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的故事_李聚奎将军的资料—李聚奎上将历险记
李聚奎将军简介
(1904—1995)湖南省安化(今涟源)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第三纵队支队长,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聚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放牛娃出身的他从士兵干起,一步一个台阶,从班长、排长升到上将。1994年李聚奎生病住院,子女们望着他身上的伤疤,想到父亲在战争年代吃了很多苦,很是心痛。李聚奎淡淡地说:“当兵打仗,哪有不流血的?比起一个个死去的战友,我活到现在,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我是非常幸运的,而他们……”他的声音哽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想让子女们记住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向他们讲起了这些伤疤的由来。
李聚奎不喜欢讲自己的功劳,但是,他的丰功伟绩被战史记下了,也时常被战友在回忆录中提起。他九死一生,赤胆忠心,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险象环生的战斗故事。
半夜遭遇袭击
1904年12月31日,李聚奎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县的西坪村,父辈世代务农。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期盼着儿子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在他七岁时,就送他进了本村私塾读书。教书先生整天板着面孔,哪个学生背错了一个字,就会被拉到孔夫子的牌位前打手心。第二年,李聚奎有一次背书时有些结巴,先生挥着戒尺就要罚他。没想到李聚奎拿起一块石头,向先生扔了过去,石头从先生的身边擦过。先生虽然无事,但学生向先生扔石头,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原谅的。先生一怒之下,揪着他的耳朵拉到“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前,罚他跪了半天。李聚奎被罚后逃学了,从此再也没进过学堂。
结束了学生生活后,李聚奎的父亲只好让他在家当帮手,每天放牛、砍柴、割草。到了十岁,他能帮父亲干些地里的农活了。十四岁时,李聚奎长得壮壮的,有一身力气,扛犁、耙,播种、插秧,样样都能干,成了村里的种地能手。
1926年,李聚奎二十二岁,大革命风暴席卷湖南,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入湘。李聚奎同村上十几个小伙子议论起北伐时,个个热血沸腾,激情四溢。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参加北伐军吧!”
“好!”众人立即齐声响应。
第二天一早,李聚奎同伙伴们相约到北伐军驻地桥头河镇报了名,成了国民革命第八军工兵营一连的战士。
几个月后,工兵营编为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三营。李聚奎善良、耿直,在军队里看不惯当官的欺压士兵,几次想离开军营,都因没有盘缠而作罢。1928年春节过后,这个团悄然发生了变化,原团长戴吉阶不知何因辞职了,一营营长彭德怀接了他的职务。之后,彭德怀对全团连排长发布了两条禁令:一是取消连排长吃小灶,同士兵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二是连排长不准打士兵。消息传来,全团士兵犹如沐浴着和煦的春风,他们的心里舒畅了。从此,李聚奎再不想离开了,他要跟着彭德怀干下去。
共产党组织在这个团发展迅猛,大部分营连都有支部,李聚奎在贺国光、潘泗浜的启发和鼓励下,加入了党组织,在党旗下宣了誓。不久,彭德怀在平江发动起义,李聚奎积极响应。起义后,李聚奎又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两支部队于12月1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的场面热烈而又感人,令李聚奎终生难忘。
没多久,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围攻井冈山。在这个弹丸之地,两支部队无法展开,因此,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十四个团的敌人围攻井冈山,包围圈越来越小。彭德怀指挥红五军抵抗了五天五夜,最后弹尽粮绝,官兵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纷纷跳下悬崖,向荆竹方向突围。当时李聚奎任九大队三中队队长,他带着部队冒着大雪,在石崖上爬了两天两夜才到荆竹山。又走了几天,他们渡过漳水来到西康附近的一个大村庄。这天已是除夕夜,村上几家大地主正摆下酒菜,准备吃年夜饭,风闻红军进了村,吓得逃进了山里。红五军的同志们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见到满桌的美味佳肴,馋得直咽口水。彭德怀一声令下,大家立即开怀畅饮。他们实在是太饿了,大家狼吞虎咽,还有的同志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李聚奎好喝酒,有人劝他喝个一醉方休。李聚奎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虽是个小小的中队长,但责任却不小,如果自己喝醉了,万一晚上出现敌情,会误大事。所以,不论别人怎么劝酒,他总是婉言谢绝,喝了两杯后便坚持不再喝了。不出李聚奎所料,就在大家酒足饭饱呼呼大睡时,李聚奎突然听到村外的狗在拼命地叫。