!十万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了，你们拿到它可以买多少米、盖多大的楼房啊!诸位，这么好的发财机会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敌军官说了一番，便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查问。当他走到陈毅面前时，陈毅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微笑地向敌军官递上一支烟。敌军官接过烟，眼睛只顾盯在香烟上看是什么牌子，头也不抬地问:“哪里来的啊?”

陈毅回答:“从周坑来。”

“到哪里去?”

“到正平去行医。”陈毅从容地回答。

敌军官指指墙上的布告又问:“你认识项英和陈毅吗?”

陈毅哈哈一笑说:“老总，我如果认识他俩不就发大财了吗?还用得着东奔西跑地到处行医、卖狗皮膏药吗?”

交谈中，陈毅发现此人是广东南雄口音，他前几年曾带着部队在那里打过几次仗，会几句南雄话，便故意用南雄话对敌军官说了几句。那敌军官一听，顿时笑了起来，问陈毅:“你是南雄人?”

陈毅说:“我在南雄行过医，那里还有几个酒肉朋友呢。”

敌军官兴奋地说:“我就是南雄人，我俩还算半个同乡呢。请问先生贵姓啊?我们交个朋友吧。”

陈毅抱拳回答:“免贵姓刘，叫刘牛，就是牛羊鸡狗的牛。”

敌军官突然放声大笑，陈毅一惊，不知何意，只听那人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我们的名字听起来竟然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姓牛，牛马的牛，名刘，就是你姓的刘，叫牛刘。这说明我们俩太有缘了。真是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说笑间，项英的警卫员见渡船开来了，大叫道:“渡船来了，我们快上船吧。”

陈毅抱拳对敌军官说:“对不起，我要走了，我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俩一定有相见的一天，到时我一定请你喝酒。”说罢，迅速转身朝渡船奔去。此时他浑然不知，敌军官跟在他的后面，与他们一起上了船。船快靠岸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刘医生。”陈毅一惊，怎么有人知道我化装成医生了呢?诧异中他回头一看，怎么这个敌军官跟上来了?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破绽?就在陈毅考虑如何摆脱时，那敌军官开口了。他告诉陈毅，上了渡船还会有人盘查，他看陈毅与画像上的人有点像，怕他出什么意外，才跟了上来。他说:“我们现在既然是朋友了，我要帮帮你。”

陈毅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他感激地说:“谢谢牛兄，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为了表示诚意，我现在就将酒钱给你。”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五块大洋塞到了敌军官的口袋。敌军官高兴地拉着陈毅的手，一同下了渡船，向码头走去。陈毅一边与敌军官聊天，一边不时地回头与项英一行人打招呼，检查的士兵见状，以为他们都是敌军官的朋友，不检查就放行了。

与敌军官挥手告别后，陈毅一行人一路疾行如飞，来到一个树林里休息。这时，曾纪才惊讶地问陈毅和项英:“啊呀，敌人把你俩的画像画那么大挂在墙上，你俩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过了关，陈毅军长那么从容地应对敌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陈毅笑着说:“我看那画画得不太像嘛，像上的我怎么那么胖呢?肥头大耳，大大的圆脸。你看我现在这么瘦，脸也变长了。再说，那画像上的眉毛是两把竖起的黑扫帚，而我的是往上扬的。再说那个什么牛长官只想着我要请他吃酒，根本没有正眼好好看我。这个笨蛋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看样子真要请他喝一顿呢。”说罢，收起笑容，幽默地说，“那张画像丑化了老子，老子得上法院告他们!”

陈毅的幽默感染了大家，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自从主力红军走后，大家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呢。

“空城计”躲过一劫

陈毅和项英到了油山，与早一个月突围到此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赣南省少共书记陈丕显会合。陈毅兴奋地拉着他俩的手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干净了。嘿嘿，我们不是站在油山顶上说话嘛。”

在一间草棚里，他们互相介绍突围的遭遇，研究下一步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围剿”。一个月后，蒋介石获知陈毅、项英在油山，便调来了嫡系第四十六师和粤系余汉谋的第一军围攻油山。陈毅和项英及蔡会文等不得不又一次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这次，陈毅和项英分开行动，项英向广东南雄方向，陈毅带两个警卫员和部分游击队员向北山方向。陈毅在突围途中，从老百姓那里得知余汉谋为能抓住他俩，采取了“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一是“移民并村”，把适合游击队活动地区的群众全部强行搬到赤白交界的外山，住在灰棚、柴间、牛栏里，若不搬或跑回去，即以“通匪”罪名枪决。搬家时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若留下不带，也以“济匪”论罪，企图陷游击队于无粮的空山之中。这些移民村实行编保组甲，一村一保，十户一甲，群众被保甲长严密监视，不请假不许外出，不许与外面人往来，“一人犯法，全家同诛，一户通匪，十户问罪”。移民村周围打上木栅，只留两道栅门进出。晚上集合群众点一次名关栅断行，以此来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一切联系。二是控制圩场，规定群众一个人只准买一定数量的粮食、油盐和干鱼腌肉蔬菜，多买则以“通匪”、“济匪”论罪，轻的没收、罚款，重的坐班房、杀头。三是到处张贴“劝降书”，悬赏通缉游击队领导人。他们挑拨群众和共产党、游击队的关系，说跑到这里来的都是假共产党、假红军，真正的红军和共产党早逃到湖南去了。他们把受了欺骗宣传的落后群众编为“剿共义勇队”，在屋场和要道口放哨。还搞了个“自新自首条例”，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为共产党、游击队做过事的人，只要办个自首手续，就“既往不咎”。但是，陈毅和项英却是例外，明码标价，谁拿来他们两个人的头，立赏五千大洋。

对于出这个价码买他的头，陈毅淡淡一笑，嘲讽地说:“几个月前，他们出价是五万块，现在只出五千块，跌价这么多，我可不卖。”当他从明镜似的水潭中忽然看到自己的尊容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难怪跌价哟，头发胡子快长成长毛老道了嘛!”

