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窥西学_布鲁诺的故事

初窥西学_布鲁诺的故事

李之藻是晚明时期著名的自然科学学者，也是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他出生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李之藻的生年在中文资料中一直缺乏记载，而西文资料中仅有巴托利所著的《中国耶稣会史》中记载李之藻生于1565年。该书另外提到李之藻在1630年去世时年已六十有五，与前述生年的记载相一致。（P.Daniello Bartoli：De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Firenze，1829.IV，pp.259。）由于缺乏其他资料，笔者在本书中亦使用此一说法。），是杭州仁和人。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他在皈依天主教后取圣名为“良”（Leon），因此又起字名凉庵。李之藻的号甚多，有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凉庵子、凉叟（李之藻以上诸号皆源于其字凉庵。）、东海波臣（该词出于《庄子·外物》，指水中的小人物。李之藻以此为号表达自谦之意。）、存园寄叟（李之藻天启年间因阉党专权而辞官南归后，隐居于杭州灵隐天竺间，名其园曰“存园”，自号“存园寄叟”，专心致力于和傅泛际等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著作。）等。

关于李之藻的家庭状况，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外史料对此记载甚少。巴托利所著的《中国耶稣会史》称他出生于武官家庭（P.Daniello Bartoli： De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Firenze，1829.IV，pp.259.）。曾德昭（曾德昭，葡萄牙传教士，1613年来华，最初使用汉名为谢务禄，南京教案中被捕入狱，因病免受刑，后被逐。1620年重返内地，改名为曾德昭，先后在江南、陕西、广东等地传教。著有《大中国志》（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一书，详细记述中国的基本情况和晚明时期天主教在华的传播状况。）（Alvare de Semedo，1585—1658）也持此说。但两人的著述中都没有提供关于李之藻家庭情况更具体的介绍。记录李之藻父祖辈情况的中文史料也极少，仅有李光元所撰写的《市南子》一书提供了一点资料。该书卷五收入李之藻任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时明神宗赐予其父的诰命。其中对李之藻的父亲（其名未载）是这样描述的：

（李之藻父）经史自娱、圣贤为则；孝于嗣母，笃及本生。为父冤而补郡功曹，卒营以免；选椽属而铨司幕府，皆伟其能；所后既殂，遂弃弗就。好书好士，令子赖以成名；教严教宽，郎吏遵之有誉。义切于伯兄季父，惠周乎宗族友朋。（（明）李光元撰、吴士元辑：《市南子》制敕卷五，四库禁毁书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李之藻父亲的一些情况。他喜好读经史之书，恪守儒家道德规范，对其过继的母亲也十分孝顺。李之藻父曾因之藻祖父受冤而险遭囹圄之灾，获免后在一些官员的幕中任职，后来弃职归家，专心于读书，并与一些士人交往甚多。由此可见，李之藻虽出身武官世家，但在其父这一辈时已经专好经史子集，是文人而非武将了。

李之藻有子名次，对于历算之学也颇为爱好。在李之藻去世后李次入钦天监为监生。（李次在为其父所译《名理探》所作序文中提到：“先大夫旋以修历致身矣。俟余入署缵业，鞅掌测演……”由此可知他进入钦天监是在李之藻去世之后。（参见（明）李次：《〈名理探〉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7页。）李次在钦天监中除了学习历算之术外，还长期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订工作，因而先后获得主持《崇祯历书》编撰工作的徐光启和李天经的优叙保荐（徐光启在崇祯六年（1633）十月初六日所上《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中提到，“知历人如生员程廷瑞、孙嗣烈、孟履吉，监生李次，访举儒士杨之华、祝懋元、张采臣、黄宏宪、董思定、李遇春、赵承恩等，同心绩学，殚术承天，十狐之腋堪裘，众集之思成益，所当照纂修效劳例量叙者也”。续徐光启执掌历局的李天经在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历书修订完毕后的上疏中也对李次的修历之劳加以优叙。（参见（明）徐光启：《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28页；（明）李天经：《题为书器告成，谨照原题查叙在事诸臣疏》，《增订徐文定公集》卷四。）。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受洗入教，并积极传播天主教教义，“能引人入教”（（明）释圆悟：《辨天二说》。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页。）。李次还为李之藻所译的《名理探》作序，其序文对于“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十分推崇，认为西学“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本于穷理格致”。因而能够“叩其底蕴，而发其所以然”。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李次为崇祯帝赏赐给传教士们“钦褒天学”的匾额而欢欣鼓舞，以为“是斯道之大明大行之一会乎”。（（明）李次：《〈名理探〉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6、197页。）(www.guayunfan.com)李次的后人即李之藻孙辈的情况在中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囿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李之藻家世的状况至今仍只有相当模糊的了解。