他一骨碌从床上站起来,警惕地朝门外看,发现村的东头和西头都有敌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李聚奎一惊非小,立即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可是大家太困了,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哨声,他只好朝天开枪,惊醒的战士纷纷提起枪,边打边向村外突围。冲到村外清点人数,只跑出来两百多人,还有两百多人没冲出包围圈。军情紧急,彭德怀考虑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带领部队翻过大山,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来到兴国的东山,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他们到了江西的于都,听说城内只有一个营的敌人,便发起攻击,攻占了于都,歼敌七百人,俘虏六百多人,红五军将俘虏编入队伍中,部队一下子又兴旺起来。
被诬为“AB”团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0年,李聚奎担任红三军二十七团团长时,差一点被当做“AB”团杀掉了。
1930年10月,红三军东渡赣江,转到新干、乐安、宜黄等地。11月,他们在黄陂、小布一带进行整训。这时,各部队进行肃反、打“AB”团。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那时打“AB”团是不调查研究的,也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产生的所谓“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要他逐个指认谁是同伙。只要那个人说谁是,或点一下头,立即将被指认的人抓走。这样的运动,错抓错杀了多少无辜的人!特别是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只要抓出一个,就能牵出一大片。二十七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你指我,我指你,一下子冒出了半个连的“AB”团。
红三军抓“AB”团,是从八师政治部开始的,而八师政治部又是从政治部的秘书长开始的。随后,这个运动蔓延到第九师。
有一天,李聚奎和团政委贺水光及副团长陈华堂正在研究各连情况,师部的通信员送信来了。当时李聚奎坐在门口,他伸手去接信,可通信员不给他,而是交给了贺水光。贺接过信看后,低下头不说话,表情十分特别。李聚奎不明白信中说了什么,便问:“贺政委,什么事?给我看一下。”
贺水光头也没抬,将信交给了李聚奎。李聚奎低头看信,还读出了声:“贺水光同志,据报李聚奎、陈华堂确是‘AB’团重要分子,请立即把他们捆绑后,押送到师部来。”信的署名是师政委戴奇。读罢,李聚奎傻了,愣了一阵,渐渐镇定下来,将驳壳枪和皮包交给贺水光,贺水光不接,只说:“你放着吧。”李聚奎不想为难贺水光,要他按信上的要求,将自己和陈华堂捆起来。贺水光摆着脸说:“不捆!”
李聚奎知道贺水光的心思,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信任,不过,他还是叫通信班长拿两根绳子来,不明就里的通信班长遵命拿来了,贺水光一把将绳子夺走,大声说:“不准捆!”
李聚奎说:“你不捆也要派人把我们送去啊!”
贺水光犟着头说:“不捆也不送!”
李聚奎感激地望着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反而为贺水光担心起来,他说:“你不照上面的要求办,如果我们在路上出了问题怎么办?”他指的是师部到他们这里有十里路,如果他们跑了,上面是要向贺水光问罪的。
贺水光仍旧犟着头说:“我不管。”
李聚奎和陈华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事情总不能这么僵着,李聚奎想了想,说:“贺水光同志,你放心,我们在路上不会出问题。”
贺水光终于忍不住流泪了,低着头,朝他们挥挥手,说不出一句告别的话来。
李聚奎和陈华堂到了师部后,直接来到徐彦刚师长住的屋子里,正好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也在。他们对李聚奎和陈华堂说,只要承认是“AB”团,就能保证生命安全。徐彦刚还限他们在两个小时内交代问题。李聚奎的回答是,别说两个小时,就是给两个月时间,也没什么交代的。
当天,李聚奎和陈华堂在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住的屋子里坐了一个下午,两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流血牺牲了,那是值得的。可是,像今天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实在是太冤枉了,太不值了。他俩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怨气,忍不住放声大哭。肖望东一再劝他俩不要太难过,事情总可以搞清楚的。
下午,贺水光派通信员给他们送来了煮好的鸡汤和白米饭,可是,他们怎么吃得下去呢,吩咐通信员拿回去。并要他转告贺政委,以后不要送东西来了,如果能买到纸烟,送几盒来。通信员回去后转告了贺水光,第二天通信员就送来了纸烟。
那天晚上,李聚奎和陈华堂被安排在肖望东隔壁住。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他俩一人睡一头。到了下半夜,李聚奎听到陈华堂的呼吸声不对劲,起来一看,见陈华堂把裤带缠在脖子上,两只手使劲勒。李聚奎急忙把他的手拉开,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死了,你不是‘AB’团也是‘AB’团了。”
陈华堂痛苦地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太憋屈了,不如早死算了。”
李聚奎坚决地说:“不能这样死,在我们的经历中,不能写下自杀的结论,只能写被冤枉遭枪毙。”
他俩在房子里住了四天四夜,没被打骂,也没用刑。第二天半夜,参加九师肃反委员会的军部副官长郭天民找李聚奎谈了一次话,还是要他俩承认参加了“AB”团,李聚奎态度坚决地反驳他的每一句话。最后,郭天民说:“你不承认,我可以找人来与你对质,你看怎么样?”
