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行走在自己的国土_张爱玲传

2行走在自己的国土_张爱玲传

她是一坛烈酒，品过的人皆醉得七零八落，她是一袭华丽妖娆的袍子，看过的人皆爱不释手，她是风靡上海滩的极致，信手拈来的文字是洋洋洒洒的风华绝代。

只是时代在变，写作的主题风格也在变，而她，只想写自己喜欢的字，说自己喜欢的故事。半年后，她又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小艾》，却没有如《十八春》那般造成大的轰动。或许各位看客已经审美疲劳，或许口味已经改变，总之，写完《小艾》后她便匆匆收笔。

她怔忪了，有些许迷惘疲倦。帷幕拉开，却发现舞台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她只想提前离场。这一次，她再次转身，无关他人，不为其他，只为了自己华丽绽放。

只是，洗尽铅华后，褪下这身熟悉的旗袍，她又该去向哪里，归至何处？

她去了趟杭州，以游者的身份。湖光潋滟，碧水青山，面对西湖的诗情画意，她只觉格格不入。苏堤悠长，亭阁典雅，这柔软的江南水乡，是她不敢触摸的遥远清凉，只衬托着她的冷艳苍凉。(www.guayunfan.com)终究是不合适的，她这缕属于民国的浩荡风烟，学不来小家碧玉的温婉姿态。所以她离开了，仓皇逃离，这如水般流淌的柔软质地，暴露了她的寂寥和无可言说的伤。

下一站，香港。1952年7月，她对外宣称“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便没了交代，独自去了这座久违的城市。

十年前，她与炎樱一起匆匆离开，十年后，她孤身一人重返故地。十载春秋，悠悠过往，沧海桑田只是弹指一挥间。

香港，这座城依旧繁华绚烂，充斥着物欲横流和涌动暗流。

其实，物欲横流没什么不好，暗流涌动也没什么关系。大隐隐于市，在这里，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人关注她，也没有人在意，她可以若无其事地孤独，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梦。

有人不明白，重新站在上海文坛舞台的她为何要如此决绝地转身，也有人说，如果她继续留在那里，多几年的历练，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或许会更加成熟，更加文采飞扬。只是她若真的留下，那文化汉奸的唾骂不会放过她，那浩浩荡荡的政治审判，也不会放过她。

在《十八春》曲终散场时，她为慕瑾写下这样的话语：

我从前那个想法是不对的。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合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政治终究不会放过她。几年前，她也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或许她早有预感，所以果断离开，那来之不易的尊荣，终究不是可以诱惑她的东西。

那一年，她三十二岁，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稚嫩小女生。只是韶光已逝，容颜更改，港大校园却依旧绿阔千红。看着熟悉的一切，她的内心百转千回，涌现千丝万缕的情绪，不可言说。

几经波折，她终于在港大正式注册复读。只是那时，离开上海文坛的她，失了作家的职业，也失了经济来源，当为数不多的积蓄花掉后，她遇到了生存问题，开始陷入困窘的生活里。

她如同一只失了羽翼的大雁，飘落异乡，只得站在悬崖峭壁上，受着雨打风吹的无情摧残。万般无奈下，她只好出去谋职工作，在好友炎樱的邀请下，她辗转去了东京谋求出路，不承想却处处碰壁，只好灰头土脸地重返香港。

月色正浓，天际厚重的云层悄悄掩了来。她仓促离开香港的事激怒了校方也激怒了贝查，港大拒绝接收她继续就读。为了此事，爱玲专门拿着祖传的一套搪瓷珐琅银茶杯，亲自上门给贝查道歉，只是这个贝查，收了古董，却依旧怒气十足地不依不饶，气得爱玲直道浪费了母亲大好的古董。

她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事已至此，她是傲气的女子，终不会厚着脸皮强求些什么，更何况之前的复学，也只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她毅然绝然地离开了，找了个住的地方，便开始了自己的谋职生涯。

在这个淡漠的城市里，白眼和冷遇太多，这些她都懂，便也不以为意。后来经人介绍，她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寻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命运还是向她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她是曾几度风靡的年轻女作家，骨子里多的是誓死相随的才华，再加上十年前在港大求学时对英语的大肆训练，这个喜欢精致的女人，翻译对她只是一件单纯简单的工作。

她先后翻译过多部外国畅销作品，包括《老人与海》、《无头骑士》、《爱默森选集》等，其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经出版便被誉为译本中的经典。

在香港的日子，她渐渐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也寻回了那些细小的品质。一次，名为马宽德的美国作家来香港访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麦卡锡负责招待。在欢迎仪式上，应邀出席的张爱玲，一袭束身旗袍，过处曳曳生花，叫那位作家看得瞠目结舌，大叹惊艳，甚至将她的一言一行都视为时尚。

她是艳丽的玫瑰花，是妖娆的曼陀罗，她是姹紫嫣红间最高傲的一个，也是最醉人的一个。

虽然如此，翻译毕竟只是工作，她骨子里爱着的还是写作。在那期间，她以自己喜欢的清淡文笔，写着自己喜欢的故事，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还有电影剧本《小儿女》和《南北喜相逢》等被创作出来。洗尽铅华呈素姿，天然淡妆，一气呵成，却又不失真味。

得意或失意，伤心或难过，文字一直都在她的心间，是她无法割舍的情结。她愿用文字抒怀，用文字疗伤。

《秧歌》是她用英文写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她并不十分自信，便先寄给宋淇夫妇过目，然后才将稿件寄给了美国的出版人。

有才华，便有用武之处。她的小说得到了麦卡锡的认可，他不住地称赞爱玲是文学天才，是一个可以将英文小说写得最好的中国人之一。后来，《秧歌》在美国出版，也造成了不错的反响。有人说：“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只是后来，她将《秧歌》译为中文，在香港出版中英双版本时，销售却一片惨淡。或许人们依旧沉浸在以前《倾城之恋》、《十八春》、《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花满枝头，便无法走进如今清淡自然的碧水之间。

她所写的《赤地之恋》销售也是惨淡一片。行在人生路上，她转弯踏入新的旅程，奈何读者却依旧想着民国旧时的花开花落，迷恋着张爱玲笔下的妖艳世界，终究不会懂得，也品不了这盏淡淡的清茶。

还好那时，她认识了宋淇夫妇。这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夫妇，对张爱玲早就爱慕不已，而这次邂逅香港，更让三人生出相伴终生的友谊。

都是性情中人，对这个在香港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的偶像，他们仰慕她，爱她怜她，也时时帮助着她。他们在自己家的近处为她租了房子，为她过滤外界干扰……天涯羁旅，因为宋淇夫妇，她依旧觉得天高风清，温情几许。

几番流转，浮生若梦。行走在自己的国土，生活是自己的，喜欢不喜欢，只有自己知道。

在香港，她待了三年，不长不短，不痛不痒。原来，有一种情绪叫离开，也有一种心情叫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