李之藻的少年事迹也已不可考。各种中西史料关于李之藻生平情况较为详细的记载一般都开始于他在科举考试中顺利登科之后。李之藻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浙江省乡试中顺利考中举人，与他同科中举的还有杨廷筠的堂弟杨廷槐。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之藻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他在会试中表现出色，一举成为五名会试魁首之一（明代进士考试分两步进行，先进行会试，再对会试录取的考生进行殿试，决定考中者最后的名次。会试以五经取士，每经都取第一名为魁首，共有五人，称五魁或经魁。），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考中二甲（明代进士考试的最后录取名次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仅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第八名（参见康熙《杭州府志》卷二三《选举》；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三二《选举十一》。）。对于这次进士考试中取得的佳绩李之藻自己也十分满意，后来还专门刻了一方“戊戌会魁”的印章以纪念此事。在曾德昭撰写的李之藻传记中也专门提到了李之藻在进士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事迹：

先前跟神父们交好的大曼达林中，有一位名叫李我存（Ligo Zun）。他是杭州人，一个很有天分和才能的人，在全国知名。在考博士学位时，他于三百人中考取第五名，这在他们当中是极大的荣誉。（［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28页。）

李之藻考中进士之后不久，便被派往南京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明朝行两京制，以南京为留都。在该地也设立五府、六部、九卿等机构，品级也与京师所设相同，但实际掌握的权力就要小得多。），营缮司“典经营兴作之事”（（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负责监督宫殿、衙署、城垣、坛庙、仓库、营房等项工程的兴作，管理皇帝、皇太子、亲王卤簿车驾等仪仗的制造及修理。此外，刑具的制作、工匠的调拨，物料器材的管理等也由营缮司来负责管理监督。李之藻在营缮司任职达五年之久，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至今仍无法了解其治政的详细情况。

在任职营缮司期间，李之藻也几次游历至京师，与朝廷官员和在京士人多有结交。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在京师结识了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轨迹。

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来到北京。入京后，利玛窦通过向神宗进献自鸣钟、玻璃镜、玻璃瓶、古钢琴等种种西洋物件，获得了明神宗准予其留京的许可。此时的利玛窦已经采取辟佛合儒的传教路线，处处以西儒的面目出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他还以其博闻强记，深通儒典而获得京中巨卿名公的重视和敬慕，纷纷与其交游。“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六《外国列传七·意大里亚》。）。徐光启在《跋二十五言》中也描述了当时利玛窦与士人交游的盛况：“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所未有。”（（明）徐光启：《跋二十五言》，（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87页。）

当时与利玛窦结交的士大夫甚众，其中不少人为他带来的种种西洋器具和绘图所吸引。但对于这些仪器和图画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知识能够深入理解者却仅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寥寥数人而已。

利玛窦赴京师时，李之藻正在京师游宦。在听闻利玛窦的声名后，他便“从寮友数辈访之。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9页。）。在这次访问中，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李之藻自小就喜爱舆地历算之学，在他少年时还曾亲手绘制了一幅包括十五省的全国地图（李之藻绘制的这幅中国地图原名不得而知，据利玛窦所写意大利文名称为Descrittione di tutta la Cina，似可译为《中国全图》。）。在当时的李之藻眼中，中国即天下，所以他以为其所绘之图已囊括整个世界，“天下尽在于此”。在看到《坤舆万国全图》后，李之藻才惊讶地发现中国只是茫茫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明）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15页。）李之藻结识利玛窦的具体时间还有待考证。方豪引用利玛窦年表中记录1601年6、7月间《坤舆万国全图》第3版已开始镌刻，而李之藻是该版的刻印者，由此推断李之藻与利氏相识及两人研讨舆地之学应在刻版之前，其具体时间可能在6月以前。（参见方豪：《李之藻研究》，第20—21页。）。于是便虚心向利玛窦求教，而利氏对于李之藻的聪颖好学也十分赞赏。其后李之藻便开始跟随利氏学习西方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