李聚奎心中坦荡,回答说:“好啊,我倒要看看是谁胡说八道。”
郭天民叫李聚奎坐在房子里的黑暗处,不准他说话,只让他听。一会儿,他们分别叫来了二十七团团部的一个副官和四连的一个班长,问他俩:“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AB’团,要老实交代。”
谁知这两人一口否认。郭天民十分恼火,质问道:“你们前几天交代说他们是‘AB’团,为何今天翻供了?”
“那是被你们严刑逼供逼出来的,全都是瞎说的,根本没有的事,你们一定要我们承认,我们也没办法。”这两人态度十分坚决。就这样,一直审问了两三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审出来。郭天民只好把他俩送走了。
他俩一走,郭天民便说:“老李啊,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李聚奎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恼火地说:“你胡说,我坐在那个黑角落里,没说一句话,他们并没有看到我,我是怎么做工作的?你不是胡说是什么?你们胡乱抓人,随便给我扣上‘AB’团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你们这么办,不是草菅人命吗?”
因为那两人否认,一时没有根据,郭天民的态度温和了起来,对他说:“好吧,你去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第三天晚上,师长徐彦刚找李聚奎谈话,他先将手枪摆到桌子上,说:“你如果不好好交代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待你!”
李聚奎这时豁出去了,大声地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的,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机关枪我也不怕!”李聚奎还说:“我们认识一年多了,在你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做好?哪一场战斗没打好?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摆到桌面上,举个例子说说也行啊!”
徐彦刚无话可说,最后只好说:“你去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你讲。”
第二天早晨8点钟,徐彦刚来到李聚奎住的房子门口说:“我到军部开会去了,12点钟回来,我要请你们吃顿饭。”他这么一说,李聚奎的心突然紧缩起来,有些绝望地对陈华堂说:“完了,我们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了!”
在徐彦刚开会的四个小时里,陈华堂和李聚奎默默无言,脑子里翻腾着。李聚奎想到了父母,想到了身边倒下的战友,想到了二十七团,他想,这次即使被冤杀了,将来总会有人给自己平反……
徐彦刚终于回来了,站在他俩的房间门口喊:“李聚奎、陈华堂出来!”
听到这个喊声,李聚奎心里一亮,如果是拉我俩去枪毙,也不用师长亲自来喊吧?他的心中升起了希望。走到门外,徐彦刚拉着他的手,用小手巾帮李聚奎将身上的灰土掸掉,然后,一手拉着李聚奎,一手拉着陈华堂,来到了他住的房子里。进屋后,李聚奎看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此时,李聚奎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他明白自己和陈华堂的冤屈被洗清了,命保住了。想到这里,李聚奎的眼泪夺眶而出。
徐彦刚笑容满面地说:“我今天请你们吃饭,是给你们压惊的。”陪同的有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听说他是因打“AB”团不力而被关的。
饭后,徐彦刚对李聚奎说:“二十五团团长是‘AB’团,已经被枪毙了,你暂时去那里当团长,叶汤平回二十五团当政委。陈华堂还回二十七团当副团长。”当天,李聚奎和陈华堂被放出来了。他们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感到活着是那么美好。陈华堂十分感激李聚奎,如果自己想不开自杀了,不但干革命的路到头了,自己的历史上还要被记上自杀这两个字。
千里要饭到延安
中央红军长征时,李聚奎担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1935年8月的一天,他率领着红一师来到毛儿盖,刚一落脚,就参加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联欢会。联欢会结束之际,李聚奎见到了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老李啊,军委已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达,你快去就任吧。”
周恩来也找李聚奎谈了话,他说:“两大主力会师,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军的团结。”
当天下午,李聚奎奉命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
