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

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

周末政治腐败，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夺取政权，在关陇军事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隋朝，不久又平灭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隋立国之初，进行了旨在巩固封建政权的若干政治改革，自西魏至北周形成的府兵制度，至此完成向“兵农合一”方向的转化，中央对豪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在经济上，则继续推行均田制，针对西魏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的情况[128]，实施实定赋役的政策，大索貌阅，贯彻输籍之法，使国家掌握的自耕农有了增加。此外，在选举上“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129]。所有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隋初经济的发展。营建东部和开凿运河的巨大工程，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才得以完成的。

然而好景不常，由于文帝不愿减功臣封地以给民，相反多行赐田之事，致隋朝土地兼并民田不赡的情况转趋严重。又因为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南方世族大姓势力颇为顽固，凭强力占田荫客之事多有，加之以后炀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使天下“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很快激起民变。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起事，一时为逃避被征去高丽打仗的人，都赶去投奔。两年后，礼部尚书杨玄感也起兵反隋。此后，各地烽火不断。待隋炀帝被臣下所杀，天下无主，纷争和攻战再度云起。

自隋初立国，一直到二世而亡，自始至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隋初那班开国功臣，大多都是游侠出身。时代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生存气候，一如东汉末年游侠们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一切可能性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竞相冒头，纷纷活动。许多人本与杨坚交好，团结在其周围，但并不凛遵君臣大义，相反，时常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如由周入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不仕州郡，性又刚果，好正人是非，尝因军功封A国公，进位上柱国。后自恃功高，每有怨望，与宇文忻等人密谋作乱，“劫调币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被外甥裴通告发后伏诛[130]。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因军功累迁大将军，最终也因谋反被诛[131]。虞庆则“代为北边豪杰”，秉性倜傥，胆气过人，也是一位游侠，且在当地游侠中享有很高声誉，所谓“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但下场与梁、元两人一样。其子虞孝仁能守家风，自小“豪侠任气”，炀帝时以谋图不轨，竟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132]。

隋初其他名臣如杨素，尝率水军从三峡东下灭陈，功封越国公，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镇压了荆州和江南各地的反隋势力，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勇，拥立炀帝。他“少而轻侠，倜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133]，早年是一位目光远大抱负不凡的游侠。刘权在文帝受禅初，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因功进开府仪同三司，开皇十二年为苏州刺史。炀帝继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原本也是一个游侠，“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134]。

沈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境贫困，父兄都以佣书为事，独其跅弛不羁，“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许多人主动送财物接济，使其得以有甘食美服伺奉双亲。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他在被征之列，时得士数万，他勇冠众人。当“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令人想见汉代大侠受人拥戴的热闹光景。以后，被任为朝请大夫，折冲郎将，在谋击宇文化及时被害，年仅二十八[135]。周罗B年轻时“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后为文帝器重，为右卫率。炀帝时，授右武侯大将军，战死[136]，为人作风也近沈光。想必是当日任侠风行，以致被列入《文学传》的王C也“好游侠”。

至若刘昶子刘居士任侠事，更可见隋朝游侠的活跃和嚣张。《隋书·列女传·刘昶女》记载：

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辄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鹰绁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

他还好结交，如大侠陈政为人倜傥，有文武大略，他十分器重，数从其游。以后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竟让徒属前后列队侍立，自己南向设座，意有不逊。又遣使引突厥南侵，准备在京城作内应。文帝恶其嚣张，实在不能忍受了，召问刘昶“今日之事当复如何？”刘昶恃自己曾官柱国、彭国公，为朝廷元老，且与帝是旧相识，不自引咎，说什么“黑白在于至尊”，文帝大怒，将之投入监狱，又尽捕居士党徒治罪，治之甚急。不久，居士被斩首，刘昶也被赐死家中。

