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贡献_谢希德的故事

（三） 社会贡献_谢希德的故事

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谢希德校长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她关心少年读物的编辑和出版。人家常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其实不读书也不能轻易动笔墨，谢希德往往就严谨到这样的地步。

《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原版系闻名遐迩的少儿读物出版社—英国伦敦道林·金德斯利有限公司（简称DK）组织物理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学有专长的作者编写而成，力和能、电和磁、声和光、地球、天气、太空、生物、生命的奥秘及生态学等十二个方面，共280个主条目、1 900个子条目，配以2 500帧彩色图表，令人看后不忍释手。上海译文出版社慧眼捷足，购得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付梓前请她撰写前言。当时，年逾古稀的谢希德以尽可能从第一手资料获取知识的科学精神，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细读“DK”英文原版后，认为该书观点正确，内容精当，表述生动，得出“这在一般的百科全书或辞书中是很罕见的”结论，然后再提笔推荐此书。书的作者知道了她的写作历程，不由得感叹地道，“谢希德教授这篇可圈可点的前言，其实也正是她本人德才兼备的写照。如果不是像谢老这样才学渊博，不是像她这样认真阅读原文，或者竟是无暇翻书，信口开河，乱说一气，那么无论作者名气多大，也还是写不出如此既有高度，又有深度，概括凝练的前言的。”

谢希德酷爱书籍，阅读之余，亦爱好写作。199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即将推出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她应邀担任这套书的编委，并答应修改书中的两篇小品。

她深知，写科普文章有相当的难度。科普文章要用通俗的语言，把基本的科学知识告诉青少年和普通的老百姓，在短小的篇幅里将事情写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即便是普及文章，也不能失掉准确性。这次，谢希德修改两篇关于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的文章，也像做科学实验一样，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如原作者把“硅片”和“芯片”两个概念混淆了。芯片是硅片经过多道程序加工而成的，她还特地在稿纸空白处画了一个简明易懂的示意图。又如，有一个地方，作者为求形象生动，用“指甲大小”四个字来描述一个微小的面积概念。其实，男性的手指甲和女性的手指甲相差很大，即便是同一个人，小拇指和大拇指也不能比的，所以谢希德把它改成了“一平方厘米见方”这样较为精确的写法。有时表述方法不能确认，她就打电话到复旦大学，征求同事的意见。因为审稿时她正在住院，需要时干脆和来访的同事、学生在病房里讨论开来。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谢希德更加看重。(www.guayunfan.com)谢希德在担任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副组长和组长时，为国家引进办学资金尽力。她深知，办大学没有资金是万万不能的。1980年3月，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开始筹备，谢希德被任命为专家组副组长。之后又被任命为第二个项目的组长。她深知资源难得，费尽心力用好这些有限的资金。第一个项目贷款金额798万美元，其中引进设备700万美元、人员培训78万美元、购买图书20万美元，贷款从筹备之日起到1985年6月近5年左右时间内支付。如果实施成功、顺利进行的话，我国二十八所重点大学将受益匪浅，将对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建设、改善和更新实验装备、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促进智力开发、人员培训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

在短短的五年中，复旦大学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派出了访问学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七十多人。这些师生经过培训回国后，分别在学校的分析测试中心、计算中心以及重点学科—半导体物理的建设、改善学校财务管理等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复旦大学还利用贷款先后邀请了十七位著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学校的硕士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上升。此外，专家们对复旦大学的发展，提出不少建议，也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就此言之，世界银行贷款发挥之效用，仅复旦大学一校受益如此之大，就遑论全国其他二十七所高等院校了。

教育部领导与世界银行中外专家组合影（后排右五：谢希德 右六：何东昌）

1985年接任世界银行贷款第二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中国专家组的组长后，她清楚地意识到，整个贷款计划的实施将面临着为大学与社会提供更好服务的挑战。凡是从事世界银行贷款工作的人员都深知，这项工作是一项复杂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谢希德也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任，整个贷款工作不容闪失。而在此期间，恰逢她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的职务，工作繁忙，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但她的心思却没有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少花在该工作上。为了充分做好领导和组织工作，她充分利用每次出国参加世界银行贷款中外专家会议之机，在百忙中多考察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多了解国外设备的行情，以便在决策时用较少的钱购买到较高质量的设备。从而做到钱尽其用，用尽其当。即使在出席其他会议时，她也不放过访问专家、考察实验室的机会。在国内，每到一地，她坚持多看多听多思考，上海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纺织大学以及南京市、北京市的几所大学，都留下她勤劳的身影和轻盈的足迹。她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定期向世界银行反映，共同做好这项关系中国大学发展的工作。而且，每次向世界银行汇报工作，她都要亲自过问，不少英文汇报稿，均由她亲自翻译和修改才定稿，其中倾注了她无数的心血。