李聚奎到三十一军不久,因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排挤从红一方面军调入的干部,当时的军长余天云想假借擦手枪走火把李聚奎干掉,幸好九十三师政委李成焕得知这一企图,向余天云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李成焕一句话,制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李聚奎逃过一劫。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第二天,李聚奎因劳累过度,加上长征途中负伤,一下子病倒了,他连续高烧,最后昏迷不醒。这时,他所在的部队同所有过黄河的三个军都改称为西路军,同河东红军主力失去了联系。一路上,战士们抬着他行军。到了永昌,他的病基本痊愈了。此时敌情十分严重,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调集七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包围了西路军。强悍凶猛的敌人擅长奔袭。红九军在古浪一仗中损失过半,陈昌浩要李聚奎到九军任参谋长。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苦战四十天,由两万余人打到只剩下两千人。李聚奎所在部队被打散,他带的人马只剩下三四百了。由于没吃没穿,挨饿受冻,处于饥寒交迫的战士在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行军,人人唉声叹气,个个无精打采,士气十分低落,牢骚怪话在队伍中蔓延。有些负伤的战士向前挪动半步都十分艰难。李聚奎明白,在这样的时候,任凭你如何动员都是没有用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振作精神,鼓励大家奋勇前进,去寻找西路军主力部队。但主力部队在哪儿呢?到底是否存在呢?他自己也说不清。几天后,掉队的,离散的,牺牲的,本来三四百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十人了。这时,紧追而来的敌人又开始搜山了,李聚奎只好命令大家化整为零,躲进树丛中。
李聚奎一到树丛中,倒下来就睡着了。饥饿,疲劳,极度虚弱的他,就像死去一般。等他醒来,身边只剩下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了。他们继续在祁连山的密林中转。四天以后,李聚奎见大家又饿又困,把自己的马杀掉,让大家烤着吃。大家一边啃着冰凌,一边吃着带血的马肉,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样继续下去,不被敌人打死,也会冻死饿死。李聚奎决定到附近的村子去探探情况。当他摸到村边时,发现村内有马家军,只好又撤回山中。李聚奎将大家集合到一块枯草坪上,说:“山下敌人那么多,可能今天就要搜山,我们得往高处爬,白天隐蔽在石缝草丛里,等天黑以后再到草坪上来集合。”
大家立即行动。李聚奎带着警卫员一直爬到山顶,山尖上有块巨大的岩石,岩石凹凸不平,正好可以藏身。岩石旁有几株小树,两人便背贴着岩石凹部,面对着小树站立着。从树缝里,他遥望着逶迤的群山和苍凉的天空,心中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楚。
天亮时,李聚奎带着警卫员沿着山路行走。虽已入春,但是祁连山的三月仍然寒风猎猎,寒意逼人。警卫员的双腿冻伤了,化了脓,加上饥饿疲劳,行动相当艰难。李聚奎鼓励他,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回去,坚持就是胜利。
一天晚上,他俩互相搀扶着来到一个村子,在一座独立的小屋前停了下来。根据他的经验,这些被甩在村边的孤零零的小屋,多是穷苦人家。于是,李聚奎试着叩门,开门的是一位身穿破羊皮袄的老乡。老乡将他俩让进屋,打量了一下,便知道他俩是红军,说:“现在马家军盘查得正紧,见到红军就抓,你们这样走实在太危险。”
李聚奎说:“老大爷,我们穿着这身军装走路太危险,能不能给我们换一身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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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李聚奎
老乡很为难,自己穿的这身破羊皮袄已是千疮百孔,家里再也没有什么衣裳了。李聚奎看出了老乡的心思,说:“我们就换你身上的,越破越好。”他们调换了衣服,此外,老乡还给了他一顶西北农民特有的毡帽。李聚奎本来胡子头发已很长了,还拿了一根打狗棍,这么一打扮,很像当地的叫花子。善良的老乡给他俩端来了两碗凉稀饭。他俩大口大口地扒着,三下五除二,一碗稀饭就下了肚。在李聚奎的心里,这碗稀饭比一座祁连山还重,以至于几十年后,他当了军队的高级干部,还时常想起这比黄金还珍贵的稀饭。
告别了老乡,天已快亮了。他俩趁黎明前的黑暗又走了一程,拂晓时,来到了一座破庙前。小庙早已断了香火,想必无人光顾,他们决定躲进庙里睡个觉,晚上继续赶路。谁知推开庙门,两双阴森森的眼睛一齐射向他俩,再看那形态,简直像两个可怕的骷髅。他俩吓得倒退半步。再定神看,发现是两个躲在暗处抽烟的大烟鬼。怎么办?李聚奎凑上前去,掏出烟斗借火。
两个有气无力的大烟鬼冲着他俩望了半刻,一个问道:“二位是红军吧?”