李之藻在西学知识的学习上十分勤奋。据巴托利的《中国耶稣会史》记载：“（李）之藻敬主三十一年，他曾经致函葡萄牙教士莫那伦勃斯（Monarembes）神父，称自己从1599年开始，便在利玛窦处研究西学，每天达四、五小时。”（P.Daniello Bartoli：De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Firenze，1829.III，pp.97。）巴托利的记述在年代上存在错漏，利玛窦是在1601年抵达京师的，在1599年时两人还未相识。）德礼贤编辑的利玛窦年表中详细记录了利玛窦入京后与京中公卿士人的交游状况。根据该表的记载，从1601年6月至该年年底，与利玛窦交往最多的中国士人首推冯应京和李之藻（参见［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20页。）。可见在结识利玛窦之后，李之藻便专心向其讨教西学知识，终日不辍。

天资过人的李之藻经过刻苦学习，很快就较好地领会和掌握了西方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基础知识。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对于李之藻的领悟能力和学习的勤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知识阶层中值得铭记的第二个著名人物，叫做李我存（Lingotsun)。几年以后他受洗时，改名为良(Leo)。他是浙江省会杭州人。神父们到达北京时，他正在工部担任重要职务（李之藻中进士后即被任命为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而根据利玛窦的记述，两人相识时李之藻在工部担任重要职务。利玛窦著作的意大利文原文为“Offitio grande nel Tribunale delle Fabbriche”，意为在建筑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方豪据此推断李之藻在工部担任的职位可能在员外郎之上，但至今没有发现可以支持这一推测的中文资料。（参见方豪：《李之藻研究》，第21页。）；他的才名罕有匹敌。他青年时雄心勃勃要对整个中国作一番很好的描述，并绘制十五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当他看见利玛窦神父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识纯诚，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尽管对真理的理解还不充分。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神父以及其它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的时间都用来钻研它。

…………

李良也对数学的其它部门感到兴趣，他全力以赴协助制作各种数学器具。他掌握了丁先生(Father Clavius)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为自己使用而制作了一具，它运转得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他的数学图形可以和任何欧洲所绘的相匹敌。（［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1—433页。）

杨廷筠在多年后为《同文算指》作序时也提到利氏对李之藻的赞赏和推崇：

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舆谭名理数日，颇称金兰，独至几何圜弦诸论，便不能解。公叹曰：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振之夙禀灵心，兼容武库，而复孜孜问学，意有所向，辄屏营一气，极虑研精，以求至当，故独至之解，每不可及，用志不分也。（（明）杨廷筠：《〈同文算指〉序》，（明）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第5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904—2905页。）

在初步掌握西方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后，李之藻便开始尝试在利玛窦的指导下编译西学著作。他协助利玛窦翻译的第一部西学著作是《经天该》（关于《经天该》一书的作者为谁，学术界曾有利玛窦撰述，利玛窦撰、李之藻译述，薄子珏撰，李之藻撰，佚名撰著等多种说法。现在基本上都肯定该书为利、李两人合作的成果。有关考证可（参见方豪：《李之藻研究》第7章。）。该书以利玛窦带来的西洋星图为基础，由李之藻将中国民间流传的《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步天歌》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还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判定该书是隋唐时人所作。该书以三国时代吴国太史令陈卓所绘制的星图星表为基础。以七言长歌的形式介绍了陈卓所定的283星宫和1464星座。）中所记录的各星座名称加于西洋星图之上，从而完成一部《西洋步天歌》。

利玛窦在来华之初就十分关注天文观测方面的研究，但他甫抵广东时所携带的天文学书籍十分缺乏。利玛窦为此在一封信函中抱怨：“在此（指肇庆——引者注）并无一书可资参考。”（方豪：《李之藻研究》，第93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利玛窦先后收到其老师克拉维乌斯（克拉维乌斯是耶稣会的著名数学家，也是伽利略的朋友和其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者，并担负了修订《儒略历》的主要工作。）（Clavius，1538—1612）撰写的《萨克罗鲍思高〈天球论〉注释》（Commentarius in phaeram Joannis de Sarco Bosco）和比各乐米尼（P.Alessandro Piccolomini，1508—1578）所著《天球论》（De sphaera libri quatuor），两书都载有希腊化时代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约100—170）所测定的恒星图。利玛窦在未入京师之前，曾以这些著作为教材，向瞿太素（瞿汝夔，字太素，江苏苏州人，父亲瞿景淳曾任礼部尚书。瞿汝夔十分聪颖，但却不求上进，在其父过世后，更因沾染恶习，沉迷于炼金术而将承继的遗产挥霍殆尽。与利玛窦相识后向其学习西方数学和神学，并劝利玛窦弃佛近儒，对于耶稣会士在华适应传教策略的形成有重要贡献。因有妾室，晚年始受洗入教。）等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入京之后，冯应京曾打算出资刻印克拉维乌斯书中所收录的星座图，利玛窦因故没有接受。此后不久就改由李之藻负责星座图的编译工作。