余汉谋兴师动众忙碌了两个月，一个红军游击队员也没抓到，便从油山撤走了一部分兵力去围攻北山，陈毅乘机返回油山。项英得到消息，也返回油山与陈毅会合。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利用叛徒来诱歼陈毅和项英。

1935年10月的一天，陈毅和项英转移到油山以南的南雄打米坑，突然收到北山交通站交通员赖文泰送来的一封急信。信是由北山特委机关后方办事处主任何长林及北山区委书记、游击队等联名写的，说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带着部分游击队向湖南赶来，准备向项英、陈毅汇报从禾丰分开突围后去湖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并说他在湘南一带已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可以供近万人吃住。陈毅、项英如愿意去湘南，龚楚乐意领路前往，把已开辟的地方让给陈毅、项英，自己再到新区发展。项英看后十分高兴，将信交给陈毅，说:“龚楚此人有智慧，又能打仗，既然湘南条件比油山好，那我们就赶快与他见面，谈谈情况。”

陈毅低头看信，没有回答。看完信后，脑子活动开了。他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就认识了龚楚。从禾丰突围半年多，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与派往各地的游击队一直未联系上，龚楚是第一个主动来联系的。从信中看，龚楚到湘南“战绩”颇佳，在这艰难的岁月中，他不仅能立足生根，还能扩大地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到这里，他感到很欣慰。但是，转念一想，湘南地区是蒋介石重点派兵“围剿”的地区，蒋介石派往湘南的兵力并不少，说明湘南敌情也很严重，他带去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人数不多，武器也不精良，特别是弹药粮食不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打出这片天地的呢?难道他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再说，龚楚是湘南游击队负责人，他怎么会丢下部队不管，亲自到这里来汇报呢?从湘南到此，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的。陈毅觉得，这样的事情，他完全可以派个交通员来。疑问在脑海中一个又一个地冒了出来。再回忆往事，陈毅认识的龚楚是个一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人，在井冈山时，他经常不买朱德和毛泽东的账，拿他们的话当耳边风。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红四军曾作过不去湘南的决定，龚楚却煽动部队闹事要去湘南，结果连续吃败仗。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龚楚不听彭德怀的指挥，使湘赣军区部队遭受了很大损失，被处以留党察看处分半年之久，同时降职当了团长。龚楚从来不知道尊重人。1930年，项英以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到江西苏区工作。有一次，项英在台上作报告，龚楚在台下对人说，项英是工人出身，没文化，也不会打仗，由他主持苏区工作，不会办成一件事。还有一次，项英到龚楚部队检查工作，龚楚借口生病不接待。到吃中午饭时，他让项英喝稀饭吃萝卜干，而自己却躲在小房间里喝酒吃老母鸡。还说，职务越高，越要发扬艰苦奋斗传统。比他职务低的人与他见面，想同他握手都遭到他的拒绝……往事一件件浮现在陈毅的眼前，他突然对信上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对龚楚目前的身份和目的产生了怀疑。他怀疑龚楚已经叛变，不能轻信他的话，不能轻易与他见面。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项英。项英想了想，觉得陈毅的怀疑不无道理，摸着后脑勺说:“是啊，龚楚从来没跟我汇报过工作，过去只要有机会，他总是贬低我，这会儿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说得对，要谨慎，要提防敌人的诡计。”

果然不出陈毅所料，龚楚真是个叛徒。

原来，龚楚带着部队离开陈毅、项英到湘南没几天，就遭到蒋介石的重兵袭击，伤亡很大。他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主动向敌人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亲手杀害与他一同突围到湘南的七十一团政委石衡中，作为向敌人投降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向粤军头目余汉谋吹嘘，说自己知道陈毅、项英的下落，有办法在三个月内捉到他俩。他信誓旦旦地说:“即使抓不到活的，也能提着他俩的脑袋来见你。”龚楚的这番话正合余汉谋的心思，余汉谋好酒好饭招待了龚楚，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并配给他两支手枪和一支三十多人的卫队。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准备，龚楚带着卫队，沿着从中央苏区突围的路线，寻找陈毅和项英的下落。他特地让手下人穿上刚刚赶制出来的红军服装，还教会他们唱红色歌曲，走到哪里都打土豪分东西给穷人。还故意让一部分人装成国民党士兵，他带着卫队对这些人进行伏击，“胜利”后，到处宣传“红军”的“战功”。龚楚这支“红军队伍”一下子就出了名。他们来到龙西，也如此炮制。龙西特委主任何长林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主动与他联系。龚楚本来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红军”，见何长林上钩，便向他吹嘘自己如何突围到湘南，又如何在湘南打下一片新天地。何长林信以为真，便告诉龚楚，自己知道北山地区游击队的情况，还知道陈毅、项英的行踪，只要写封信给陈、项，他们便会与龚楚见面。龚楚兴奋极了，自己费了那么大劲，导演出一幕幕戏，就是为了找到他们二人。一旦实现了向余汉谋许下的诺言，他就会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余汉谋还答应在赣州盖一幢别墅送给他。

