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外交家_读《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传教士外交家_读《司徒雷登驻华报告》_司徒雷登的故事

1981年，司徒雷登辞别人世已经十九年了。

这一年，美国维斯特威沃出版公司（Westview Press, Inc）公开出版了题为《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一书，编者肯尼思·雷教授（Kenneth W. Rea）、约翰·布鲁尔副教授（John C. brewer）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执著，经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多次交涉，终于得到将报告公开出版的允许，从而使这批珍贵的档案文献得以公诸于世。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尤存、牛军翻译的中文译本。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书汇集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21日至1949年7月18日期间致美国国务院的212份报告，对了解司徒雷登其人其行其思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编者认为：《报告》“带有一种学究色彩，反映了一个基督传教士的赤诚、失望和惆怅”。

笔者认为，将《报告》与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手记《司徒雷登日记》互相校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www.guayunfan.com)1946年7月，昆明发生了“李闻案”。先是，7月1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继之，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的回家路上亦倒在了枪口之下，李闻二人均为代表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原来均为潜心向学的知识分子，后来，一改往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也日趋激进。闻一多在其7月15日发表的“最后的演说”中还专门讲到司徒雷登：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犹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

闻一多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他清华学校毕业后再留美，回国以后又在清华任教，清华和燕京是近邻，所以闻一多和司徒雷登“常见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他在演说中对司徒雷登的称赞之语，似乎也代表了一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鸣之声，这也是“李闻案”发生以后，一批民盟的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避走美国驻昆领事馆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一样，在见蒋介石时对“李闻案”的发生表示了关注，而且司徒雷登在7月19日与蒋谈话中还为此提出建言，主张蒋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后来事实也证明，蒋对此事确无直接责任），但要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不同及其他活动而惧怕，此外，司徒雷登还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取消报禁。

蒋介石看来是部分采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他下令顾祝同、张镇、唐纵先后到滇查案，最终查明此案系云南警备司令、黄埔一期生霍揆彰部下所为，8月25日，将霍革职看管（职务由何绍周接任），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凶手，分别判处死刑。此案虽告一段落，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执政当局的疏远，却已不可挽回了。而这种因“邀功”而造成的惨剧，国民党中的一些“护主分子”竟然不吸取教训，在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中又演绎了一遍。

当然，也是因为司徒雷登的关系，闻一多的名字后来出现在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之中，然而他那篇《最后的演讲》中关于司徒雷登的那段话，却在1949年后选入的中学教科书时被删除了。

《报告》中有很大的内容是谈关于“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问题。

1928年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后，即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并以孙中山训政理论，制定了一部“约法”，宣布定于1935年完成“训政”，嗣制定宪法，实施“宪政”。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其“五全大会”上通过了经多次修正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于次年5月5日颁布，史称“五五宪草”。但随着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终使这部“宪草”无法付诸施行。

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1月，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制宪原则进行了讨论，国共及第三方面的代表吴铁城、王宠惠、王世杰、曾琦、罗隆基、周恩来、秦邦宪、章伯钧、张君劢等参加。后来，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民社党人张君劢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草案提出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等多项民主原则，与当年国民党版的“五五宪草”偏重行政权的构想有相当差异。宪法草案在政协会议中得到通过，从而成为“政协宪草”。对此，张君劢说：

此稿之立脚点，在于调和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与世界民主国宪法之根本原则。中山先生为民国之创始人，其宪法要义自为吾人所当尊重。然民主国宪法之根本要义，如人民监督政府之权，如政府对议会负责，既为各国通行之制，吾国自不能自外。

这份“政协宪草”后来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受到强烈抨击。与会部分人士“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司徒雷登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理念格格不入”。

由于上述原因，原定于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不得不延期至11月12日。其后，国共内战重开，10 月11日，国民党军攻克中共华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蒋介石宣布“制宪国大”如期举行，以迫中共屈服。对张家口陷落与国大如期召开令的公布在同一天发生，司徒雷登认为这反映了蒋的“独裁专横倾向，”并认为“共产党确实认为他们屡次让步，并遭受挫折，政府要人应负破裂的大部分责任”。

尽管其后第三方面提出“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主张，然而拥有军队的国共两党均坚不相让，蒋介石拒绝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孙科等提议的将制宪大会“再行延缓”的主张，周恩来也说：“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青年党、民社党及多数无党派代表参加，这些代表被司徒雷登讥讽为“民主花瓶”），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2月25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成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于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

宪法草案的最初执笔者，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发表谈话提出：政府国库不能挪作国民党经费，在学校内停止党的活动等多项条件，由于张对民国宪法的贡献，后来他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1949年后，张君劢寓居美国，与司徒雷登多有往还。