李之藻在编译西洋星图时，考虑到这些星座的拉丁文名称直接音译十分拗口，晚明士人不易理解，于是借用民间流传的《丹元子步天歌》（李之藻对《丹元子步天歌》十分熟悉。他自己就收藏有该书。其藏本至今犹存，保存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为各个星座命名。整个星座图所属的天域仍按中国天学的传统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各星座的名称也完全中国化了。如书中这样叙述紫微垣所属星座的歌诀：

垣高先论极出地，北向须寻不动处。

欲知真极本无星，列宿皆旋斯独异。

近极小星强名极，后宫庶子遥相类。

帝星最明太子次，连极五星作斜势。

帝下阴德横两乌，极下四辅承四细。

勾陈七星中甚明，离极三度认最易。

勾陈柄曲勾更曲，勾内微星天皇帝。

太子上有无名星，下方左枢少宰备。

上宰少弼与上弼，少卫上卫连少丞。

其中五位皆朗朗，上下卫丞弼次明。

右边右枢与左对，太乙天乙显微精。

少尉上辅次少辅，上卫少卫共上丞。

右弼之内五尚书，一微一显三潜行。

尚书之后小明二，左柱右女皆史称。

上少丞间曰华盖，四黑两两遮北门。

弼外六星名天，其曲似斗杂气星。

扶筐四星三略暗(原属女——引者注)，天厨五星长方形。

二巨三小近少弼，后有一颗无能名。

六星仰承名天钩(原属危——引者注)，迤北第三光独荧。

河中六星名造父，三暗三微错杂陈。

三隅累累曰王良(原属奎——引者注)，尖角一珠微逊明。

良傍一颗名为策(原属奎——引者注)，策后八星阁道称。

三暗下连奎宿角，二巨二细与策亲。

附路一颗王良下(原属奎——引者注)，适当壁宿上端停。

王良策星并阁道，内有五个光耀均。

五颗四在河虚处，一条阁道穿河身。

阁道尽处名传舍，六星隐现斜直形。

右下七星名北斗，天枪三星斗柄亲。

三公三点与枪类，斗柄之傍隐辅星。

天理四星斗内隐，三师小星少辅邻。

文昌六星如半月，东角下星光更清。

师昌之间名内阶，六星微茫两簇分。

八谷九星一星着，巳尽紫微垣内星。

在使用《丹元子步天歌》命名星座时，李之藻根据西洋星座图上记载的恒星位置变化，对原《丹元子步天歌》中恒星位置的区域划分作了一些变动。根据西洋星图中的记载，他还增加了原歌诀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恒星。

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星座图经过李之藻的“中国化”译述后，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在明清时期《经天该》一书多有刻印，流传甚广。

在进行《经天该》一书译述的同时，李之藻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翻刻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这幅后来以《坤舆万国全图》闻名的世界地图，对于中国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利玛窦在1583年抵华之后，为了引导当地民众接受基督教，他便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吸引他们。利玛窦向晚明时代的中国人展示了多种从西方带来的物件，如地图、星盘、日晷、三棱镜等。而他带来的世界地图，是其中引起中国士人注意的最重要物品之一。

利玛窦于1584年4月在肇庆仙花寺（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建成的首座教堂）第一次展出了世界地图。据考证，该地图是由原籍德意志的比利时人奥德利勿斯（Abraham Ortelius）绘制，于1570年刊印。（参见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这幅世界地图极大地颠覆了中国人传统的天地观、世界观和天下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圆地方，中国即天下，居于世界之中央，中国之外的四夷土地都是不毛之地，在上面生活的也都是茹毛饮血的夷狄之徒。而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却告诉中国人，不仅天是圆的，地（地球）也是圆的，地球上的陆地分为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即南北美洲）、墨瓦蜡尼泥加（南方大陆（欧洲人一直相信有南方大陆的存在，并命名为墨瓦蜡尼泥加，但一直没有发现真实大陆的所在。直到17世纪初欧洲人才发现澳洲海岸线，而南极大陆的发现更迟至19世纪。））五大洲，每个大洲上都有人类生存。中国这个以往的中央之国在这张地图上被放置在一个角落的位置，这不能不引起来参观的士人们的震惊。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甚至引起了肇庆知府王泮的兴趣。为了进一步研读这幅地图，他请利玛窦翻刻放大该地图，并在上面加上中文标注。考虑到士人们对于中国在地图上僻处一隅的不满，利玛窦在翻刻放大时将原来的地图进行了一些改造，将本初子午线进行了移动，从而把中国在地图上的位置由边缘角落移到了地图的中心位置。这幅地图在1584年11月底完成翻刻工作并被正式刊印（利玛窦在1584年11月30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报告了这幅地图的绘制情况。他在信中说：“西式绘制，用华名、华里、华辰计算的世界地图一幅，这图是肇庆长官授命利玛窦编制的，刚完成，便命去刊印了。”（参见［意］利玛窦撰、罗渔译：《利玛窦全集》第2卷，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命名为《山海舆地全图》。