龚楚越想越高兴，为了早一天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迫不及待地要何长林带他去见陈毅和项英。何长林满口答应。但是，按照陈毅和项英的要求，游击队之间不发生直接横向联系。他只知道大概的范围，并不知道具体的地点。而且这几天陈毅和项英几乎天天在转移，哪能一下子就找到他们呢?于是对龚楚说立即见陈毅和项英的要求有一定难度，提出自己先派人到陈、项常去的几个地方碰碰运气，如果有消息，就派人送信让他们见面。

龚楚想想，也只能这样了，便写了一封信，要陈毅、项英接信后迅速与自己联系。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阴谋诡计让陈毅识破了。陈毅、项英没有中计，而是立即率队伍转移了。

龚楚见送信的人走了两天也没有消息，估计出了问题。为了稳住何长林，他叫何长林把人马集中起来，说有紧急情况要向大家传达。何长林此时还没有识破龚楚的伪装，在10月12日把龙西游击队的干部和后方人员全部叫到龙西石开会。这些人走进会场时，便感觉到气氛不对，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会场只许进不许出，与会的人不许相互交谈。大家正在纳闷，龚楚见人到齐了，便撕下了伪装，叫嚣说:“长征的红军全完蛋了，共产党游击队只有投靠国民政府才有出路……”没等他说完，会场上大乱。大队长贺敏学、特务排长刘矮牯等六七个人动作快，迅速出枪，当场打死拦路的敌人，冲出了会场。逃出去后，他们分头去寻找陈毅、项英及其他游击队，报告发生的情况。

何长林没来得及跑就被龚楚抓住了。龚楚不知羞耻地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只要把陈毅和项英的落脚点说出来，我就不杀你，还让你当我的副司令。”

何长林经不住恐吓和诱惑，当场叛变。可是，他确实不知道陈毅和项英的住处。为了立功，他向龚楚献计:“陈毅、项英他们给养困难，尽管每天都转移，但还是要常派人到打米坑买米。我们只要在途中把侦察员截住，让侦察员带路，一定能抓住他们。”

龚楚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派人埋伏在打米坑四周。果然不出何长林所料，第二天，项英、陈毅派出买米的侦察排长吴小华被他们截住了。吴小华认识龚楚和何长林。龚楚为了骗取吴小华的信任，编谎话说，有要事向陈毅、项英二人报告，请吴小华为他们带路去见两位首长。

吴小华先前从陈毅、项英的谈话中隐约听说了龚楚叛变的事，为了稳住龚楚，他答应带路，但提出只能带龚楚和何长林两人去见首长，其他人暂时在山下等着。还说，首长曾经规定过，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带人去见他俩，如果首长怪罪下来，一切由龚楚等二人负责。龚楚急于抓到陈毅和项英，向余汉谋请功，所以满口答应。虽然如此，他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向吴小华打探陈毅、项英身边有多少人。吴小华知道龚楚是在打探虚实，了解游击队的实力，便故意夸大说:“这几天首长正在搞军事训练班，集中了近百个干部，而且个个训练有素，人人都是神枪手。”

龚楚一听此话，心中有些胆怯，继续问:“你们的装备怎么样?”

“这些你不用担心，我们个个有手枪，还有八挺机枪，最近还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啊呀，这重机枪就是厉害啊，一口气能打出五十发子弹。你想啊，要是这两挺重机枪打起来，有多少敌人能顶得住?”吴小华显得很自信，继续笑着说，“我开个玩笑，龚参谋长你可别生气，你这三十多人还不够重机枪发两分钟的威呢!”

龚楚更害怕了，心里在盘算着怎么办。就在他愣神时，说时迟那时快，吴小华猛地向山坡上跑去，边跑边叫:“有情况，首长要小心啊，把重机枪抬出来!”

吴小华的叫声还没停，山上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龚楚怕中埋伏吃大亏，拔出枪对手下说:“山上有重机枪，我们赶快回头!”说罢，带着三十多个人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听到报警枪声，警卫员来不及收拾东西，架着陈毅、项英分头隐蔽了。其实，在侦察员吴小华下山时，这里就转移走了一批人员。所以，当时他们身边并没有几个人。

几天后，陈毅、项英返回原地，草棚子还完好无损，所有东西也原封不动。他们奇怪龚楚怎么没上山。吴小华便如此这般说了对龚楚编的那番话，陈毅听后笑了起来:“原来是龚楚中了你的空城计啊，你的空城计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急险有“贵人”搭救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北和南剿”政策，一方面和陕北的主力红军进行谈判，准备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而对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继续“围剿”。担任“围剿”任务的部队不断散布假消息，诱骗陈毅和项英下山谈判，想活捉他俩。

1937年5月的一天，大余城里的地下交通员黄亚光给项英、陈毅送来了一封机密信。这信是在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海写的。信中说，陕北党中央派人来大余了，并带来了重要文件，要陈毅、项英等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的饭馆里见面。大家传阅着这封信，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都认为苦日子终于要熬到头了。

前不久，陈毅、项英从地下交通员送来的南昌、赣州的报纸中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也知道陕北红军正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事。他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了，多么希望党中央派人来啊。陈毅看完信后，对项英说:“如果派人到大余与党中央的代表见面，我是第一人选。”

项英对陈海的突然来信保持沉默。对于陈毅这个提议，他没有表态。陈毅一心想快点见到党中央的代表，做了他大约两个小时的工作。项英深思良久，才开口说:“对于这件事，我有几点疑问。第一，我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了，党中央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在大余?第二，陈海是我们派到四十六师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他没有与党中央联系的方式，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有几千人，派到城里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也不少，为何党中央单单知道陈海是地下党员，是我们派出去的人?第三，这两年多时间里，我和你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党中央，党中央根本不知道我和你的死活，怎么会突然派人来送文件?”