教育部颁发的聘书

以后十年间，谢希德在世界银行贷款工作中，不仅为复旦作出贡献，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贡献。她不是站在复旦的高度，而是站在全国大学的高度，她不仅仅考虑引进硬件—科研设备，而更注重软件—科研人才的建设。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凭借她与国际上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友好合作关系，聘请大量高水平的专家为中国大学实验室传经送宝，进一步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正由于谢希德在前两次世界银行贷款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国家教委在1991年底成立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世界银行贷款中外专家咨询组中，谢希德又一次当选为组长。

1993年5月10日至28日，谢希德与成员师昌绪、曹传钧、侯洵院士（原西安光机所所长）组成考察团，赴加拿大、美国考察，通过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加深对实验室管理、绩效评价、人员培训及技术转让等问题的理解，重点关注了技术转让问题。考察期间，他们收集到近期科技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我国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参考。1994年8月，谢希德还到日本和美国对科研成果转让进行考察。

经过五年的项目执行，在全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及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世界银行评估报告中所列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的各项指标，绝大多数都已达到，并在人力资源开发、加强管理、中国科学的现代基础设施、鼓励国际科研合作、促进技术转让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1997年6月5日至12日，由国家教委主办的“中国重点学科发展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展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次展览会的举办，对各项目实验室了解国内外有关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在科研成果向工业界转化方面的趋势和成功范例，为探索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界的紧密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为重点学科发展项目的科研成果向工业界转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谢希德与复旦大学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精心安排，投入了许多精力，使展览会得以成功的举行。她以满是疾病的躯体，创造着无数的传奇，总是在不知疲劳、兢兢业业地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

筹资兴建美国研究中心，是谢希德为社会作贡献最有戏剧性的一项工作。1990年4月3日下午2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大楼破土、打桩典礼在文科大楼旁的停车场内隆重举行，一时之间鼓乐齐鸣，彩旗招展。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汪道涵、上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美国驻沪总领事万乐山与有关领导，以及专程来沪的美国复旦基金会执行主任史家伦先生，还有美国、香港地区工程设计人员，同复旦大学领导及数百名师生代表一起参加了典礼。

说到美国研究中心，事情还得追溯到1985年。当时作为校长的谢希德高瞻远瞩，意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研究和交流的缺陷，便有成立美国研究中心的想法。同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她兼任中心主任，这在全国高校中应属首创。该中心作为一个综合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同时又是一个学术机构，旨在培养对美国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代学者。它将充分发挥复旦大学的学术优势及其在国内外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安排校内外各学科、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国际事务及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承担培养新一代能比较深入了解美国事务的专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后来，经过谢希德等人的积极努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力图通过美国复旦基金会，向美国政府的有关援外单位申请建设资金。1986年，在基金会董事会董事们的努力下，通过在美国国会的游说，中心最终获得了国际发展署及“美国海外医院和学校”项目的拨款，于1990年动工建设。当时，中心规划建筑面积约8 000平方米，共4层，大楼内有教室、会议室、报告厅、图书资料室、研究室等。在同类教学、科研机构中，这座大楼建成后的设施将最为齐全、先进。