1599年利玛窦第二次抵达南京。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刑部主事吴中明与利氏多有交往。他在见到1584年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的中文说明文字太少，整幅地图也不够大，便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以原来的《山海舆地全图》为基础，另外绘制一幅较大的地图，还要增加说明文字。经过利玛窦的修订后，完成了新一版的世界地图，仍命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还亲自为这幅地图写了一篇跋文，虽然这位官员对于世界地理十分隔膜，以至于在跋文中闹出“欧逻巴国人与拂郎机国人皆好远游”（吴中明在《〈山海舆地全图〉跋》中称：“利山人自欧逻巴入中国，著《山海舆地全图》，荐绅多传之。”其后又说：“盖其国人与拂郎机国人皆好远游。”可见吴中明还不知道欧洲与葡萄牙之间的大小和包含关系，将其混为一谈。）的笑话，但该版《山海舆地全图》翻刻印制后流传甚广，甚至远达澳门和日本。其中一份地图传到贵州巡抚郭子章手中。郭子章对该地图十分欣赏，于是在贵州又翻刻《山海舆地全图》，并撰写《山海舆地全图》序文一篇，对图中介绍的每个国家加以更详细的注释说明。

除了这两次较大规模的翻刻外，在南昌、苏州等地也都翻刻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其名称有《世界图志》、《世界图记》、《山海舆地图》等。

利玛窦进京后与李之藻相识。对于舆地之学素有兴趣的李之藻很快被《山海舆地全图》所吸引。在跟随利玛窦学习了一段时间西方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之后，他便向利玛窦提出了翻刻《山海舆地全图》的要求，得到了利氏的应允。

同前几次世界地图的翻刻不同，这一次新版世界地图的绘制不再由利玛窦一手包办，而是由李之藻在利玛窦的指导协助下进行。这对于刚刚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不久的李之藻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地图的绘制方法上，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一直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此法始于晋代裴秀，历代相沿千余年而不改。而欧洲从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球形投影的地图绘制方法，这与当时地圆说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球形投影方法逐渐改进，先后出现了赤道球面投影、水平面投影、墨卡托圆柱投影等投影方法。1528年，数学家彭德尼（Benedetoo Bordone，1460—1539）发明了椭圆投影法，由于这种投影方法绘制的图样既美观大方又很准确，便被广泛运用于地图的绘制中。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也使用了椭圆投影方法。李之藻在跟随利玛窦学习时学会了椭圆投影法，并用来绘制新版的世界地图。

除了椭圆投影法之外，利玛窦还向李之藻传授了平行正投影法。在李之藻绘制的新版世界地图中，除了以尽可能大的比例尺将原来的《山海舆地全图》按比例放大，还增加了若干小图形。

凡算太阳出入皆准此。其法以中横线为地平，直线天顶，中圈为地体，外大圈为周天。以周天分三百六十度。假如是图在京师地方，北极出地平线上四十度，则赤道离天顶南亦四十度矣。然后自赤道数起，南北各以二十三度半为界，最南为冬至，最北为夏至。凡太阳所行不出此界之外，既定冬、夏至界，即可求十二宫之中气。先从冬夏二至界相望画一线，次于线中十字处为心，尽边各作一小圈，名黄道圈。圈上匀分二十四分，两两相对作虚线，各识于周天圈上。在赤道上者，即春秋分；次北曰谷雨、处暑，曰小满、大暑，曰夏至；次南曰霜降、雨水，曰小雪、大寒，曰冬至。因图小，止载中气，其余节气仿此。就中再匀分一倍，即得之矣。而其日影之射于地者，则取周天所识，上下相对，透地心斜画之。太阳所离赤道纬度，所以随节气分远近者，此可略见。凡作日晷带节气者，皆以此为提纲，欧罗巴人名为“曷捺楞马”云。（［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影印本）。这段注释文字据学者研究，主要是译自克拉维乌斯《论星盘》第54页的第18命题。）