陈毅说:“陈海的活动能力强，也许他通过各种途径与陕北党中央联系上了。”

项英对陈毅的这个解释仍然不信，还是不点头。陈毅又说:“现在形势大变，俗话说，天上七日，地下千年。我们整天躲在山坳里，跟不上外面日益变化的形势，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去试一试，了解一下情况也好啊。”

项英见陈毅执意要去，只好勉强同意，他再三关照陈毅路上要小心。为了保护陈毅的安全，他派了为人机灵并且是神枪手的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同去。临行前，项英找黄占龙谈了话，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保护好陈毅，争取把党中央的文件和来人一同带回斋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陈毅和黄占龙便上路了。陈毅装扮成一位教书的先生，黄占龙背着竹篓，打扮成一个卖茶叶的商人。路上，陈毅一直在琢磨项英的话，觉得他的怀疑不无道理。不过是真是假总要去弄个明白，光是怀疑不行动也不是办法，万一错过了与党中央联系的机会不是要后悔吗?

大余地处江西南边，是座热闹繁华的小古城，酒楼、烟馆、澡堂、妓院、赌场、理发店一家连着一家。自从第四十六师驻扎在这里后，来来往往的人更多了。一路上，项英的嘱咐一直在陈毅的耳边萦绕，所以，陈毅保持着高度警惕，一直仔细地观察四周的一切，不漏过一点蛛丝马迹。三小时后，陈毅和黄占龙到了大余城。只有三五米宽的街道上铺着青石板，街道两边店铺里的吆喝声双方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天，街上的军人似乎特别多，杂乱的环境让陈毅又添了一分戒心。熟悉大余情况的黄占龙对陈毅说:“今天好像比平时人多多了，军人也多，似乎在执行什么任务。我看我们还是谨慎点，暂时不要按陈海的安排去城南旅馆与他见面，还是先到陈海家或启安糖铺探探虚实吧。”

陈毅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点点头轻声说:“要得，还是小心点好啊。”

为了便于和山上红军游击队接头，半年前组织上同意陈海结了婚，家就安在城北澡堂边上。陈毅和黄占龙来到陈海家门口，见一个妇女正在门口洗衣服。黄占龙上前问道:“请问这是陈海先生的家吗?他在家吗?”

妇女头也没抬，回答说:“这几天他在团部忙，没回家。”

陈毅二人把团部听成了糖铺，谁知这一错，却救了他们一命。如果他们去团部，肯定被抓。俩人误听说陈海在糖铺，便去梅峰桥头的启安糖铺找陈海。启安糖铺是地下交通员黄亚光的住处及联络点。黄占龙站在桥头观察，只见一个穿长衫戴墨镜的人正四下张望。黄占龙认识黄亚光，他打量后，急忙告诉陈毅，此人不是黄亚光，拉着他赶快离开了。他俩来到糖铺对面的茶馆里坐下，眼睛一直盯着糖铺，观察那个戴着墨镜的人。谁知他俩的举动让茶馆的小伙计看出了破绽。这小伙计走到陈毅的身边，小声地说:“这糖铺的黄亚光前一天上午被陈海抓走了。有人说这黄亚光是共产党，陈海来抓共产党，说明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糖铺里已经布下了陷阱，专等着共产党来接头的人呢!你们没发现今天街上很乱，我估计要全城戒严了，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陈毅抬头远望，果然桥头有一群国民党士兵，正对过路的行人进行搜查。这时街上更乱了，有人嚷嚷说，看见一个姓陈的和一个姓项的共军头目进城了，国军正忙着搜查他俩。陈毅和黄占龙听从小伙计的劝告，迅速离开了茶馆，打算从原路出城。快到北门时，拥挤的人群让他俩无法前进一步。他们听人说北门已关上了，国民党的士兵正带着一个认识共党头目的人，一个个盘查辨认呢。已经抓了好几个可疑的人，五花大绑带走了。说话间，街上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禁止通行了。陈毅指指河边一只小船对黄占龙说:“我们赶快坐小船出城吧。”

黄占龙笑笑说:“我们是好人，上天一定会派贵人暗中搭救我们的，这小船上可能就有贵人在等我们呢。”俩人来到河边，对一个撑船的老汉说:“老伯伯，我们要回家，这街上乱哄哄的出不了城，你能帮我们出城吗?”

老汉打量了陈、黄二人，点头说:“快上来吧。”俩人上船后，老汉指指陈毅问，“这位是读书人吧?”

黄占龙笑笑说:“大伯，你的眼光真准，这位是教书的先生。”

老汉尊敬地朝陈毅躬了躬身，撑起船驶出了大余城。到对岸时，陈毅连声道谢，并给了老汉两块银元。上岸后，俩人大路不敢走，专拣小路走，大约走了半小时，刚翻过一座小山，迎面来了一队国民党士兵。此时，俩人想躲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个士兵拦住他俩，叫他俩为他们带路回大余。陈毅称自己是外地人，不熟悉大余城。一个士兵恶狠狠地问:“你是外地人到大余来干什么?你们是不是共军头目项英派来的探子?”