《宪法》定下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体制，矫正了孙中山“五权宪法”中行政权过大的缺失，内容比较合于民主。如《宪法》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人民享有居住及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及结社自由；人民有生产、工作及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权。第六章立法、第九章监察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立法委员由民选产生，不得兼任官吏；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第七章司法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并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第八章考试规定：公务员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第十一章规定：省议员与省长由省民选举，县实行县自治……县民依法律行使创制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权；第十二章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第十三章规定：军队须超出个人、地域、党派关系以外，任何政党及个人不得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省不得少于百分之二十五，市县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五。

司徒雷登出席了“制宪国大”的开幕式，并对通过的这部新宪法表示支持。此前，他曾应马歇尔的请求，与起草人张君劢就《宪草》进行了逐条的讨论。但拒绝参加制宪会议的中共和民盟坚持新宪法不合法，必须予以废除。《宪草》起草人、司法部长的提名人张君劢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对从政没有多少兴趣，而只“希望在全国进行一次演讲旅行，解释新宪法对人民的好处”。后来张果然风尘仆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发表了旨在开启民智的宪法系列演讲，又将演讲报告结集成书。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个被周恩来称之为“劢老”并题字“民主之寿”四字为其祝寿的张君劢在国共内战最甚的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定为“战犯”，第三方面的人士中还有曾琦等也被纳入“战犯”之列。

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迫中共就范。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在得到了大批苏军在东北转交的日军坦克、大炮等武器后，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所谓的“法国经验”（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和“英国道路”（战后，英国工党选举胜利，赢得执政权，胡适建议毛泽东仿效工党，放弃武装，走和平竞选道路）后来对中共而言，没有任何影响。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背景则是战后美苏关系由合作急剧地走向对立，这对国内国共两党而言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对此一态势的集中概括。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

作为一国的大使，向驻在国人民喊话，史不多见，而作为“传教士外交家”的司徒却这样做了。他说：“我主动发表了声明，但得到国务院的赞成。”

司徒说：

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

司徒谈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要防止“极端反动自私分子”和“极端激烈分子”这两大集团。话中所指，无疑是指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他认为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民主，司徒认为：

民主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民主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导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反之，新闻则变为科学化之宣传工具，藉无限制之谩骂与不顾真理之重述，以伸张其效力。

“制宪”之后，还要“行宪”，此时，国民党败象已显，不少人对如期召开“行宪国大”表示怀疑，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然而，宪法程序由“制宪国大”通过，行政当局无变更之权，如果延期举行，则为违宪。国民党一时进入两难的境地，最后，由蒋介石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有人分析，蒋氏在这存亡危急之际，为何仍要坚持召开“行宪国大”？实出于他自己的刚愎自用之心态作祟。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展开，蒋自以他可以“一面开国会，一面剿共，双管齐下，并无困难”。

“行宪”之基础在于各项选举的进行。而选举的关键在于选民调查，调查选民又必先有户口调查，既无户口调查，如何确定选民人数？于是，虚伪的选民数字就出现了，党内提名方式出现了，舞弊欺骗出现了，退让选举也出现了，诚如张君劢所言：“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

有一份材料显示，司徒雷登也是建议停办这次“行宪国大”的。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终于召开。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后来在国民党籍代表的坚持下，又增加了听取施政报告及对之提出质询。同时，为了应付即将崩溃的局势，又制定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而为蒋介石权力的扩大，扫清了障碍。

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及司徒雷登与其接触和对其评价。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发源于抗战期间的宪政运动，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召开民主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以重庆和上海为活动中心。1946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东江纵队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等在广州又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主张“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

1947年10月，民联和民促在香港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1947 年10月31日在香港举行，民促和民联的相关领导人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朱蕴山、朱学范等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先前筹委会拟定的一系列决议案。在后来又召开的筹委会会议基础上，同年11月12日（这一天恰为孙中山83岁诞辰日）举行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增列了何香凝和冯玉祥，并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

会中，李济深致了开会辞，其主要内容包括：（1）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2）民革前身上溯自邓演达、彭泽民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3）强调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4）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

会中，何香凝、彭泽民、王卓山、蔡贤初、陈其瑗、朱蕴山、张文、何公敢等人作了讲演，他们认为，复兴国民党的时候已经来到，强调“三民主义为最好之种子，三大政策为最好之园地”，要复兴国民党，首先要复兴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即今日共产党土地政策”，“民生资本主义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派合作。”

12月25日，代表大会又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由李济深致词，何香凝在讲话中提议将三大政策中的“容共”改为“联共”，将“扶助农工”改为“耕者有其田”。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发表了《成立宣言》，强调：“三民主义为救国唯一良方，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

对于民革的成立，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司徒《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将失去权力。司徒雷登说，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合作。

军事起义的参与者是军人，民革的李济深究竟掌握了多少军队可以发动军事起义，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从粤军起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军中门生众多，曾自撰一联：“国内陆军皆后辈，粤中名将尽门生。”李是反蒋的主将，被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后，联手冯玉祥、龙云等，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笔者认为，李济深虽然军中门生众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均为李的旧部），但他所寄望的是“桂系”，而要反共的桂系将领响应他的号召发动军事起义的现实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报告》后来又多次提到李济深的民革，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民革和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司徒雷登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中共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反共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