李之藻注释文中提到的“曷捺楞马”，经学者研究发现是拉丁语Analemma的音译。Analemma的词源出自希腊语áváλημμα，是指古希腊人创造的一种专门用于研究宇宙中天体位置的平行正投影方法。该方法是把投影点设定在无穷远处，然后让光线平行穿过天球，再假设在天球中间有一个平面与该光线垂直，由此便可画出天球的模样。这种方法在古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中多有应用。希腊化时代的著名学者托勒密还专门著有《曷捺楞马》一书（仅有残本保存下来）详细介绍这种方法。利玛窦在指导李之藻绘制世界地图时向他介绍了曷捺楞马法。李之藻在假定的天球模型上运用此法确定了各条节气线的位置，并准确地加以绘制。这种方法入清后继续流传，清代著名历算学家梅文鼎受此法的启发提出了“三极通机”术，在球面投影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此段叙述参考了刘钝和杨泽忠的相关文章。（参见刘钝：《托勒密的“曷捺楞马”与梅文鼎的“三极通机”》，《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1986年）第1期，第68—75页；杨泽忠：《利玛窦与非欧几何在中国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第36—40页。）

绘制世界地图除了使李之藻习得投影几何学方面的知识外，也使他对于地圆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天地结构理论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三种观点。自东汉张衡之后，浑天说便占据了主导地位。该理论将天地都视为球形，“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东汉）张衡：《浑天仪图注》。）。与地圆说有接近之处。但正如天文学研究者所指出的，西方的地圆说实际上有两大要点：一、地为球形；二、地与“天”相比非常之小。（参见江晓原：《古代中国人的宇宙》，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99页。）而后者在中国古代天学（天学这一概念由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一书中率先使用，意在强调中国古代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等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当时上层建筑、政治结构、社会文化中占有的特殊地位。近来已获得学术界较为广泛的承认和使用。）中从未被提出过。

利玛窦在绘制《山海舆地全图》时，在图释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地圆学说：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出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设三圈对于下焉。但天包地外为甚大，其度广；地处天中为甚小，其度狭；此其差异者耳。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出高一度，南极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入低一度，南极出高一度，则不特审地形果圆，而并征地之每一度广二百五十里，则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有九万里实数也。是南北与东西数相等而不容异也。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影印本）。）

对于利玛窦传入的地圆说，明末清初的士人看法不一。由于地圆说与传统观点相悖，士人“骤闻而骇之者至众”（（清）永等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页。）。一些对于舆地之学了解不多的学者，因为对基督教教义的信奉和同情而支持地圆说。如杨廷筠在《职方外纪》序言中介绍地圆说，认为其合理的依据在于“西国有经焚劫之书籍，有远游穷海之畸人，其所闻见，比世独详”（（明）杨廷筠：《〈职方外纪〉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16页。）。并不能够对地圆说做出科学合理的解说。另一些学者，则因为“夷夏之别”而对西学存有排斥情绪，在自然科学知识上的欠缺更使他们对于地圆说多有误解。明清之际一些学识渊博的大儒，于西法也多有谬言。如王夫之排斥地圆说，认为利玛窦因误解中国传统浑天说而作地圆之论，实乃附会之辞：

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明）王夫之：《思问录》外篇，王夫之：《思问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王夫之还用其生活中的直观印象批驳地圆说：

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见地，则言出而无与为辨。乃就玛窦之言质之，其云地周围尽于九万里，则非有穷大而不可测者矣。今使有至圆之山于此，绕行其六七分之一，则亦可以见其迤逦而圆矣。而自沙漠以至于交趾，自辽左以至于葱岭，盖不但九万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洼或凸，其圆也安在？……而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九，何其陋也！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征，远近异则高下异等。……且使果如玛窦之说，地圆如弹丸，则人处至圆之上，无所往而不踞其绝顶，其所远望之天体，可见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则所差之广狭莫可依据，而奈何分一半以为见分，因之以起数哉？……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者，可叹也。（（明）王夫之：《思问录》外篇，王夫之：《思问录》，第41页。）

王夫之对利玛窦的批评如此激烈，自然与其亲历异族入侵，激发强烈的“夷夏之辨”情绪有关。（王夫之因明清易代的原因，他在论述夷夏大防时言论甚为激烈。其在《读通鉴论》中称“天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其原因自是源于他对于入关的“东夷”（满洲）的痛恨，但耶稣会士这些“西夷”在其眼中也是一丘之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东晋哀帝三》、卷四《汉昭帝三》；王夫之：《重刊船山遗书》卷三。）但他如此排斥地圆说这类科学知识，则与其缺乏较高的历算造诣有很大关系。