陈毅不慌不忙地说:“这位老总，我只知道古代有个项羽，他是刘邦的死对头，真不知道有个项英，他俩祖上可能是一家吧?”

“你别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要你带路，别说废话了。”

另一个士兵嘀咕着埋怨说:“这个陈海真是害死人了，他动动嘴，我们跑断了腿。真不是个东西。”

听到陈海两个字，陈毅着实有些担心，如果碰上陈海就糟糕了!不行，一定要想办法逃走!陈毅边走边考虑如何脱身。走了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走到了一片草丛边，陈毅灵机一动，对身边那个用枪指着他的士兵说自己肚子痛，要到路边解大便。没等那个士兵回话，他一头钻进草丛，从草丛边的一条小水塘游到了对岸。这时，天下雨了，那群士兵忙着找地方躲雨，顾不得找陈毅，黄占龙也借机逃了出来。

陈毅跑了一阵，就要到项英的住处斋坑时，见斋坑四周全是国民党兵，心里想，敌人是不是将项英抓走了?

事后得知，陈海叛变后，为讨好国民党军，说自己认识项英和陈毅，认识交通员黄亚光，与国民党军精心布置了多路抓捕行动。一是亲笔写了那封信让黄亚光送上山，诱陈毅和项英下山；二是黄亚光一回去就将他抓捕了；三是派人埋伏在大余城南饭馆里，单等陈毅、项英上钩，对他俩实施抓捕；四是派人前往斋坑，围捕红军游击队。

担任观察哨的侦察员曾忠山只顾观察大路上的情况，对左右两边的情况注意得少，陈海派来一个营的人马从左边绕到斋坑。当曾忠山发现一大群敌人时，已经来不及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陈丕显、杨尚奎听到枪声，什么也没带，迅速逃走，他们翻过一座山，仍觉得不放心，又翻过了一座山。

再说陈毅发现斋坑有国民党兵，便远远地隐藏起来，注视着斋坑的动静。半夜，他发现国民党军撤走了，便悄悄地来到斋坑。他知道项英一定还会回到这里的，便耐心地在这里等。不出所料，天快亮时，项英回来了。俩人见面时，一向严肃有余的项英也开起了玩笑:“你啊，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怎么样?上当了吧，还差点丢了小命，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陈毅哈哈一笑说:“有命干革命，没命不遗憾。吃点苦不要紧，只要命保住能继续干革命就行了。”

险被当做叛徒杀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双方谈判后，决定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将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同国民党政府几经交涉，确定了四个支队的编制以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国共双方打了十年内战，现在成了友军，要共赴国难，这个转变，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也是感情上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红军游击队要摒弃原来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但是，要南方红军游击队马上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为了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军部作出决定:军部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要上山说服那些“山大王”，尽快下山改编。

陈毅和项英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较早地完成了战略转变，主动与驻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谈判，积累了经验。陈毅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和促进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改编。所以，当他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莲花县九陇山一带有红军游击队活动时，就立即动身去了九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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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等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前留影

那天，陈毅由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兵护送上山。坐在轿子上的陈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双膝之间夹着手杖，不时地对轿夫东指指西点点。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竹轿子停下了，又折入小路，上了山。

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警惕地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同时发出了规定的信号。

游击队事务长刘别生闻警，急忙赶来。这时，哨兵已经下了树，抱着步枪，手指放在扳机上，瞪着两只大眼睛，喝问道:“打哪里来的?”

“从吉安来。”坐在竹轿上的陈毅回答说。

“到哪里去?”

陈毅下了轿，把哨兵和刘别生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找你们的首长。”

“有介绍信没有?”刘别生问。

陈毅拿出一封信来。但是，刘别生认不了几个字，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也看不出名堂。他看来人说话温和，不像是坏人，但再看陈毅的打扮，坐着轿子，满口的四川话，又不能不起疑心。刘别生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想了好一会儿，他决定先打发轿夫回去，然后带着陈毅上了山。

到了山上，湘赣游击支队领导人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接见了陈毅。

一封由项英具名的介绍信摊在桌子上，信上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刘培善等同志都不认识陈毅，陈毅为了出入国民党统治区方便，打扮成绅士模样，这让他们不敢轻易相信。而且，这里不久前曾发生过一件事:有个自称由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人和游击队联系，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了。这件事不能不使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加倍警惕。尽管陈毅耐心地反复说明来意，他们对他的怀疑还是无法消除。刘培善、段焕竞一直寸步不离地陪着陈毅，偷偷地监视他。

吃过晚饭，木棚里只剩下陈毅和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四人。陈毅逐条逐句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他们聊天，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样样都谈。

陈毅说来说去，主要强调一点:中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矛盾已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改编整训，开赴抗日前线。

陈毅说的一番话，他们觉得有道理，但仍不敢轻信，在他们看来，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共产党合作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怎么能轻易下山呢?

刘培善与段焕竞对陈毅的来历还是弄不明白，怕处理错了，于是派两人带着刘培善给省委书记谭余保的信，把陈毅双眼蒙上，押着他从九陇山前往湘赣省委驻地甘子山。

谭余保看了介绍信，不分青红皂白对陈毅说:“你就是大叛徒，你为什么当叛徒?”

当时的场面很乱。有人说:“既然他是叛徒，就赶快杀了他!”

“对，叛徒是最可恨的人，杀了他，杀了他!”

谭余保说:“大家别急，我马上进行审问，然后再杀他不迟!”