1989年6月前，谢希德以在美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争取到数百万元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并以此筹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些过渡建筑和上海中美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和外宾病房。6月之后，她又多次赴美国，说动更多朋友继续为中美友谊作出努力。“爱国情怀昭日月，满腔心血联中美”，她终于带回了美国人民的友谊，带回了继续承担援建项目的诺言，美国研究中心大楼的开工因此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995年，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一期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开始了它的历史使命和教研功能。谢希德在由美国研究中心成员编写的《曲折的历程》一书序言中写道，“美国研究中心这座新的建筑，是中美关系经过曲折道路的见证，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目前，它已成为许多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的讲坛，无数国际学术会议聚会的场所，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进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该书由她和倪世雄主编，是研究的结晶和集体的成果，作者的脉搏随着时代的急剧变革和中美关系的曲折历程而跳动。最终，他们以严谨的学风和态度、以积极的热情和干劲，在两个月内完成了该书的写作任务，为美国研究中心的建成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谢希德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下，中心教师努力工作，勤奋从事多项研究；广交朋友，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美国研究中心功不可没。后来，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倪世雄回忆说，“谢希德教授是中美关系的推动者和中美友谊的播种者，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热情友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她几十年如一日，广交朋友，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无数的美国人，受到美国朋友的爱戴和尊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在美国国会颇有影响的众议员柯特·韦尔登先生。过去，由于对中国不了解，韦尔登曾在众议院投票反对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的待遇。1998年，在访问中国并在复旦大学林肯讲坛上作第一次讲座后，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从此对中国十分热情友好。当时，中心的同志曾陪同谢希德去拜访韦尔登先生，亲眼目睹她如何驾轻就熟，娓娓道来地做这位议员的工作。韦尔登被谢希德的智慧和人格所折服，简直成为她的“崇拜者”。2000年2月，在谢希德病危的时候，他要求国会山上的美国旗帜为她飘扬一天，国会接受了。后来，他还专门托人带来了那面美国国旗和证书，交给了复旦大学王生洪校长。证书上写道，“兹证明这面美国国旗是应柯特·韦尔登议员的请求，于2月24日在国会山上飘扬，以表彰谢希德教授对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韦尔登还在给美国研究中心的信中说，“长期以来，我特别敬重谢希德教授对科学和中美关系的突出贡献，和她的每次见面都使我感受到她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她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人。作为美国的一位众议员，我为有机会与她一起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世纪而感到荣幸。”

如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已在研究、教学、学术交流、咨询和协调诸方面取得成果。该中心依靠复旦大学的人才优势，在美国政治和外交、美国经济、军备控制和地区安全、美国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中心成员还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国际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多门课程。自1985年至2004年，中心已发表955篇文章，105种专著；召开国际会议65次，举办研讨会和讲座280 多次；中心成员出访250多人次，邀请前来讲学或进修的国内外学者和专家500多次。为了表彰她的功绩，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谢希德奖学金”设立仪式上说：“之所以要设这项奖学金，是要表达我们对她由衷的敬意。谢希德教授的名字将镌刻在复旦大学的发展历程上，将伴随着复旦走向明天的辉煌。”

2005年3月，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二期工程交付使用，中心大楼前的小花园内耸立着一座谢希德铜像；5月27日，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新建的报告厅被命名为“谢希德演讲厅”，并举行揭幕仪式。

在担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长之后，谢希德仍关心国际科学信息与人员交流。把国外的信息和科研成果介绍到国内，又把国内或研究室同事的研究成果，向国外同行介绍，这可以说是谢希德相当长一段时间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每次出国访问或参加会议，她都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科技、教育改革的进展状况，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同时又把复旦大学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研究成果，向国外朋友通报，这无疑提高了学校这一重点学科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知名度。

曹惟正与本书作者王增藩（中）、刘月（左一）在谢希德铜像前合影

正由于谢希德的真诚与努力，复旦大学表面物理的研究，一直得到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的支持和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博士，与复旦大学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此外还有一批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外国朋友，也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些对于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我国与外国的友好往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复旦大学蒋平教授在回忆起谢希德时深情地说，“人们常常尊称在某个领域卓有建树的人为某某家，但作为谢先生的学生和多年来一直在她身边工作的一名教师，我却苦于想不出该称谢先生什么家。谢先生在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很难用某个方面的敬称来概括。而且谢先生虚怀若谷，也从来不愿意别人称她什么家。想到谢先生，我只能说她始终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她一直站在科研的最前沿。”从1983年开始，谢希德每年出席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凝聚态会议回来都会举行报告会，把两本字典那么厚的材料整理成一个精练的学术报告，站着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将国际物理界的最新信息带给国内的同行和学生。这样的报告会，以后逐渐成为理科师生的节日。

自从1993年退出上海市政协领导岗位之后，谢希德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最新世界科学技术动态，为年轻学者提供信息，悉心指导，这种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同事和学生的心。她还热心于科学的普及工作，总是在百忙之中，热心而又及时地将所获的知识用科普文章，向更多的青年宣扬，为祖国的科学普及作出贡献。她所撰写的科普文章，通俗易懂，文风朴实，富有启迪作用。

