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教再探_孔子的故事

孔子行教再探_孔子的故事

（一）教学内容

从孔子四十岁左右自齐归鲁到他五十岁再仕鲁国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与他的议政和修诗书礼乐等活动同时进行的是他的教育事业。虽然在政治上不得意，但孔子的办学声名却日渐隆盛。

到孔子五十岁时（据《弟子传》所云）孔子弟子中计有秦商四十五岁，颜无徭四十三岁，冉耕四十二岁，子路四十岁，漆雕开三十八岁，闵损三十四岁，冉雍、冉求、宰予、商瞿二十岁’司见，先进弟子中的德行、政事、言语弟子差不多已都在门下了。

如上所述，孔子行教有两大特点，一是早期弟子年龄大多与孔子不相上下，所以孔门并不像是一个师道尊严的学校而更像是个今天我们所谓的研讨班；二是孔子之教，主要在教人做人，这使得师生关系更为密切，且近乎师生平等。这样一来’孔门中的所谓教学内容，极可能是在相互讨论中完成的。至于后儒奉作“经典”的那些书籍，也走不出相互切磋的形式。《论语》中记述的许多“侍坐”场面，便是这种融洽场景的反映。(www.guayunfan.com)由于孔子的教育宗旨是学做人，所以他很强调“为己之学。”孔子声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2]讲的就是真正的学习者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此服务社会；而虚妄的学习者却是装饰门面，以求博得他人的赞誉甚至谀谄。从此立足点出发，孔子又提出了他的行教总条目：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3]

从总的把握上看，这是要求学习者先立志，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然后才可进入一招一式的具体的“艺”的学习。孔子又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4]强调了在具体的学习中增进对学习自身的思想认识。如孔子教训伯鱼时就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观点。言，是人生的自然启步，也可以说是接触社会的开始，而学诗则是言的必要训练。在学诗以言的过程中，《诗》的更深一层的作用会自然地发挥出来。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5]可见，在孔门之中，学知识与学做人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

讲到孔子行教的具体条目，人们自然会想到“五经”和“六艺”的地位。其实，当时孔门之中不可能有“五经”、“六艺”等定型化的说法。孔子有身教，有言教。在言教方面，当然会有上世的书籍，但究竟是哪些书，恐怕现在是找不到答案的了。《论语》提到过《诗》、《书》和《易》，但《礼》和《春秋》却未出现过。尽管《论语》有后来的“礼”和“春秋”一些内容和事件，但这毕竟不能说就是这两部书本身。仅从《论语》来看，孔门教科书可能会少于“五经”，但孔子学通古今，而当时周天子王室的经籍又大量散失民间，孔门之中亦有精通文学（文物典章）的子游和子夏，则孔子教学用书或许还不限于“五经”之内。至于“六艺”，孔子也未明确作过归纳，则可断定在孔门之中并没有像汉以来那样的严格。孔子周游列国，在实践中教导弟子，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孔门之实践课程远远超出了六艺的范围。但倘若一定要一项项地落实下去，恐怕孔子之所教有时不足“六”艺。显然，这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孔子奉行的并不是制度化的教学，有人说，他更像现今某些大学中的导师，关心的更多的是学生发展的方向。

当我们强调孔子教学的灵活性时，并不是说他的教学内容是杂乱无章的。现存《论语》虽然没有集中的阐述，但它的主题还是相当清晰的。比如：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6]

子不语怪、力、乱、神。[17]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8]

显然，孔子重视的是道德品质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的培养，即使《论语•乡党》中孔子的令人怵惕的典范行为，也不过是为那些一般原则作例证而已。

总之，孔子的教学内容，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达成，都是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原则，而且是与政治生活相关的道德原则。他以教人学做人为主，并不设立什么具体课程，而是具体灵活地解决现实生活遇到的各种难题。所以，孔子之教严格说来并不能等同于后世及当今的教育，当然它更没有封建的官方专制化的种种流弊。

（二）教学方法

孔子的教学方法，比较突出的且多为后人称道和效仿的主要有两条原则，其一是启发式的教法，其二是因材施教的作法。孔子主张：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9]

孔子这种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本身的内在潜力的教学法，据说颇合于现代教育学的研究结果。加上孔子所授实质上是做人的学问，这使我们更体会到举一反三的重要性。其实，道德原则本身就颇具灵活性，不能举一反三，就说明还需要在开发潜力上下功夫，而不能再告之以正文。在这一点上，《论语•八佾》中有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

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日：“绘事后素。”日：“札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绘事后素”讲的是当时的绘画技法，先施粉底，再绘以五彩，然后才能成为一幅完美的画。子夏由此联想到人的道德品质和礼仪文饰的关系，认为做人须先有良好的品质，再饰以礼仪风度，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0]显然，孔子用“绘事后素”解释“素以为绚”，这使子夏深受启发，于是联想到孔门的基本要求——做人。看上去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对于子夏却很简明自然，这正体现了孔子教育的成果。

因材施教的微妙作用，我们在上文论述“仁”时已有所接触。其实这也很自然。由于孔子门人弟子多已成人，各人的情形很不同，而孔子的教学内容又相当灵活，并没有现代人上下拉平式的教科书，的确难能可贵。做人并没有统一的、可以测试的标准，在孔子看来，只要不乖大道，每个人尽可以合理地发挥自己的性格特点。孔子的任务，不过是加以必要的调节，避免出现极端而已。比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公西华日：“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21]

孔子在此并未过问他们“闻”的具体内容，而只针对提问者的不同，给予了不同的方针性的指点。孔子并不想改变子路和冉求的性格，只是有意让他们克服自身特点可能造成的不良结果。总之，因材施教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它是在孔门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如果孔子用统一的大课堂教导弟子，那么，孔子弟子决不会有丰富多彩的发展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