李聚奎的脑子快速地转动着,他知道隐瞒不了,便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们是红军!”
两个烟鬼吸足了烟,其中一人提出要李聚奎二人去他家,请他俩吃饭。看这架势,俩人是走不掉了,只好跟着去了他家。那人没食言,请他俩饱餐了一顿。吃完饭,李聚奎示意警卫员赶快离开,俩人刚要拱手告辞,那人却狡诈地笑了一下,说了句:“二位跟我走一趟吧!”
李聚奎明白他的意思,却故作不知:“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那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在他俩眼前晃了晃说:“你们识字吗?”
李聚奎和警卫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不识字。”
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骗人吧?老实告诉你们,本人是马家的副官,今天是请事假回家的,正好撞上了二位,就有劳二位跟我上马家走一趟。”
李聚奎的眼睛往那张纸上扫了几眼,上面写着这烟鬼是违犯了马家军的军纪,被开除回家的,根本不是什么副官,他这样做,是有心要敲李聚奎的竹杠。李聚奎本想揭穿他的鬼把戏,可是转念一想,还是想办法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便说:“这样吧,我身上只有两块钱,给你一块,你放我们走。”这两块钱可是李聚奎参加红军十几年来结余的伙食费。
趁着那个大烟鬼考虑之时,李聚奎示意警卫员快走,因为警卫员的脚冻伤了,行动不便,而他自己可以与烟鬼周旋一阵,如果烟鬼硬要阻挡,他准备给他一闷棍。好在那烟鬼看破了这两人没多大油水,拿起两块钱,迅速走到里屋。
损失了唯一的两块钱,李聚奎当然心痛,但为了摆脱此人的纠缠,他只好拔腿离开,急急地追赶上警卫员。这位年轻的战士正抱着溃烂的双脚,在路边痛苦地呻吟。李聚奎的心里好一阵难过。怎么办?他的脑子里打起了仗,一种声音说:带上他一起走,千军万马的队伍只剩下你们两人了,怎么忍心甩下他不管呢?另一种声音立即反驳说:不行,带上他走不动,难免落入敌手,与其一起等死,不如各自求生。最后,他决定将警卫员留下。当晚,他扶着警卫员走进了一户穷苦人家。这家人非常同情红军的遭遇,冒险收留了警卫员。临别时,李聚奎紧紧拉住警卫员的手说:“好好养伤,等治好了伤,就一直往东走,一定能找到部队。”说罢,一狠心,转头就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也没敢回一回头。
就这样,李聚奎一个人拄着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东行。
有一天,李聚奎走到永昌以西的一条水沟边,迎面来了五个敌骑兵,他被敌人发现了!危急之时,机警的李聚奎赶紧弯腰,装作拔草,偷偷观察对方的行动。谁知敌人见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以为他确是农民,没有下马询问。李聚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次险情告诉他,走大路是危险的,必须避开大路,沿着小路向东走。
在敌人布下罗网的整个河西走廊,走小路也不保险。这天,他途经永昌到武威间的一个村子时,想绕道从村南的小路走,眼看就要出村了,他找了个隐蔽处向四面观察,突然见两个敌骑兵迎面而来。情况十分危急,躲闪不行,掉头走也不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发现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便急中生智,抡起棍子,一边跑一边吆喝,赶着毛驴跑开了。李聚奎就是凭着他的机智、勇敢,才闯过了一道道险关。
过了武威,敌人的搜查渐渐地有些松了,只要远远地离开大路,白天也可以放心地走。为了早日找到红军,李聚奎朝着东方日夜兼程。一天,他走到一个羊群边,正要和牧羊人搭话,偶然一回头,只见自己来的路上烟尘滚滚,他一下子紧张起来,忙问那个牧羊人,那边是不是来了骑兵。牧羊人仔细打量着李聚奎,认定他不是当地人后,同情地说:“那是马家的队伍来了,你赶紧跑吧!”