1993年毕业后来到美国研究中心工作的刘永涛说：有一次，谢校长应邀参加一家外国机构驻沪办事处的开业典礼。当时，来自美国的梅女士担任整个典礼的口译工作。在随后的午餐会上，市有关领导、许多住沪机构代表先后作即席发言时，谢先生高兴地说：“今天梅女士已经连续作了3小时的翻译工作，现在一定很累了；我愿意减轻她的负担，所以我的发言内容先用中文说一遍，然后再用英文说一遍。当她致辞完毕，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不仅为她流利地道的英语，以及生动得体的发言鼓掌，而且更为谢希德那颗金子般的心，随时想到他人、关怀他人、爱护他人而鼓掌。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倪家泰回忆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几年回国的留学人员日益增多，欧美同学会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面对新的形势，谢会长对我说，我们欧美同学会除了做好归国学人的团结联系工作外，应该把为上海的经济建设服务放在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谢希德对开拓同学会经济界会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并经常深入细致地和其他成员一起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在她的指导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五届理事会正式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倪家泰以副会长的身份分管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从1993年起，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连续六年负责接待由美国跨国经济政治研究公司组织的美国、加拿大基金会投资财团访华考察团。每次来访，谢希德都抽时间会见他们，并通过她的大力引荐，上海市的市长、副市长和有关领导接见了美、加基金会考察团，向他们介绍上海的投资环境。记得第一次来访时，欧美同学会组织了一批上海的企业家在新锦江的国宴厅举行欢迎会。可是，那天正好飞机误点，众多来宾都在焦急地等待客人，作为具体组织者的倪家泰心里很着急，考虑准备取消那次欢迎会。当时谢希德会长镇定、冷静地对他说了几句安定人心的话，“他们飞机误点迟到了，一定也很着急，但是看到我们在耐心地等待，热情欢迎他们，使他们感到上海人的热情，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果然，那次欢迎会使客人非常满意，也十分感动。会后，美国跨国经济政治研究公司和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协议，在各方面合作广泛而愉快。

欧美同学会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合作效果，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在促进上海和复旦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所有的这些都是与会长谢希德高瞻远瞩的眼界、纵横捭阖的领导和全身心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小朋友在谢希德（右三）家里作客

这一件件、一桩桩，谢希德都在匆匆忙忙之中接手，又以井井有条，卓有成效成绩展现在人民面前。人们钦佩她能干，人们从内心爱戴她！

对中国教育和科学十分关心，并作为本职工作尽力去做，还把中、小学生教育也放在心坎里。担任上海市政协主席，意味着谢希德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但她对中国教育和科学仍然十分关心，并且作为本职工作尽力去做。她不仅教育大学生，而且把中、小学生教育也放在心坎里，一有机会就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她无时无刻不在尽教育家的本分，以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以自己的经历和学识教育、影响人。

1995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自然科学探索馆上海展”开展已经是第三天了。在上海商务中心交易大厦六楼展厅，上千名学生正在兴致勃勃地观展操作，谢希德面对满馆的展品和人群，想着一个埋藏在自己心中达十余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实现，在欣喜之余她也没有遗憾了。

1984年，谢希德在美国参加第十七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时，初次接触了美国旧金山自然科学探索馆。那时，主办方别出心裁地在探索馆内举办了一个冷餐会，新奇的展品、参与的乐趣，深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在打开眼界的同时，她心里暗暗酝酿起了这样一个梦—要在上海建造一所科技馆，让上海的学生和市民能参与进来，享受到科学的乐趣！

回国后，谢希德四处奔波，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上海科学技术馆于1987年正式立项。几家设计单位先后做出了模型，在市计委的大力支持下，馆址选在漕河泾附近，动迁工作也已开了个头。然而，由于资金短缺和对馆址的争论，项目处在停建状态，整个计划被无限制地耽搁下来，她的梦也不知哪年才能实现。

转眼十余年过去了，当谢希德再次目睹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展品时，心情十分激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开展当天已有8 000多人前来参观，且其中90%以上是中小学生。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她兴奋地说，“目前，中小学生实行普遍的双休制，对孩子们来说双休日应该有一个长知识的去处，抓紧建好上海的科技馆已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望着探索馆内孩子们充满求知欲的企盼眼光，她又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再等十年了！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见科技馆高高矗起。”后来，在市委、市府领导的关注和各方面的支持下，上海科技馆终于竣工落成，圆了谢希德心中的梦！

1988年，谢希德当选上海政协主席后，更加关注小学教育。譬如，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为何越来越重呢？每隔一段时期，呼吁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文章便会出现在报刊上，但讨论过后学生课业太重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政协委员们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些问题，于是调查、思考、议论，谢希德也开始了提出她的观点。