隋朝游侠公行，任侠之风很盛，这种风气在隋政权消亡后依然在社会上弥散。隋末，随着杨玄感的起兵反叛，各处官僚及地主武装纷纷起事。如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金城薛举、武威李轨、罗县萧铣等，都举兵劫杀长吏，割据一方。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也以防备刘武周为名，召募军队，并南下入关中，下长安。由于得到关中地主的支持，很快控制了局面，不久，正式建立了唐朝，并先后荡平各路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李渊与隋文帝相似，是假皇亲贵戚并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在其所任用的英俊豪杰中，有许多是游侠。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就命长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给英俊”，次子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两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137]。李世民于此尤其用心，据《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这里所谓的“士庶”或“豪杰”，无非是一些不满隋政权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杰游侠。对此，《旧唐书·太宗纪》说得更为清楚：“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如隋末有许多人为避盗贼，逃匿太原，当日刘文静在狱中就对太宗说过，“文静素知其豪桀，一朝号召，十万之众可得也”[138]，还有的是为躲辽东之役而逃匿为盗的，李世民以讨贼为名，命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召募之，旬月之间就得万余人。这些人既称豪桀，必多游侠。

而长孙顺德本人如前所说，是因事亡命，投效李世民的。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维生，则本就是一个游侠。当其来投，大受李世民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139]。他如柴绍“D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为李渊识赏，“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140]。丘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投唐时，李渊“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141]。盛彦师好任侠，李渊兵至汾阴时率宾客上谒，即被授予行军总管之职，后因功封葛国公，武卫将军[142]。

有些人虽不是游侠出身，但却豪纵不羁，好交结游侠。如唐宪尝仕隋朝，为东宫左勋卫，后太子废，罢官归家，“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以后李渊正式起兵，被委为正议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县公”。武德中，加郡公。贞观中，终金紫光禄大夫[143]。李神通为李渊从父弟，性喜任侠，曾“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E、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淮安王[144]。史万宝既称“京师大侠”，则长安一地多游侠活动可想而知。他如卢祖尚“家饶财，好施，以侠闻”，李渊对其为人十分嘉许，封弋阳郡公，并任为光州刺史[145]。

至若唐太宗李世民本人，推诚结纳豪杰，以至藏亡匿死，颇有战国平原、孟尝之风，本身就是一种侠行，倘说这种侠行与其本人好侠的性情一无关系，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且看他继位后的自我表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月，他在武成殿赐宴，曾从容对侍臣说：“朕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与宴的大臣中，有其故人，“相与道旧，以为笑乐”[146]。史载当日为唐家天下出了大力的隋晋阳官监裴寂，就是他与之“蒲酒昼夜”，深相结纳，后又出私钱百万付龙山令，让他故意输给裴寂，以悦其心，而承诺助力的，这也纯粹是游侠的作派。故《新唐书·李靖李E传赞》称：“唐兴，其名将曰英卫，擢皆罪亡之余，遂能依乘风云，勒功帝籍，盖君臣之际，固有以感之，独推期远，非也。”

再看当日与李氏父子争夺天下的其他几个人，王世充“知隋政将乱，阴结豪俊，多收群心。有系狱抵罪者，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147]这里“豪俊”，《新唐书》称作“豪桀”，即游侠一类人物。金城府校尉薛举“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148]，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149]，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为郡豪族，大业末，见群盗起，“阴结徒党数千人”造反[150]，大多结交游侠以成事，本人也有侠风。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骂之，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扬义臣帐内。起事初，乡闾豪杰多为其所用[151]，本人就是游侠出身。

高宗以降，朝政渐归武氏，后几经变化更迭，才以睿宗的太子李隆基赐死太平公主，杀其党羽数十人，入登大统而告结束。武则天执政期间，锐意更新政治，打击关陇及其他士族门阀势力，注重发现并任用有才能的庶族地主，并着手发展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时国家编户有了明显增加。但是，由于功役苛重，权豪占田，均田制最终不能很好贯彻，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局面很快出现，社会上到处可见各种失去常业的闲散人员。玄宗时号称开元之治，一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152]，但同时“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蹙，逋逃岁增”的情况也显然存在[153]，虽朝廷阅实户口仍不能禁。有的转入豪强大族门下成为客户，有的则啸集山林，沦为盗贼，这些人当中就有许多游侠。