李之藻对于地圆说等西方科学知识的态度与前两类学者大不相同。被徐光启称誉为“卓荦通人”的他，在接触西方地理学知识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之藻认为中国此前学者所撰写的统志、省志往往漏洞颇多，其缘由在于诸家之说“非凭纪载即访轩，然纪载止备讼革，不详形胜之全，轩路出于纡回，非合应弦步，是以难也”。而西洋地图与之大不相同。其图中“海水附地，共作圆形，而周圆俱有生齿，颇为创闻可骇”，西洋舆地之学对于地球南北东西各处距离的计算方法更是“皆千古未发之秘”（（明）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跋》。）。

由于西洋地理学在理论上有着明确的优越性，李之藻很快就接受和掌握了这种理论。利玛窦在其日记中曾提到李之藻学习和接受地圆说的情况：“因为他很聪明，很快就明白了，神父说的都是真的：地球是圆的，有多大，天有十层，太阳及星辰比地球大，及其它事情。”（［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转引自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李之藻虽然从总体上接受了地圆说，但在他看来，要对于中西学说之间的优劣做出完整的判定，仍需要通过科学实践来检验。

万历三十一年（1603）初秋，李之藻被任命为福建学政，前往闽省主持乡试。他利用这次往返南北的机会，测验天象以验证地圆说是否与事实相符。根据西学理论，“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东西则交食可验，每相距三十度者，则交食差一时也”。在这一次的测验工作中，李之藻便“依法测验”（（明）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14—315页。），结果是“往返万里，测验无爽”（（明）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4页。），至此，李之藻才完全信服了地圆理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李之藻终于在1602年8月完成了新版世界地图的绘制工作，这幅绘制精良的地图随即被刻印发行，并被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该地图由六幅条屏组成，经装裱组合为一整幅大地图。其通幅长38米，宽169米。图首右上角题“坤舆万国全图”六字。主图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在主图周围还附有一些小幅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为九重天图，描绘宇宙结构。右下角是天地仪图，阐述“天包地外”、“地处天中”的天地概念。左上角放置的是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则是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阐明地圆说，日、月食的观测方法和节气线的绘制方法。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用以测定地理纬度。主图中的各大洋上绘有各种帆船共9艘，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共15头，南极大陆上则绘制陆上动物共8头，有犀牛、象、狮子、鸵鸟等。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图着色上，据史料记载利玛窦选定了5种色彩渲染五大洲，但《坤舆万国全图》的原本现已不存，保存下来的《坤舆万国全图》摹绘本（该摹绘本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宫中太监摹绘的，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大体上只用了三色描绘五大洲，南北美洲及南极洲使用粉红色，亚洲为土黄色，欧洲和非洲则近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以朱红色渲染，山脉使用淡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制出密密的水波纹，以显示汪洋浩淼的气势。五大洲的名称均用朱红色书写，其他国名、地名的书写都采用墨书，以字体大小作为区别。

图中的注释文字，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世界地图和所附诸小图的说明。其中两篇署名利玛窦，即全图说明和《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其他说明均不署名，包括九重天说明、天地仪说明、四行论(古希腊学说，认为世界由四种基本元素所构成)、昼长昼短说明、量天尺说明、日月食说明、中气说明、南北两半球说明，此外还有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横度里数表。根据利玛窦在日记中对李之藻数学水平和制图能力所作的高度评价，我们有理由相信，未署名的说明文字和图表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应出自李之藻之手。另一部分是序文题跋，有利玛窦的自序以及李之藻、陈民志（陈民志，河南省泌阳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当时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是李之藻的同僚。）、杨景淳、祁光宗（祁光宗，河南省滑县人，与李之藻同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的题跋。图中还摹有3个印记，2个为椭圆形，1个为正方形，均为耶稣会的会徽。