为什么小学里会出现任意加大作业量、过多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呢？这往往是由于教师受本身水平的限制，而采取的简单化做法。这样做，暂时或许能使学生取得高分，但从长远看，将影响到人才发展的后劲。谢希德结合国际交流的切身体会，认为我国的小学数学教学比美国深，但他们那里孩子学得比较活，知识面比较广，“我们的升学考试，还常常停留在要求学生答题迎合评卷教师的思路上，否则就会被扣分。这种做法方便了评分，却把学生的思想框死了，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创造性思维呢？要培养出适应祖国四化建设的人才，基础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要进一步改革，而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问题。

从更深层去看，其实小学教师在个人的成才道路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天真幼稚的小孩，是一张可以任意书写的白纸，但在教育方法上难度却远远超过大学教师。他们若能给孩子打好各种素质基础，对未来人才全面质量的提高，能起很大作用。因此，现阶段根本的问题是应该切实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使小学教师的职业有一定的吸引力，鼓励他们刻苦钻研教学业务，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教学改革的新途径。当然也许有一定困难，在不少经济发达国家也未能做好，但这应成为小学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

同时，谢希德还认为，现在不少地方依然采用“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小学升学方法是不妥的，是必须改革的。为什么不少男学生升学考的分数不理想？显然不是这些男生笨，失分往往在于粗心。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其智能和各种素质差异尚未定型的情况下，通过一张考卷就分流培养是不太科学的。有些地方，在初中录取新生时要求女孩分数略高一些，这不能简单归咎于对女孩的歧视，而是有上述各种原因的。

此外，小学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家长们要学一点教育法，对自己的孩子要注重因材施教，要注意言传身教。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和特长，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强求其所难，否则收不到好效果。

谢希德不仅心忧小学教育，心系小学生，同样对中学生也寄予厚望。早在1984年2月的一个杂志座谈会上，她就指出新技术革命，是以电脑和微电子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激光和光纤通讯，还有能源、海洋开发等在内的一场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所涉及的这几个部门都是很年轻的技术，谁来掌握这些新技术呢？要靠年轻的一代，最理想的是中学生。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脑子特别敏锐，对电子计算机应用软件有创见，如果他们再具备数学好、知识面广，能够接受新事物等特点的话，就一定可以成为不可低估的优秀人才。据有关专家介绍，在美国和日本，对应用软件有创见的人多半是15—20岁之间的年轻人，可是我国的中学生没有机会用计算机。据统计，当时全国只有三十二所中学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在上海，只有上海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等几所中学的学生可以接触到计算机，而且使用机会也不多。她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规划、工业部门在制订生产微处理机规划的时候，也要考虑把中学生武装起来，至少要使相当一部分中学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微型电子计算机。如今，在政府和学校领导的关心下，随着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中学生学习、使用计算机已相当普遍了。

中学时代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成型的时代，也是一生中性格塑造最关键的时期；中学生站在社会的门槛外，站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开始从家庭向社会的过渡。他们思考人生一些沉甸甸的问题，自以为自己成熟了，却又不时地感到困惑和动摇。1989年秋，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一年级三名学生给谢希德写信，就人生观、理想等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诚恳地希望她给予回答。

一名学生在给谢希德的信中写到，上政治课时，大家围绕人生观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人生是个十分抽象的东西难以驾驭；而他认为80年代的中学生有热情、有朝气、有理想，但由于接触实践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于是不少人对存在的东西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产生了消极情绪。另一位学生在来信中写到，人生是个神秘而困惑的字眼，有人说它如同梦幻，不可捉摸；有人认为它是南柯一梦，飞快而逝；也有人认为它充满着困苦和挫折。当然，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不同的，但究竟是为谁而学习，为什么而活着？第三位学生则在信中写到，他是一名刚刚经过紧张竞争进入市重点高中的学生，可新的人生路程、新的竞争又摆在面前。原来以为上大学是一条比较理想的成才之路，能够使自己对社会有所作为，因此他在初中苦读三年后考上一所重点高中就是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现实生活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社会上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现象随处可见、与日俱增，他感觉自己的理想动摇了—他想成才可又不知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有用之才？

谢希德看完信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年轻人的心多么坦诚可爱，又是多么复杂迷茫！她深感青年学生迫切需要学校老师的教导，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教育，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连夜提笔为这些中学生回了信。她针对有些中学生只想上大学，学居里夫人，而不愿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思想指出，想进大学深造，想学居里夫人，有较强的求知欲是可贵的。不过，人的能力有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也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但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成为有益于人民的、高尚的人。谢希德的回函在报上登载后，在中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不但感激谢希德关怀，并引发了对这位女科学家的敬仰之情，学习更加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