李聚奎此时反倒镇定下来,他平静地说:“不要紧,请你把羊群向南边赶一赶,我和你一起赶羊。”
牧羊人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点头同意。于是,两人赶着羊群很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敌人的二十多个骑兵疾驰而过,李聚奎又一次绝处逢生。
李聚奎独自走了一个多月。为了躲避敌人,他只能夜间走,白天找地方隐蔽。早晚跑到村子里,向善良的穷人讨点剩饭剩菜吃。祁连山的穷苦乡亲看看他那副打扮,听着他难懂的南方话,便对他的身份猜出了一二,他们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对他笑笑,给他盛上一碗稀饭或一把炒面,让他填一填饥。寒冷的三月,河西走廊寒风刺骨,正值春荒季节,许多人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他们同情红军,宁愿自己扎紧腰带,也要给他省下一口。就这样,依靠河西走廊穷苦百姓的无私接济,他艰苦跋涉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波涛滚滚的黄河西岸。
在黄河边,他碰到一位老乡扛着犁、牵着牛,解开一条小船,准备到河东耕地。李聚奎上前请他把自己带过河。老乡面露难色,犹豫不决,他担心马家知道了,会把他全家老小杀光。
李聚奎不想连累老乡,正在犯难,那老乡告诉他:“从这里下去五里路有条渡船,你可以从那里过,那里已经过去好多你们的人。”
“我们的人?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李聚奎心里在问,没有说出来,只是按照他的指点,匆匆向下游走去,那里果真有条渡船在河对岸。船夫隔河向李聚奎喊:“等一会儿,我就来。”不一会儿,渡船划到了面前,船夫向他招招手,叫他快跳上来。
上了船,船夫打开舱盖,叫他躺进去。船夫告诉他,对岸就是兰州通往宁夏的大路,经常有马家队伍来往。李聚奎向他打听,去打拉池怎么走?那船夫一再叮嘱他说:“你上岸后不要走大路,一直上山,山那边就是通往打拉池的路。”
过了黄河,李聚奎走了一会儿,肚子便开始一个劲地叫,他实在饿得走不动了,抬头见不远处有户人家,便坚持着走到那家门口,叩开了大门。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打量着李聚奎,问:“你从哪里来?”
李聚奎回答:“从靖远来。”
“听口音,像是江西人,你怎么是从靖远来的?”
李聚奎虽不是江西人,但南方的口音毕竟无法掩饰,他只好说了个谎:“我是八师的,去年打红军路过靖远,因病掉了队,就在老乡家里干活挣口饭吃。”
那年轻人听说他是八师的,立即追问:“你们八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毛炳文。”李聚奎一口说出来。这样的问题难不倒他,因为是交战对手,敌军指挥官叫什么是必须掌握的,更何况这个毛炳文早在江西时,就是红军的手下败将。
年轻人听后,沉吟片刻,然后狡黠地说:“不对吧,你们的师长叫毛泽东吧?”
李聚奎不由得一惊,糟了,这个人八成是民团的。在河西几次与敌人遭遇都脱险了,今天刚过黄河就自己给敌人送上门来,真是倒霉透了。
李聚奎正在想对策,年轻人却解释说:“我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去过江西,同红军打过仗,现在请假回家奉养母亲。”
听说对方是二十六路军的,李聚奎的心为之一动,红五军团就是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的部队,看来他对红军有所了解。
年轻人还对李聚奎说:“红军现在到了陕北,你们到河西的只是一部分。我知道你有难处,你准备到哪里去?”
李聚奎见这年轻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稍微放松了些,但还是不敢说实话,只含糊地说:“回家去。”
让李聚奎意外的是,那年轻人说:“不要回家,当红军好。红军就在庆阳,你到庆阳就找到红军了。”他边说边拉着李聚奎的手进了院子,“你今天就住在我家,明天再走。”
坐下后,年轻人又问他在红军里是干什么的,李聚奎回答说是干伙夫的。年轻人摇摇头说:“看样子你是个当官的,可能官还不小,起码是个连长、营长。”
李聚奎看这年轻人一会儿热情有加,一会儿又刨根问底,一时无法确定此人的态度,不得不小心提防。所以,当他再问时,李聚奎索性不说话了。对方见状,便不再问下去了。年轻人将他带进一间小客房,房里很干净,看得出,这不是普通的农户,是个小康人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迎上来,年轻人说:“娘,来了个客人,给他做些饭吃。”
那老太太看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李聚奎,叹息道:“你辛苦了,出门在外的人难哟!”她吩咐儿子打来热水,让李聚奎从头到脚洗了个遍,又亲手为他做了面条,还炒了菜。讨饭以来,李聚奎第一次用上热水洗脸、烫脚,第一次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他感到全身格外舒坦。吃了饭,老太太催他睡觉,关心地说:“你劳累了,好好歇着吧。”母子俩出了屋。
李聚奎不敢轻易放松警惕,万一民团来了怎么办?坐了一会儿,他轻轻地推开门,向院中观察。这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白晃晃的,院子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在一处墙根下靠着一个大树墩子。只要登上树墩就可以翻过围墙,墙外就是大山。想到逃生的办法后,他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便和衣靠在炕上歇息,心里却告诫自己,不能睡,千万不能睡着!谁知脑袋一挨炕头,很快就睡着了。
当他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太阳升得很高了。李聚奎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呀,糟糕!”他一骨碌跳下炕,与迎面进来的年轻人撞了个满怀。年轻人问:“你干什么去?”