《坤舆万国全图》完成后，利玛窦欣然为此图作序，其序文曰：

窦也伏海邦，窃慕中华大统万里声教之盛，浮槎西来。壬午（1582——引者注，以下同）解缆东粤，粤人士请图所过诸国，以垂不朽。彼时窦未熟汉语，虽出所携图册与其积岁札记，绎刻梓，然司宾所译，奚免无谬。庚子（1600）至白下，蒙左海吴先生（即吴中明，字知常，安徽省歙县人。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之教，再为修订。辛丑（1601）来京，诸大先生曾见是图者，多不鄙弃羁旅，而辱厚待焉。缮部我存李先生夙志舆地之学，自为诸生，编辑有书。深赏兹图，以为地度之上应天躔，乃万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穷理极数，孜孜尽年不舍。歉前刻之隘狭，未尽西来原图什一，谋更恢广之。余曰：“此乃敝邦之幸，因先生得有闻于诸夏矣。敢不廛意，再加校阅。”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随其楮幅之空。载厥国俗土产，虽未能大备，比旧亦稍瞻云。（［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序》。）

从上述序文中我们看到李之藻所绘制监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是在以往诸图的基础上，依据利玛窦带来的大批西洋书籍资料，反复考订修正，从而得以绘制出一幅在当时条件下较为精确的世界地图，比起以往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地图更胜一筹。

利玛窦在1602年的日记中对于李之藻的修图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彼最先着手之事，则重刻世界地图是也。此次所刻较旧者为大甚，分六条，高过人身，可展可合，中国式，甚巧。此图既较大，故利神父能于其内容更有所增益，不仅新增之国颇多，且亦多具新注，稍述各国各地之奇物。又为全图作一较详之序；并解释数理、日及诸星。此图刻印甚精美，故传布遍全国，为人所珍。李我存自撰序文而外，又得其它学者多序，颇为此作增色。版片既刻就，彼刷印多本，遍赠其友；他人亦有送纸来印者，合之不下数千本也。剞劂此图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尽同，故一时而有版本二，然尚不足以应求者之多。故天主教徒某，以吾人之助，别为一更大之图，分列八幅；刻既就，遂以版售于印刷者，于是在北京共有三本焉。（［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81—82页。）

利玛窦作序之后，《坤舆万国全图》即交付刻印。9月初，《坤舆万国全图》刻印完毕，即将发行。李之藻撰《〈坤舆万国全图〉跋》，对中西舆地之学的差异进行了探讨。在肯定了西洋舆地学在绘图、经纬度计算等方面的优势后，李之藻认为中西之学可以互通，西洋之学与“昔儒”实相契合，他在跋文中说：

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于兹不信然乎？于乎地之博厚也，而图之楮墨，顿使万里纳之眉睫，八荒了如弄丸，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契历算之纲；察夷澳祈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而其要归于使人安米之浮生，惜隙驹之光景；想玄功于亭毒，勤昭事于顾，而相与偕之乎大道天壤之间，此人此图，讵可谓无补乎哉？（（明）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跋》。）

作为儒家学者，李之藻一直是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信徒。（儒家思想认为，华夏文明远胜于周边四夷，所以孟子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参见《孟子》滕文公上。）而当他通过与利玛窦交往深入学习西学知识之后，便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学在科技方面的领先优势。这不能不对他原有的华夏文明中心观产生冲击。为了调和两者间的矛盾，李之藻以中西拟同之论来解释西学与华夏文明间存在一致性。西学取得的成就与昔日“最善言天”的吾儒实是不谋而合。所以学习“西学”既可以补益“中学”，又无损华夏文明在整个世界中所处的优越地位。此时的李之藻，还只是一个对西方科学知识充满兴趣的儒者。

《坤舆万国全图》印行后，在各地都反响不俗。万历皇帝也听闻了这幅图的存在。于是便下旨要利玛窦等进献地图。此前利玛窦因担心地图中包含的地圆论观点与中国古代传统相冲突，迟迟不敢把该图进呈给明神宗。没想到皇帝自己对这幅地图产生了兴趣，闻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

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一日，皇帝有旨召吾等，甚急。利玛窦及庞迪我二神父既至灵台诸太监住所，见掌印太监及其它近侍等，颇为张皇。皇帝自内廷下谕，令备六幅世界地图绢本十二付，盖指昔李我存在京所印之本。此图利神父所制，每付共六幅，幅宽如肘之长，高过其倍，印就，装裱之如纸窗，系其边以带，使可舒合，置于室中。图中有利玛窦神父之名，太监之给役内廷者，或指以示皇帝，故命就利神父取图也。

……此本地图曾两度刻于北京，二本尽相同：一本为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时已将版片带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卖印本颇多，且得善价。（［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82页。）

万历皇帝阅览之后对这幅地图十分喜欢，便命宫中太监细心摹绘一幅藏于宫中。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的摹绘本历经数百年沧桑保存至今，成为中西科学知识交流的一大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