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罗织经》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康生的《罗织经》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1964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中科院发表讲话，说代表党中央，号召大家进一步活跃思想，争取在学术上多出成果。

按理说顾准经过两次打击，也该学会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了，但一听周扬的讲演，他又激动了，不但以“群星灿烂”来形容这篇报告，还自学起高等数学来，想为进一步钻研经济学打好基础。

据顾准身边的数学家检验，顾准竟无师自通地达到了数学博士的程度。

二月，骆耕漠召集政经组讨论张闻天的经济论文。文中，张闻天呼吁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价值规律。

这的确是医治“左”倾顽症的良药。顾准看后虽觉气味相投，但仍感前总书记还没说透，便在家中赶写了一篇附和的文章，在肯定张闻天观点的同时，提出：“目前在我国应大力提倡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www.guayunfan.com)五月，政经组学习“毛选”。顾准冒着生命危险酣畅淋漓地宣读了一篇“学习体会”，跟当时“反修备战”的浪潮大唱反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应该学习德、日、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方针。”

铁了心要把真理坚持到底的顾准，即使在家，也不忘同子女交换意见，普及常识。

当毛泽东让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时，顾准却告诫青年人“不要堕入盲从”。并且，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应该倡导‘民主个人主义’，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凡人不当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一个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八月，顾准将孙冶方布置的“命题作文”《粮价初探》交给他。已感到黑云压城的孙看都没看便意味深长道：“今后，你就不要参与这项工作了。”

顾准没听出弦外之音，不悦道：“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从哪来回哪去好了。”

孙冶方急忙摆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好！”

直到一个月后孙冶方被陈伯达和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顾准方才如梦初醒。

征兆出现在不久前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

经济所的杨坚白和张卓元受张闻天文章的鼓励，撰写了《反思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的论文，遭到批判。

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异常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此刻，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道：“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开始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同孙冶方一起出门，悄声道：“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呢？”孙冶方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十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

他们大肆搜罗孙冶方、张闻天、骆耕漠、林里夫和顾准等人的材料，从写成书的到没成文的，甚至连锁在抽屉里的草稿都不放过后，终于列举了孙冶方的种种“反党反革命”罪行，召开批判大会。

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

更不可思议的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31年曾在上海与组织失去联系”等让人哭笑不得的欲加之罪，尤其是“里通外国”一条，罪证居然是1958年苏联专家索波里访华时，问起中国的“大跃进”，孙冶方随口用俄语答了一句“头脑发热”。

“摘帽右派”顾准自然也跑不掉。他被称为“孙冶方幕后的狗头军师”“反革命理论家”，一些诸如“我永远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之类的“黑话”被揭发出来，和骆耕漠、张闻天一起被诬为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面对一年39场的批判浪潮，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孙冶方坚如磐石，大义凛然。他公然宣布接受挑战：“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更硬，铿锵有力道：“我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张闻天也以沉着镇定的态度应对这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在家中的台历上，他自我激励地写道：“肩膀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

色厉内荏的工作组一边斥之为“死不悔改”，一边又拿这帮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毫无办法。

正僵持间，祸从天降。

顾准的外甥、大姐陈秉珍的儿子宋德楠出事了。

只身在京求学的宋德楠逢年过节常去看望舅舅，而顾准也非常喜欢这个善于思考的上进青年，有什么读书心得都与他分享交流。

一次，宋德楠和顾准谈起，他与几名清华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参加的人不少。顾准一向开明，不觉宋德楠此举有何不妥。

然而，当顾准被揪斗的同时，研究会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

当毫不知情的宋德楠来找顾准时，因“四清”工作组定下的“不准把运动情况传至所外”的铁规，顾准并未将孙冶方和他已成批判重点的事告诉外甥，反而破口大骂了一通“四清”运动，以为宣泄。

同时，他好意提醒外甥务必谨慎，清理重要资料，不要“鸡蛋碰石头”。

不久，研究会的两个头头决定向有关部门坦白，宋德楠和其他成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计可施下，一起到百万庄向顾准求援。

有关部门获悉这一动向后，迅速采取行动，对这批大学生进行严格审查。

几番软硬兼施、刑讯逼供后，涉及顾准大量“反动”言论的材料被工作组掌握。

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斗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