陈毅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竭尽全力向谭余保解释，还是无法获得谭余保的信任，一连被审了四天。第五天，谭余保又开始审问，陈毅再次向他解释，自己是党中央的代表，是专程来找他们下山改编，尽快开赴抗日前线的。他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问一问。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去了，叶剑英在武汉……”

“朱德、叶剑英我不管，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人来叫我下山合作，我也要抓起来!”谭余保的情绪相当激动，开始胡言乱语。

“你这个混蛋!”陈毅被他激怒了，像一头猛狮般咆哮起来，“我忍耐了好几天。以为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干部，想不到你变成这样!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人你也要抓?!好啊，这只能说明你已经背离了党的立场，成为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了!”陈毅转过身，面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非常佩服。你们的主席骂我是叛徒，我不怪他。你们对国共合作有抵触情绪，很难立即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他说，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人也要抓，你们说他说得对吗?他已经背离了党的原则立场!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对的，可当土匪是不允许的!”说罢，陈毅严厉地对谭余保说，“谭余保，你如果还是个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如果是土匪，就枪毙我!”

“好家伙，这个叛徒还满硬的呢!”谭余保根本不理会陈毅说的这番话，他命令马上把陈毅押走，说什么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

陈毅咬着牙对谭余保说:“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是铁的事实，你不信可以派人到吉安去了解一下，免得我们天天打嘴仗。”

谭余保也有点担心，怕处理错了，就接受了陈毅的建议，派交通员刘全到吉安去找中共吉安中心县委负责人韦瑞珍。韦瑞珍知道谭余保误会了陈毅，要刘全火速返回，迅速释放陈毅。韦瑞珍还将中央文件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带给了谭余保。

谭余保听了刘全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知道自己犯了错，后悔不迭，连声说:“我太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了绑，抱歉地说:“你来这里五天五夜了，真对不起!”他拉着陈毅的手，涕泪并流，“自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长征以后，陈洪时叛变了，彭辉明同志牺牲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撑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几天后，谭余保率领湘赣红军游击队下山了。

全国解放后，艺术家们将这个故事拍摄成电影《陈毅出山》，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大城市影院放映，十分红火。

陈毅职务高，名气大，加上能言善辩，这才躲过一劫。其实在陈毅之前，中共中央分局已向那里派过一位信使。1937年10月，湘粤赣边红军游击大队支队长赵书良奉命去湘赣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竟被当做国民党的说客枪决了。当时，由于红军游击队领导思想僵化，鲁莽无知，类似赵书良这样的悲剧曾发生过好几起，陈毅是幸免者。

特务暗杀落空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枪声停止。28日下午，新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坐车从瑞金二路的华东局机关来到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市政府大楼。在二楼办公室，他从旧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过大权，开始履行新市长职责。

一天上午，秘书抱来一堆文件让他批阅。临近下班时，秘书进来催他吃午饭，陈毅说:“马上就好，只剩一封信了，我看了就走。”说着，拆开了信封。“咣当”一声，从信封里滑出一颗子弹，落在桌子上。秘书大惊失色，陈毅却从容不迫，笑着说:“这是特务给我送来的礼物，这礼物可不轻啊。”

国民党特务不但送来恐吓信，还曾多次策划暗杀陈毅的行动。寄这颗子弹的人正是国民党军统女特务劳有花。

上海解放前夕，军统留下大批特务，他们各有分工，有爆破、有暗杀、有投毒……劳有花的任务是暗杀陈毅。军统头目毛人凤离开上海前几天，亲自找劳有花谈话，让她潜伏在上海，伺机暗杀陈毅。谈话结束后，毛人凤还将劳有花领到蒋介石的半身像前宣誓:“我是党国军统留下的精英，任务是暗杀陈毅，不达目的，杀身成仁!”毛人凤向她交代了有关联络方式及暗语、密码，最后告诉她，每月的5日上午10时整，有一个拾垃圾的老头在南京路9号门口向她传达任务。

上海原是国民党军的天下，解放军进城后，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安排巡逻队在街上巡逻，紧张的气氛让劳有花思想上的压力很重，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她担心总有一天会被解放军抓走。但是，自己举着拳头在蒋介石像前许下的誓言不断地在她的耳边响起，又鼓励着她，支撑着她坚持下去。第一个月的5日，她在接头时，对方交给她一封信，令她送到市政府，这便是陈毅收到的装有子弹的那封信。第二天，劳有花趁市政府传达室收发员上厕所之际，将信插进一堆信中，送到了陈毅手上。

第二个月的5日，接头人交给她一个小黑包。包内装有一把无声小手枪、五十发子弹和一张陈毅的照片。要求在一个月内暗杀陈毅。任务完成后，有人护送她去台湾。

劳有花接到任务后，先到市政府门口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五六天后，她基本上掌握了陈毅进出市政府的规律:早上陈毅坐吉普车上班时不从市政府大门口进，而是从福州路的边门进。这个边门一般情况下是关着的，只有首长的专车来了，凭着特别通行证才打开。市政府的大门口有五六个解放军站岗警卫，进进出出的大都是军管会的干部，持有市政府颁发的工作证。劳有花想从大门进去是办不到的，但边门她更无法进去。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她还没想好如何动手，第三个月又到了。5日这天，她如往常一样到南京路9号去接头，谁知过了时间还没见接头人来，她的心里打起了小鼓，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此人凶多吉少，极可能被解放军抓走了。作为一名特务，她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这段日子，她有时会看见一些穿着便装的人，他们穿行于大街小巷，跟踪可疑人员，寻机将可疑人员抓上停靠在路边的吉普车带走。她知道这些人是解放军的便衣。这种情景她见过几次。