有的为侠者并非是野田粗豪，如魏州人郭元振，举进士，为通泉尉，但好使气任侠，拔去小节，不以细务介意，武则天听说后即予召见，并重用之。以后历事数朝，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可见汉中后期以豪强、官僚为侠的现象，经两晋南北朝，至唐代依然存在。盛唐时，击败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的哥舒翰性果毅，“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又“纵蒲酒长安市，年四十余，遭父丧，不归。……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154]，显然是个地道的游侠。张建封父张玠，性“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造反，遣手下李庭伟率番兵攻鲁郡城，太守韩择木不敢怠慢，具礼郊迎，张玠却誓不愿从，率乡豪张贵、孙邑等人纠集兵将，将李杀死。事后，韩择木以事上奏，一干人均受官赏，独其性好江湖，不自言功，无任何封赏[155]。杜希望“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豪桀”[156]，也是一位任侠之士。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河西，郭子仪命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领兵万人为前锋，驻防韩公堆，与之抗衡。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某日依约一起击鼓于朱雀街，大呼“王师至”，吐蕃军不知虚实，以为唐军从天而降，人人惊骇，当夜就溃散而走。由此一事，又可见当日长安城中，游侠活动甚为频繁，唐侠义小说《潘将军》中曾有“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一语，确非虚夸之辞。又《唐语林》记载，“天宝以前，多刺客报恩”，这些刺客有的是由游侠充任的。

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影响及于士林，如陈子昂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或受此影响，他“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以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157]。他如王翰、高适、王之涣皆少尚侠义，有的至老不改[158]。最为人熟知的是大诗人李白，年十五而好剑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曾因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隐不绝俗，“门多长者车”[159]，与江湖侠客多有来往，钦服于他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壮行，至少年轻时是一个十足的游侠。及其成年后，放荡不羁，又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盖”，不能不说与早年这一段经历有关。故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谓：“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宦官专政，南衙北司之争，以及士庶的对立和党争，使得国势日不可为。而国用日蹙导致的赋税苛繁，使一般百姓再难维持生计，纷纷聚山泽为盗，或结椎剽之党，劫商旅为乱，所以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因素，游侠的活动因此更加频繁。代宗时，宰相元载与宦官李辅国勾结，把持朝政，公行贿赂，“非党与不复接，生平道义交皆谢绝”，其主书、卓英倩之弟卓英F恃其势，“豪制乡曲，聚无赖少年以伺变”，当地各级官吏无一敢问。以后元载获罪被诛，他竟盗兵库，据险反叛[160]。这些无赖少年中，即多游侠之徒。唐德宗建中年间，泾原兵马将兼御史中丞刘海宾“以义侠闻”于天下[161]，是所谓以大僚为侠的典型。宪宗元和年间的刘叉“亦一节士，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会赦出，更折节读书，能为歌诗，然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闻（韩）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能面道人短长，其服义所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归齐鲁，不知所终”[162]。较之李白，似游侠得更为彻底。

穆宗长庆年间，有于方以勋家子通豪侠，欲有事河朔。时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发兵围牛元翼于深州，于方素与宰相元稹交好，便进言道：“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赵间，能得贼要领，可使反间而出元翼，愿以家赀办行，得兵部虚告二十，以便宜募士”。元稹新为相，见朝廷文武多有轻视，思立奇节以服众，遂听其说。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正想谋夺朝政，知有此谋，乃告与元稹有隙的裴度，诬称元欲结私客行刺他。事发，元稹罢相。于方既多交结豪侠，所荐所募之人必多游侠，可见游侠为豪强官僚所用，已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163]。当然，还有许多游侠专干谋财害命之事，如僖宗乾符年间，李克用在云中，“宿于别馆，拥妓醉寝，有侠儿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见烈火炽赫于帐中，侠儿骇异而退”[164]，这“侠儿”，即游侠中的末流。此外，隋末唐初农民起义及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期，也都有大量游侠的活动，这在底下将作专门讨论。

总之，有唐一代，正如唐人崔融所说的那样，“轻沙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尤其活跃。以至当日传奇创作中，豪侠小说独成一类，如昆仑奴、蒋武、韦自东、陈鸾凤等一批侠士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至若像《虬髯客传》写隋末乱世中豪气逼人的“风尘三侠”，特别是知李世民为天下真主，不甘称臣，远避海岛称王的虬髯客，其为人行事，可称侠风烈烈，显然有现实生活的投影。日人铃木虎雄以为“就唐代的实际情况而论，游侠并不存在”[165]，显非实情。