从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我们甚至已经得知这个以民革为主导的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即李济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冯玉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报告》还说，李济深希望美国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

这份报告写于1948年10月14日，此前，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包括民革在内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拥有军事武装的中国两大政党，中共兵力已明显占有优势，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正在发动之中，淮海战役即将发动，而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军队浴血战斗的结果。中共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的地位已无庸置疑。其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任何力量染指的。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提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先例，除中共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但是同为共产党人，斯大林从苏联的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却反对中共的一党政府设想，他认为中国即将出现的新政府，“将是一个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这样，才有了其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对于中共呼吁召开新政协的政治见解，民革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而“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的立场利益为前提”。

分歧的存在是历史的现实，实力却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李济深本人也在1948年12月26日离开香港北上，1949年1月7日到达苏军控制的大连，2月25日，抵达北平，参加了中共主导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而他发给香港美国领事馆信函中关于由他为首组建联合政府的人选的设想，也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这一点对解读司徒雷登在南京易手后仍坐镇南京，并力图与中共高层接触是有帮助的。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请求授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4月24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往见黄，傅在交谈中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了。

黄华的后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而司徒雷登则一方面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又凭着他的个人判断自行其是。

当时美国大使馆内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是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的，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在对待中共及未来新政府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项所谓“事实承认”与“法律承认”的初步设想，当然这种设想是以中共和苏共的关系及其对美态度的演变为转移的。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动作，中共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留宁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

5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通过陆志韦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认为：“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也就是上述司徒报告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耐人寻味的是，宣布“一边倒”政策的同期，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来北平之际。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其实，司徒雷登留驻南京，与中共方面接触的路线，除了“黄华路线”之外，还有“陈铭枢路线”及“张东荪路线”，与民盟的罗隆基和国民党和谈代表李蒸也有接触。陈铭枢是北伐名将，汀泗桥、贺胜桥之役，所部被誉为“铁军”，时为民革的领导人。

1949年6月10日，司徒雷登与陈铭枢及其助手罗海沙会谈了将近4个钟头，并共进了晚餐，司徒最后将四个文件交给了陈铭枢，旨在说明与美国保持关系的重要性。而此前南京易手前的3月22日，司徒在南京就与陈铭枢的助手罗海沙有过三小时的长谈。3月25日，司徒又偕傅泾波和罗海沙冒着恶劣的天气乘专机离宁赴沪，在友人家中又与隐居于此的陈铭枢及罗海沙会谈三小时。次日，又密谈三小时，参加者还有雷仲仁（雷洁琼弟）。6月3日，罗海沙又专程自沪来宁，转达了陈铭枢的口信：陈将于北上北平之前亲来南京拜访司徒。

陈铭枢到达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他，并进行深入交谈。7月9日，陈铭枢自北平抵南京，又来到司徒处，带来一份备忘录和两份附件，并向司徒解释了中共“一边倒”的政策。司徒说，陈的来访，“逗留超过四个钟头”。

陈铭枢在民革内部，是以敢言出名，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后因1957年的《上毛泽东书》而被打成右派。

“张东荪路线”的主角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1949年5月28日，司徒雷登在手记中写道：

由柯鲁伯转给回复张东荪的信，请他在7月20日前到来，我再三地把他信里提到的消息要旨报告国务院。

柯鲁伯是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北平易手后，他也一直留在北平，并与张东荪及子张宗炳，还有罗隆基、周鲸文等保持接触，直至1950年4月才回到美国，随即发生了“张东荪案”。

“张东荪案”至今仍是一个谜，林孟熹先生已经有了合理的推测，而真相的解密则有待于相关档案的开放了。

总的来说，司徒雷登与中共的分歧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中共基于意识形态及反帝性质的革命特点，对美国并无幻想，而是认为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可行之路，对付美国，则运用一种娴熟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据说最初也来自斯大林。司徒雷登与黄华5月13日、6月6日的谈话，傅泾波与黄华5月17日、5月31日、6月8日的谈话，俱为毛泽东所掌握，并且也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和建议下进行的。有学者认为，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实际上既非司徒雷登所主动，亦非中共中央的主动表示（尽管司徒和中共双方，都将对方视作主动），而是傅泾波个人的设想：

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办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消息。比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院做中共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7月21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中共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中共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再无信任可言。中共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傅泾波这样行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先斩后奏”，促成司徒赴北平，并与中共高层接触。然而事实上，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在他拟返美前十天来访北平，目的只有一个：分化蒋美。这就意味着，司徒即便真能成行，也绝不可能达到他所预期的结果。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在做法上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以为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影响中共的政策。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涯打上了悲剧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