劳有花并不是神经过敏。的确，上海解放后，为了肃清蒋介石留下的大批特务分子，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让投诚或愿意为人民政府做事的军统人员及旧警察跟着便衣公安，在大街小巷寻找、指认遗留下的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立即逮捕。负责与劳有花接头的特务的确被解放军抓走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是一张白纸。她曾经受过特务训练，便将这张白纸放进一种特制的水中浸泡。不一会儿，白纸上显示出十二组密码。劳有花明白，这封挂号信是从台湾发来的密令。经过与密码本对照，这是毛人凤直接下达的指令，内容是:“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

劳有花便耐心地等待着境外来客。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接头，她开始焦急不安，常常在市政府不远处闲逛。一天，她看到有一堆人在街头报栏下议论，只听有人说，这家伙肯定要被杀头了，真是罪该万死。劳有花心里一咯噔，凑上前去一看，原来报上刊登了一则台湾特务刘全德在上海落网的消息。劳有花吓出一身冷汗，她分析这刘全德可能就是从台湾来与自己联络的人。此人落网，预示着自己大难临头。为了确保安全，她连家也不敢回，连夜坐上了开往济南的列车。

劳有花的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病故了，济南有她的一个表妹。1944年8月，表妹曾到重庆找过她，俩人一直有通信联系。济南解放后，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干部，并且在区政府当了一名办事员。劳有花曾学过战地救护，懂一些医学知识。她到济南后，经表妹介绍，在一个工厂的医务室里工作。这个工厂不大，医务室也小，加上劳有花也只有两个人。那时医生奇缺，劳有花便滥竽充数当了医生，为工人看看小病，大病就转到大医院去。由于有表妹的照应，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她都蒙混过关。表妹还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那时谈对象、结婚要政审，而且十分严格，不但要查祖宗三代，连亲戚朋友都要查，她怕露馅，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

时光到了1958年，厂领导见劳有花吃住在厂里，一心埋头苦干，是个以厂为家的好医生，就提醒她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领导的这个建议，在劳有花的脑子里盘旋了几天，她思前想后，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有共产党员这个头衔，今后就不怕政治运动了。因此，她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填写申请书时，她又足足考虑了三天三夜，最后将1937年在重庆参加戴笠领导的军统局、1948年加入毛人凤的保密局这些经历，改成1937年在南京考入护士学校，1940年在重庆、南京、上海私人诊所当护士。证明人一律写自己的表妹。工厂为查清她的历史，先后向南京、重庆、上海的有关单位发了外调公函。这时，上海已经对许多私营企业和小诊所进行了公私合营，外调公函所提到的几个私营诊所都不存在了。上海卫生局收到这份公函后，认为劳有花的履历无法核实，就推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军统人员和保密局人员的名单，局长黄赤波有条规定，凡是外调要查找的人，都要经公安局熟悉军统、保密局的专家们过目。这份公函送到了专家们手中，专家们一看到劳有花的名字，便异常兴奋。原来，那些个军统、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基本落网了，目前就只剩下劳有花一人潜逃在外。公安局领导黄赤波听到汇报，立即签署了逮捕令。当五个警察突然出现在劳有花的面前时，劳有花显得十分平静，她淡淡地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

劳有花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指望入党后有把红色保护伞罩着，谁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特务身份。

劳有花被押解到上海，她坦白说:“毛人凤要我暗杀陈市长，我忙了十几天，连他的面都没见着。有一次，我在市政府边门看到他的车子，他坐在后排，我离他较远，无声手枪的射程不够，无法下手。”

不久，劳有花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毛人凤派出的“来客”刘全德是如何落网的呢?其实，在刘全德之前，已有两批特务先后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的任务。第一批以保密局的封企曾为首。他带领着二十八名特务，以“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的名义，从台湾经金门、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带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还配有全套电台。他们坐的船刚靠上上海十六铺码头，就被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第二批是保密局的特务朱山猿带领的十几个刺客。他们除了携带枪支、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剧毒氰化物，准备大干一场，同样连陈毅的面都没见着，就被押上了警车，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公安部电报，说台湾保密局上校刘全德带着两名杀手，携带电台和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注意提防。两天后，公安部又来电，说刘匪于10月底抵沪，希即布置侦捕。

刘全德临行时，曾向毛人凤发过誓，说暗杀行动一定会成功。毛人凤问他有多大把握，他拍拍自己的胸口，信誓旦旦地表示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见毛人凤面露疑色，刘全德说，他十几年前就认识陈毅，摸清了他的生活规律。还说他了解共产党的保卫工作。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经过吉安。那年刘全德十四岁，他参加了红军，年纪虽小却很机灵的他当了一名传令兵。他所在的十一师常常随红军总部行动。刘全德因时常送信和文件去总部，所以常能见到陈毅。他还和陈毅在一起吃过饭，在一个房间里睡过觉。1933年，刘全德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他经不起酷刑，出卖了党的机密，还成了军统成员。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伏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因他能说会道，编了许多谎言，加上当时解放军还没掌握他的罪行，把他关押了一周就放了。他逃到台湾，毛人凤认为他有本事，于是就让他进了特别训练班，经美军顾问团强化训练后，他成了一名高级特务，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特工器材，会模仿陈毅的口音讲话作报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毛人凤决定起用刘全德这颗棋子。他向刘全德下达了死命令:限期六个月杀掉陈毅，震惊中外，搅乱大上海。