唐末黄巢起义后，方镇势力扩张。李昌符、李克用、朱全忠等人自擅兵赋，各占一地，互相攻战侵夺，根本不受朝廷的节制。混战的结果，形成了一些势力特别强大的方镇。以后这些方镇纷纷称王称帝，遂成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割据时期——五代十国时代。由于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残暴贪婪，执政期间实行苛刻的赋税制度，滥施酷刑，至中原经济自唐末衰乱以来一直未得恢复，人民生活依旧水深火热。

五代时期游侠势力较之唐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唐自开元、天宝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有发展，用兵外族，颇能扬威立信，整个社会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故游侠势力虽依然有活动，任侠之士也不少，其活跃程度终不能与隋末唐初相比。但至此时，随着藩镇势力的混战不休，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再度活跃起来。即以那些当政者而言，正如《新五代史》作者所说：“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士悍卒，多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这些人起自行伍，有不少即具游侠气质。如梁太祖朱温年幼丧父，母亲携其兄弟三人佣食于人，及壮，好无赖，里中皆以为患。黄巢起兵后，他与二哥朱存俱亡命为盗，从黄巢攻广州，后又背黄降唐。被其母斥为“落魄无行”[166]。时人也有“昆弟之中，唯温狡猾无行”的说法[167]。后汉高祖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尝夜入农家，劫取民女李氏，也即以后的李皇后[168]。周太祖郭威“壮年，喜饮博，好任侠，不拘细行”[169]。吴越钱镠“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170]。

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游侠出身。如梁成汭少年任侠，因借酒杀人，为仇家追捕，落发为僧，冒姓郭氏躲藏了很久[171]，以后发达了，才让幕僚上表乞还本姓，所谓“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172]。李谠“少时游秦、雍间，为人勇悍多力，甚有气谊”[173]。刘处让为梁泰宁军节度使张万进所亲，辟为牙将，后张叛梁附晋，梁遣刘H讨之，张遂派他求救于晋。时晋人方与梁军对峙，不能出兵，他情急之下，在晋军门前截耳而诉，“苟不出兵，愿请死！”晋王壮其行而发兵，由此被时人称为侠义之士[174]。

唐王建封“少从军，以任侠骁勇知名”，因武人出身，不识文义，“族子有著种植疏者，其载鸽事，伪写鸽为人日鸟，建封据为故事，每人日开筵，必首进之，闻者无不窃笑”[175]。符存审“豪侠，多智算，言兵家事”，曾因犯法被判死刑，蒙监斩官的爱妓解救才得不死。后河南盗起，“鸠率豪右，庇悍州里”，会郡人李罕之起自群盗，授光州刺史，前去投奔。这李罕之拳勇矫捷，力兼数人，少学为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仍因无赖而无所得，以后“亡命为盗”，也具游侠气质[176]。

晋萧峻“慷慨任侠”[177]。汉史弘肇“游侠无行”，夫人阎氏，本酒妓。刘知远镇太原时，奏请从行，升为牙校，后为雷州刺史。生平不喜文士，尝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178]周和凝也好任侠，父亲和矩为人不拘小节，好倾财交友，他得以遍交豪杰。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环知其名，辟为从事，后贺环与唐庄宗战于胡柳陂，队伍溃散，只和凝一人随他且战且退，贺环劝以“子勿相随，当自努力”，他泣而对曰：“丈夫受人知，有难不报，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最终将追者射杀，贺环因此获免[179]。

隋唐五代游侠的活动情况已如上述。综观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崇尚强力并任张强力的时代。前此，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方王朝也颇崇尚强力，但当时作为贵族的士族阶层势力毕竟比较强大，特别是南朝，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那个由士族高门构成的权力集团内，充斥着才智机辩风流俊雅之士，他们热衷辨究言意，服药清谈，矜夸门庭，鄙薄事功。推崇的大多是质性超举，而非任张蛮力；是优柔高华，超然世俗之外，而非仗义行侠。隋唐五代，贵族势力经农民起义和历朝历代并非有清华门第，乃或出身微贱的统治者的打击，基本上失去了左右政权的能力，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其所奉行的那套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自然也随之失去笼系人心的力量，而强权的作用则得到了充分的突现，任张强力成为屡见不鲜屡试不爽的社会现象。

