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校到中科院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从党校到中科院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每个周末，顾准都会回家同家人团聚。五个孩子和顾庆莲已从上海迁来北京，一同住在建工部的宿舍。

闲暇时，顾准和孩子们打羽毛球，带他们滑旱冰、吃西餐。在与孙冶方、骆耕漠等老友互访时，他总是和汪璧一起出门。

时值夏天，汪璧一身清爽的长裙，秀发烫得蓬松微卷，显得秀丽而文静。顾准还是洋派的背带裤、白衬衫，潇洒利落。

党校的学习行将结束，建工部想让顾准回去继续搞财务，被已然醉心学术的他回绝了。

毕业那天，顾准带着一大堆新买的书回到家里，汪璧做了美味的菜肴以示庆祝。(www.guayunfan.com)天伦之乐，其乐融融，但汪璧已跟不上顾准的思想。她时常流露出淡淡的忧虑和寂寞，不知以后的路将通往何处。

建工部不想放人。顾准急了，他已和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谈妥，即将入职。万般无奈的他赶紧写信给刚刚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请求帮助。

在陈老总的过问下，建工部终于让步。

张劲夫是老地下党，对顾准的才华非常了解，本来打算安排他当经济所的副所长，谁知顾准已不想同政治有丝毫瓜葛，唯愿青灯黄卷，当个普通的研究员，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中科院对顾准很重视，在张劲夫的特意叮嘱下，后勤部在中关村新建的专家楼分给他一套高级公寓。

这里住的都是国宝级人物，顾准的家与钱学森为邻，面积宽敞。他对那间向阳的书房尤其满意，拉着来京探望自己的六弟陈敏之的手道：“能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研究学术，夫复何求？”

老友林里夫也在经济所，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问题，他只能担任所刊《经济研究》的副主编。

顾准的到来让林里夫兴高采烈，当即把珍藏的一套英文版《资本论》送给老友，乐得顾准合不拢嘴：“里夫，里夫，这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书啊！”

1956年是很多人记忆中的“最后一个春天”。随着“一五”计划接近尾声和公私合营的全面实现，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几乎每个月都有重大工业项目建成的喜讯传出。比如，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然而，见微知著。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完“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后，向陈云提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又香又嫩，不膻不腻。

1955年，东来顺搞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结果，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鲜美的味道了。坊间因此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就不好吃了。”这些话都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早就注意到，公私合营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比如全聚德的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对此，他专门做了实地调研，故当毛泽东提问时，当即给出了答案：

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到42斤的小尾巴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

可惜，毛泽东早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一个资本家后来回忆道：

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给你的原材料，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的风险和压力很大，也就没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到了隐患。

两位学者从制度层面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六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顾准紧随其后，惊世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草就，也在《经济研究》上全文发表。

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写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寻找的结论是：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

《试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当时便能得到重视，至少能够少走三十年的弯路。

可以说，顾准就是改革开放的预言家。

张劲夫对顾准没有占据领导岗位始终心怀不安。正巧周恩来指示中科院成立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由另一个副院长竺可桢（1890—1974）兼任主任，张劲夫便提名顾准当副主任（正厅级）。

问题是顾准早已“觉今是而昨非”，准备大隐隐于市了，若再想把他拖回庙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张劲夫也不是吃素的，以善于做老顽固的工作著称。在他不厌其烦的劝说下，不忍一再拂人好意的顾准最终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留他经济所研究员的位置。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顾准不想再以身犯险。

当时，中科院各部门的习惯是由党外科学家担任正职，突出专业性；党内干部任副职，强调政治性。

顾准和竺可桢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并深知肩头的担子不轻，且意义重大。

综考会要勘探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在顾准到来前已经初步制订了六个省十二年的考察计划。

第一项工作便是和竺可桢陪同一位著名的苏联植物学家视察海南的橡胶林。

竺可桢私下向顾准透露，他很早就反对在气候复杂、台风频繁、土质不适的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树，但因该项目由斯大林亲自监督，便强行上马。果然，在广阔的华南农场，放眼望去，除一小片区域种植成功外，大多已是满眼的枯黄。

竺可桢痛心疾首地告诉顾准，亏损后，苏方片面违约，拒绝按共同经营的原则承担经济损失。竺可桢无奈，只好邀请这位90岁高龄的苏联植物学权威来到海南，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力争缩小摊子，降低损失。

顾准闻言，深感震惊。

返京后，中科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海南之行的考察报告。会后，顾准协助撰写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呈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引起高层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