李聚奎双手抱拳,说了声:“打扰你们了,谢谢,我该走了!”
“你不能走!”年轻人伸手将他拦住。此时,老太太也进来了,一再留李聚奎吃早饭。李聚奎心想,一夜平安无事,看来他们是好人,就留下吃了早饭。早饭毕,李聚奎拿起东西要走,老太太按住了他的干粮袋问:“这里面是什么?”她边问边打开,从里面倒出一小堆发了霉的食物,老人叹了口气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不要了,都给我留下喂猪。”说着,她端来一簸箕白面馒头,塞进了干粮袋。
母子俩把李聚奎送到院门口。老太太指着前方说:“你从这儿向前走,过去五里路就是通往打拉池的大路了。”说罢,她仍不放心,对儿子说:“你还是送他一程,我怕他记不住。”
年轻人一直将李聚奎送到大路上。临别时,李聚奎感动得泪花直在眼眶里打转,他紧紧地握着年轻人的手说:“你们都是好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我能遇到你们母子这样的好人,我十分感激,祝你们平安。”
走出一百多米了,李聚奎回过头,远远看见那个年轻人仍伫立在路边目送着他。一个念头顿时跃入他的脑海:此人如果不是共产党员,也一定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李聚奎走了一天,来到打拉池,从一个商人口中,得知翻过六盘山就能找到红军。他连走几天,翻过了山,又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一个名叫王家洼的村子,这里驻扎着红二十八军。李聚奎洗了澡,换了衣服,好好地休息了几天。精力和体力都得到恢复后,红二十八军的同志将李聚奎送到了援西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接待了他。几天后,他见到了刘伯承,不久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用木棍打鬼子
抗日战争爆发,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急需干部,尤其像李聚奎这样的具有指挥能力的军事干部。起初,李聚奎在八路军第三八六旅担任参谋长。不久,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收编了愿意抗日的段海州部,李聚奎被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指名要去,担任东进纵队参谋长,后改任政治委员。东进纵队经过整顿和训练,走上了正轨,纳入了八路军编制序列。这支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合编为新八旅。刚完成整编,刘伯承便打来电话,对李聚奎说:“山西太岳区决死一纵司令员薄一波向师部一再要求,给他派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来。师部经过研究,决定派你去。”
刘伯承说罢,邓小平接过电话,对他说:“决死纵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你文化不太高,去了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李聚奎在电话中说:“坚决服从组织调动,明天就去报到!”
李聚奎到决死纵队不到三个月,刚刚熟悉部队情况,就碰到鬼子对太岳根据地大“扫荡”。1941年10月6日,华北日伪军集中三万多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沁源地区,企图用“铁壁合围”战术,将太岳区机关和决死纵队一举摧毁。10月8日拂晓,日伪军进占了伏牛山,南面的敌人也压了过来,敌机隆隆地在头顶盘旋。李聚奎和薄一波决定率机关和部队由大林区出发,西越霍山,跳到同蒲路东的敌占区去。队伍隐蔽地向西走出十几里山路,发现前面的山沟里燃着一堆堆篝火,一路敌军已在那里扎营,李聚奎他们只好又返回大林区山中。
这时,李聚奎、薄一波所率的二十五团、三十八团、五十九团和三八六旅的十六团连同安子文等太岳区党政机关干部,都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在这东西四里、南北八里的狭窄地域,一旦敌人收拢合围圈,后果不堪设想,唯一的办法是将队伍划小,发挥小群多路的长处,才有可能突出重围。李聚奎与薄一波交换了意见,一方面把机关干部中不便行动的老弱妇孺疏散在山里隐蔽,留下部分人枪负责保护;另一方面向部队下达命令:以营为单位向四面八方突围,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断了就爬山,突出重围就是胜利!