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的政治制度沿北朝旧规，社会风尚也间杂南北朝旧俗，粗犷甚或野蛮，任张甚或放达，行私义而不遵公法，不斤斤拘泥于礼制。至唐中后期，一方面是藩镇割据，建中、兴元年间，先有泾原兵拥朱I哗变，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将德宗赶出长安。长庆年间，又有卢龙兵变，魏博叛乱。其间宪宗朝虽一度实施削藩，但不久藩镇势力复炽，朝廷根本无力征讨。另一方面是宦官秉政，他们掌握军政财权，在朝中一手遮天，宪宗、敬宗被其所杀，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则由其拥立。代宗时，曾利用其内部矛盾，除了李辅国，但大权被另外两个宦官鱼朝恩、程元振控制。顺宗即位，锐意改革，仍被宦官阻止而不果。文宗时，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被贬，李训再次谋举，事败被杀，宰相王涯也不能幸免。宦官趁此带禁兵在京城内外搜杀不愿附己的朝官，弄得人心惶惶，风愁云惨。而中唐以后的朝官，多有依藩镇及宦官为政治靠山，并在朝中替其说话的，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形成不同的宗派和朋党。

由于统治阶层权力争斗激烈，相互倾轧不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击异己力量，他们很注意收罗社会上的亡命之徒，蓄养侠士，大则用以谋杀政敌，小则让他们看家护院。因此，整个社会法禁松弛，已无整肃的朝纲可言。宪宗朝当朝大僚如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批颅骨持去，紧接着刑部侍郎裴度又遭袭击，差一点送命，文宗朝宰相李石遭刺，赖马逸得脱，而朝廷畏缩，处置乏力，许多大臣甚至上疏请求不加穷究。其实，早在肃宗朝，盗贼、死士和剑侠等已在公行不法了，“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至元和时，“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城，乃至关吏禁兵，附贼阴计，议臣言未出口，刃已椹胸”。以至僖宗中和年间，有吕用之、张守一以有刺客蒙骗侍中高骈，高骈竟不假思索，深信不疑这样的荒唐事。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潜于他室，而守一代居骈寝榻中，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彘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谓骈曰：“几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

高骈世代为禁军将领，屡次率兵驻防西南边地，后任淮南节度使、江淮盐铁转运使等职，恃强割据，是一个骄蛮不驯的人物，他畏刺客如虎，不惜身着妇人衣，可见当时行刺之风是如何的炽盛，刺客的威风是如何的慑人心魄。

五代十国君臣大多出身微贱，更是唯强力是尚，并且一无讳饰。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说过：“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180]，这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表述更直接大胆。其时，社会风气也离散浇薄，不但“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故欧阳修称其为“干戈贼乱之世”[181]。如梁太祖末子康王友孜因双目重瞳，自以为当做天子，贞明元年（公元915年），其兄末帝妃薨，将葬，他乘机派刺客夜入宫中，行刺末帝。事后末帝杀死了兄弟，从此专用赵岩、张汉杰等小人，再不相信宗室。这梁氏天下本是朱全忠杀了唐哀帝李J夺来的，后又被次子朱友K杀死，其间以臣弑君，以子弑父，以弟谋兄之事层出不穷。再以礼义颓废而言，如河阳行军司马李彦L从张从宾反，事败奔魏州，投范延光为步军都监，守城拒敌。晋招讨使杨光远知其是邢州人，有老母尚在故土，便派人抓来，缚至城下招降，他竟亲用箭射死老母，以示不降。后范延光出降，晋高祖即拜他为房州刺史。有人说其杀母当诛，高祖不以为然，想必对此行为颇为赞许，欧阳修就此感叹道：“非徒彦L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182]

在这种任力尚武不拘礼法的社会环境中，游侠得到了立足的土壤，其上者行侠仗义，解穷济困，其下者不免充作杀手，谋财害命。此外，隋唐五代商业经济较先前有较大发展，较具规模的城镇开始形成，也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游侠的风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而倘将之与宋以后的情形相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