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书感恩，第一帮主辞世_上海黄金荣的故事

自白书感恩，第一帮主辞世_上海黄金荣的故事

自白书感恩，第一帮主辞世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夕，黄金荣还保存有一定的实力，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金荣是彻底失势了。1949年，杜月笙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在即将出发之前，他特意到钧培里去劝黄金荣同他一起离开，毕竟在“四一二”事变中，他们没少残杀共产党员。杜月笙劝了黄金荣大半天，但黄金荣就是打定了主意要留在上海。他想：自己80多岁的人了，死在香港也就算了，怕就怕死在半路上，那自己可就真的太可怜了，而且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想来共产党也不会太为难自己。杜月笙见黄金荣心意已决，于是也就不多浪费口舌，自己携带家眷飞去香港了。

既然决定留在上海了，黄金荣自然要考虑靠拢共产党，从而减轻自己的罪孽。在上海即将解放时，黄金荣坚决不再参与国民党覆灭前的大搜捕和大屠杀，反而掩护一些地下党员，并进而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另外还通过杨虎，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了地下党，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400多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便于共产党做这些人的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黄金荣还特地让人把黄家花园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回到钧培里才发现自己的儿媳李志清席卷了他的金银外汇逃往香港去了，黄家更显得冷清了。黄金荣还来不及感伤，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上海。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成了上海真正的主人，于是，要求清匪反霸的呼声就高了起来。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长。市政府成立，人民有了可以“申冤”的地方，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要求从严惩处恶霸匪首的声音更是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公安局发动了著名的“四二七”运动，一夜之间逮捕了8359名帮会、流氓、特务分子。黄金荣的门徒丁永昌、舒锦余、张全福、曹桂生、王琳、赵林和外甥邹政之等以流氓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逮捕。之后，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自然就波及了黄公馆。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前确立的应对上海帮会的方针，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杜月笙和黄金荣这样的大头目，“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所以，共产党一直都没有动黄金荣，但人民不断要求惩治流氓大亨黄金荣。(www.guayunfan.com)上海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后，指出：“具名检举情况，说明群众政治认识与对人民政府之信任空前提高，但对此上海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于其本人拟继续撰写详细自白书公诸报端，由人民裁制。”于是，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召开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决定召见黄金荣训话。

关于黄金荣的罪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专门的研究。概括地讲，黄金荣的罪行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研究决定，由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其中盛丕华与黄金荣是旧识，他是宁波人，过去曾担任过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在处理黄金荣的事情时，基本上都有他的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

在训话中，黄金荣十分配合，只是实在是年纪大了，说话也不太清楚。黄金荣了解了共产党的意思后，立即表示会深刻忏悔，回去就开始写悔过书。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立即召集了几个亲信，商量如何写悔过书。经过两次商议，最终由黄金荣口述，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悔过书，但由于在这份悔过书中，黄金荣极少提到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反而一味地提起自己所做的好事，并且将坏事都推到别人身上，因此，这份悔过书没有被市政府认可。

在这份悔过书中，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是在革命党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在提到自己的罪恶时，黄金荣又将责任全部推到管理不善上：“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在文中，黄金荣还极力宣扬自己所做的好事；“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这样一份悔过书写下来，压根儿就没提到自己造下的罪孽。

之后，在军管会首长的要求下，黄金荣又重新写了一份悔过书，终获通过，并于1951年5月20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目刊登在《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尔礼，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这份自白书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后，在上海市引起极大的反响。从晚清以来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统治阶级拉拢收买对象的帮会势力，第一次在人民政权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由黄金荣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流氓大亨，向人民低头悔过了。自白书的发表对旧帮会的帮会残余势力是一个很好的震慑行为，事实上这一行为也确实极大地震慑了残余的帮会势力，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尽管如此，短短一篇悔过书，还是平息不了上海市民对黄金荣的仇恨。

上海市民纷纷要求政府严惩黄金荣。“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在上海街头，愤怒的人们甚至自发地围在黄家公馆附近，让黄金荣认罪，闹得黄金荣更不敢出门了。在市政府的调解下，气愤的人们才逐渐散去，而黄金荣在政府的示意下，拿起扫帚，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并且拍下了照片，发表在报纸上，才稍微平缓了人们的情绪。

在自白书发表后的第九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悼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悼山被判处死刑。7月26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日，叶悼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与“小八股党”成员马祥生一起，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被枪毙，被砍头，甚至晚上也整夜无法入睡。这样沉重的心理压力，黄金荣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是承受不起的，于是，他越来越没有精神和体力，终于病倒了。黄金荣的害怕其实是十分多余的，因为实际上，政府部门并没有要法办黄金荣的意思。

病倒的黄金荣十分固执，他认定自己是活不久了，死活不肯去医院医治。在他的思想中，认为自己要死在家里，不要死在陌生的环境里。病越拖越严重，在黄金荣快要去世的前几天，他的精神突然好起来了，在仆人的搀扶下，甚至可以走到街口。在那几天里，黄金荣命人在街口放一把太师椅，每天他都要在这把椅子上坐个半天，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突然陷入昏迷。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经太迟了，当天下午，黄金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叱咤旧上海四五十年的大亨黄金荣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

黄金荣死后，他的后事真是名副其实的简单。关于这一点，从当地公安部门给上级做的报告中就可看出。报告称：“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世界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1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后，没有任何公开媒体报道这件事。据说，有人发现在黄金荣去世的当天，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出现了五个大字：“黄金荣死了”。这恐怕是上海“公众媒体”上，唯一能看到关于黄金荣死讯的公告了。

黄金荣从一个小瘪三到上海三大亨之首，再到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晚年境况，是由于他自身的作为而造成的，同样也是他生活的时代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