毛人凤还向刘全德许诺说，事成之后，给他一笔巨额奖金，并送他到美国，给他买幢别墅安度晚年。毛人凤任命他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临走当晚，毛人凤为他设宴送行。

刘全德信心百倍地出发之际，我方的卧底将他的行动计划电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和上海公安局作好了抓捕他的一切准备。

狡猾的刘全德果然与众不同，他为了逃避抓捕，不按常规路线走，而是绕了个大圈子，从定海坐船到宁波，又坐汽车到金华、南昌，再坐火车到杭州，经苏州坐汽车从北面进了上海，然后装扮成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市政府大楼。他上上下下转了几趟，将会议室、市长办公室、警卫室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用脚步丈量了从大门到市长办公室的长度，估计所需时间。然后轻轻松松地回到落脚处，画了一张草图，订了行动计划，还对参与暗杀行动的人员进行了简单分工。一切就绪后，刘全德想到城隍庙去抽个签，选个黄道吉日实施暗杀计划。

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电报后，紧张地忙碌起来。他们布置人到车站码头守候，派人带着认识刘全德的留用军统人员和旧警察上街巡查。市公安局还有一招:事先和刘全德的亲戚朋友打招呼，一旦发现刘全德的行踪，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这一招果真很灵。他们在车站、码头、街头没发现刘全德的踪影，竟然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逮住了他。

刘全德勘察好地形又画好了图，觉得万无一失，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想在行动前找个朋友过过酒瘾。这天黄昏时分，他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长乐路文元坊姜冠球的家中。姜冠球解放前在上海警察局任职，与刘全德既是老乡又是朋友，过去俩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十分融洽。见刘全德上门，姜冠球热情地招待他，俩人正喝得起劲，姜冠球的好朋友陆俊才来了。陆俊才也是老警察局的，解放后被公安局留用，早几天局领导向他布置寻找刘全德的任务时，他便思索开了，他分析，如果刘全德来上海，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姜冠球。

刘全德也认识陆俊才，不过他俩的关系一般。刘全德见陆俊才突然上门，不禁吓了一跳，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沉着地打量着窗外，观察动静，在断定外面没有异常情况后，便与陆俊才说:“陆兄啊，我在台湾混得不好，做生意亏大了，想回上海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

陆俊才当然知道他是在说谎，但是为了稳住他，便笑着和他打招呼。刘全德告诉陆俊才:“我昨天刚从舟山来，准备明天找个熟人领路，到市公安局去自首呢!”

陆俊才怕刘全德生疑，便一脸不满地说:“唉，我被留用，却不被信任，老是派我做些打杂的活。我准备辞职不干，做个小生意。”他将目光投向姜冠球，“我今天来就是向老姜打个招呼，想请他帮忙呢。”

心中有鬼的刘全德对陆俊才在解放前后的情况不摸底，感到此处不宜久留，便借口说自己酒喝多了，有点头昏，起身告辞。陆俊才急了，他怕失去这绝好的机会，便立即跟了上去，说自己今天也不太舒服，和刘全德肩并肩地离开了姜冠球的家。俩人出门后，陆俊才怕刘全德身上带着家伙，自己孤身一人搞不过他，便决定离开刘全德，向公安局报告。于是，当他俩路过一个厕所时，陆俊才说自己要上厕所，就跑了进去。刘全德正在考虑如何摆脱陆俊才，见他上厕所去了，便头也不抬，拔腿就跑。

陆俊才出了厕所，在附近一个熟人家借了辆自行车，飞快地向公安局骑去。他一头大汗地到了公安局，向局长详细报告了见到刘全德的过程。局长经过综合分析，判断刘全德可能会找一个叫史晓峰的人，此人也是刘全德的好朋友。于是，他就物色曾在汪伪时期与史晓峰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高香圃到史晓峰家守候。不出局长所料，刘全德离开陆俊才后，不敢回旧所，果真去了史晓峰家。史晓峰不知刘全德这几年的情况，刘全德对他说在青海做生意亏了本才回上海的。

高香圃来到山西南路史晓峰家，史晓峰正要出门买烟打酒，两人在门口碰上了。他们都是老朋友，老熟人，所以，史晓峰一见高香圃，便毫不隐瞒地说:“你来得正好，刘全德从青海回上海了，正在我家，你先进去和他聊聊，我去去就来。”

高香圃进去后，紧握着刘全德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一副好朋友见面分外亲热的样子。史晓峰回来后，三人喝酒叙旧。高香圃边喝边思考着如何离开史晓峰家，向公安局报告情况。喝着喝着，高香圃突然皱着眉头叫了起来:“不好了，我这几天拉肚子，本来是不能喝酒的，见了老朋友忘了，现在大便拉到裤子里了，我得赶快回家换裤子。”然后向二人抱拳说，“对不起，失陪了，我们改日再聚。”

刘全德和史晓峰挥挥手说:“你快回去吧。”

高香圃出了门，走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队巡逻的解放军，他急急忙忙地报告了情况，然后带着解放军巡逻人员来到史晓峰家。他让解放军留下隐蔽起来，自己上前敲门。史晓峰把门开了一条小缝，见他又回来了，满脸疑惑。没等他开口问，高香圃便解释说:“啊呀，我的裤子全拉湿了，无法走路，只好请你借条裤子给我换一换了。”

史晓峰将门打开的一刹那，解放军冲了进去。刘全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解放军擒获了。

刘全德落网后，经突击审讯，他交代了其他几个特务的住处，公安局立即出动，连夜将他们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