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倔脾气

陈寅恪的倔脾气

◎文/晏建怀

20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这两个事例一则说明他治学之勤奋，二则说明他钻研之深广，的确达到了纵横今古、贯通中外的程度。陈寅恪上课，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和北大的德国教授钢和泰这样的汉学家也经常来听。所以，郑天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前后，在共产党直捣黄龙、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当口，陈寅恪的去留问题，始终让各方密切关注。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学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部长。作为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陈寅恪的声望和价值，一直注视着陈的动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其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又退求其次，力劝陈先到香港看看局势再说，也被拒绝。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十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多年同事、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www.guayunfan.com)1953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所所长是郭沫若，三所所长是范文澜。郭沫若和范文澜均欣然赴任，而陈寅恪却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个“三不”条件，即:“一不学马列主义，二不参与行政事务，三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样的条件，当时谁敢答应?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更是明确表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指陈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于是，这位倔脾气的教授便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1961年，蜚声海内外、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专程赴中山大学探望了陈寅恪，之后这位蛰居岭南埋头学问的史学大师，又一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6月，光明日报社记者向中山大学提出要专访陈，希望他谈谈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陈以“天热不适”为由婉拒。但他拿出了写于七年之前的五首七绝，说“如果认为需要，可在报上刊登”。这几首诗中既有“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的酸楚之情，亦有“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的自嘲之句，相对于当时那种全民歌颂的氛围，陈的诗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陈的行为又是多么的倔强。这种迥异时流、近乎哀歌的诗歌，谁又敢刊登?

同年8月，老朋友吴宓由重庆赴广州，以六十七岁高龄千里迢迢来看望七十一岁的老友陈寅恪，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连用九个“不”字，记下了见面当晚这位老友的慷慨陈词:“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政府于是特别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与吴宓多年至交，这次见面，除了老友重逢的喜悦外，还有促膝长谈，必然对胸中郁结一吐为快。我们从陈寅恪这种如同井喷似的情绪流泄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北京方面一再邀请他去北京任职一事拒绝得多么彻底，尤其是“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一句，铿锵有力，体现了他固守本真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