很快,四个团的十二个营像十二把钢刀,同时劈向敌人的合围圈。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薄一波、周仲英和李聚奎等人随同五十九团的一个营向西北面的绵上突围。他们穿过一块平坝子正要上山,迎头遭遇敌人,双方接上了火。在无险可依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迅速退了回来。此时,其他各营部队已按照计划突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一路仍陷重围,四面的敌人像一群嗅到了猎物踪迹的野兽,向他们猛扑,他们的处境十分危急。李聚奎考虑到安子文、薄一波是太岳区的创建人和重要干部,一旦发生意外,将会给全区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决定不再跟队伍走了,就地隐蔽。他向带队的五十九团团长胡兆祺交代了任务:“你率这个营重新向绵上突围,我们留下来。”
胡团长和其他干部不放心,着急地说:“不行!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证首长的安全!”
李聚奎解释说:“你们把敌人牵走了,这里会安全些,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胡团长只好重整了一下队伍,再度向绵上冲,李聚奎和薄一波、周仲英、安子文则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留了下来。枪声渐渐远去,敌人的主力被引走了,但是,四面山上仍有敌兵在活动,李聚奎一行开始寻找合适的隐蔽地。一位参谋报告说,东面那个山村叫崔庄,他就是那里的人,庄后有一条老山沟,里面尽是密密实实的树林子,不过据侦察,庄里已住进了敌人。
李聚奎下了决心说:“就在敌人的身边隐蔽!”他们一行人跟着那个参谋悄悄地钻进了老山沟。崔庄距老山沟两三百米,这时天已大亮,沟里尽管有密密的树林,但谁也不能保证敌人不来搜索。他们离敌人太近,连敌人说话、吐痰、咳嗽的声音都能听到。薄一波慎重地问李聚奎:“你考虑过没有,万一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李聚奎胸有成竹地说:“想过了。第一是跑,大家分散开,边打边跑,能跑出几个算几个。第二是死。事情到了这种关头,这话不能不说了。不过,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和安书记的安全。”
薄一波和安子文交换了眼色,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打算,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他摘下身上的文件包,把文件、地图和一切能够表明身份的物品,统统埋藏起来,然后清点了手枪中的子弹,做好了一切准备。
中午时,周仲英主任悄悄地爬到山梁上,躲在树丛中瞭望,只见周围山头仍布满了敌人,大炮就架在对面的山头上,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然地潜伏着这块根据地的重要干部。
天黑后,他们试图转向伏牛山,但敌人封锁十分严密,过不去,他们只好折回来,继续在大林区山里与敌人兜圈子。
“扫荡”太岳区的日军找不到李聚奎带领的机关和部队,几天后只得悻悻地撤退。
1942年10月,决死纵队改称为八路军决死一旅,李聚奎任旅长兼司令员。不久,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两万多日伪军,对太岳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从各部队调集了少尉以上官佐一百八十多人,组成“观战团”。敌人采取“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法,企图压迫决死纵队退出赖以生存的山地,然后在南部的平原区一网打尽。这一手十分狠毒,给抗日军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敌人向北推进一步,八路军就不得不向南撤退一步。李聚奎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找出敌人的空隙,插回北面,都没能实现。几乎是每一座山包、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排满了蝗虫般的敌人。
李聚奎率三十八团沿一条干涸的河沟行走。黄昏时,侦察员来报告,说前面有敌人。李聚奎急令部队停止前进。过一会儿,侦察员又来报告,说后面也有敌人尾随。李聚奎分析,他们是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于是,他与其他干部作了简单分工,由政治部主任周仲英负责机关突围,李聚奎指挥一连为开路先锋。他对连长、指导员进行了简短动员,就急急地出发了。一个排在后面,两个排在前面开路。他再三交代,如果碰到敌人就冲过去。队伍在他的带领下,疾步如飞。突然,从山湾一侧蹿出数十个鬼子,向他们开枪,其中有个鬼子端着刺刀向李聚奎冲来,寒光闪闪的刺刀眼看就到了他的胸前,他急中生智,用手中的棍子将鬼子的刺刀拨向一边。鬼子朝李聚奎开枪,子弹打中了李聚奎身边的骡子,他手中的木棍也被打断了,只好拿着断棍猛地向鬼子打去,鬼子倒下了,他拔腿猛跑,迅速翻上沟,又跳入另一条沟。其他人也不敢恋战,跟着他一阵猛跑。穿着大皮靴的鬼子跑不过他们,气得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嗷嗷怪叫。因为沟与沟之间都是树,八路军时隐时现,鬼子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冲出了他们的包围圈。这次突围,决死一旅仅伤亡二十余人。等日伪军大部队撤走后,李聚奎便组织部队对小股敌人包围,打了不少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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