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国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一） 爱国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此时，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谢希德，从继母和弟弟们的来信中得知，国内的情况跟以前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1949年以后回国的一些留学生，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家人希望谢希德和曹天钦早日归来参加祖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增瓦，二弟谢希仁也以清华大学如何欢迎钱三强回国的盛况动员姐姐回国。

谢希德清楚，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教学、科研和物质生活条件，肯定不如国外优越。她还考虑到自己对马列主义不甚明了，对共产党了解也不多，回国后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她的这些担心不无道理，然而摆脱了奴役和屈辱，昂首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祖国母亲，却像磁石般吸引着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赤子。她想，国内条件差，总比新中国成立以前物价一日三涨、货币不断贬值好多了；更主要的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社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当此百废待兴之际，自己应为祖国母亲尽心尽力……

谢希德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历程，一种想法最终很快占据了她的大脑，“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建设急需大批人才，我却留在国外，还是没有作什么贡献，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应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再等了。”于是，她下定决心在学习告一段落后，立即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谢希德在回国的轮船上

新中国的成立，吸引了谢希德积极回国参加工作，对曹天钦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本来，曹天钦已准备赴美国哈佛大学，到著名的蛋白质物理化学专家P. Doty的实验室工作。当时，P. Doty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更何况未婚妻谢希德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无论从事业或从家庭考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可一天下午，曹天钦在剑桥大学的同学邹承鲁来看望他，他们谈起了我国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王应睐先生。叙谈片刻后，话题很快转到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也激发起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腔热情。后来，经王应睐与邹承鲁几次书信往来，事情很快就决定了下来。不久，一封热情的邀请信便送达曹天钦手中，也正是这封漂洋而来的邀请信促使他最终下了马上回国、报效祖国的决心。

1951年春天，曹天钦在多年从事科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肌肉纤维蛋白质的物理化学的研究》的科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天，30岁的谢希德以《高度压缩下氢原子的波函数》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按照事先的约定，曹天钦先到美国与谢希德结婚，然后夫妻一起回国。可是计划没有时局变化快，就在他们准备回国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并激怒了美国政府。1951年下半年，也许为了防止军事科学技术泄密，杜鲁门政府突然宣布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内地。一时间，议论纷纷、传说四起。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起来，有些在回国途中经过夏威夷时被遣回美国……回国的路途突然乌云密布。同时，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曹天钦去美国的计划打乱了，不过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别的法子。

经过一番跨越大西洋的商讨，两人最后决定，先由谢希德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一起回国。一天清晨，谢希德来到英国驻波斯顿领事馆，填写一份申请去英国的登记表。她耐着性子整整等了一个月，可再次来到英国领事馆时，一位工作人员委婉地说，由于战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就业问题十分严重，英国政府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境，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发给去英国的签证。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下子将谢希德惊呆了，不过她急忙解释道，“我并不是到贵国去就业，只是准备从贵国借道回我的祖国，英国剑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过路站……”那位英国官员见谢希德态度诚恳，在沉吟半晌后终于退了一步，“请你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三个月之内离开英国到香港，或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时我再给您签证……”

谢希德恨不得马上生出一双翅膀，飞向祖国的怀抱。如果仅仅是眷恋外国，如果仅仅是为了申请去英国，她又何必多此一举，离开美国？不过，谁能帮他们证明三个月内会离开英国？而且这个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他们犹豫不决、举手无措之时，曹天钦想起了老朋友李约瑟博士，希望他给予帮忙。李博士了解到他们的现状和困难后，立即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亲自驱车到英国内政部，以他们夫妇名誉担保谢希德三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如此一来，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谢希德签署了一张特殊的“旅行证”，她凭此证件即可进入英国。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开具出境证明，谢希德还是无法成行。在对中国留学生加紧控制的紧张局势下，她怎样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离开美国呢？也许，以他们早先定好要结婚作为借口，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天下午，谢希德来到移民局，凭借赴英国结婚的理由，办妥了出境证明。可笑的是，当时办事员还给她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一切都似乎在计划之内，可她高兴地接过证明一看，才发现证明并不是正式的，真正的证明要等到船上才能拿到。此事一说，曹天钦显得很不放心，生怕半途又有变化，他关照谢希德一定要等上了船，拿到真正的证明，而且待船驶离纽约哈德孙港后，再给他发接客电报。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都是英国的，上了该船就等于到了英国国土。

一日三秋，在准备去英国的那段时间里，谢希德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出发那天，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静静地停靠在纽约哈德孙港。当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登船，来人照例问了她一番为什么要去英国？她镇定自若地一一作了回答，通过了移民局的审查，最终拿到了官员递过来的正式出境证明。几个月的努力尘埃落定，她也终于稍微松了口气，开始憧憬着与曹天钦在英国的相会。轮船起锚了，当航船看不见码头时，谢希德提着的心才逐渐放下来。她立刻给期待中的曹天钦发了电报，请他准时到南汉普顿城（Southampton）接她。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由于在国外，婚礼仪式很简单，只请了曹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他们把喜讯告诉父亲、继母和弟弟们。可父亲并不支持他们回国，而希望女儿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他们回国的决定是早就商定的，父亲的反对只是徒劳。

谢希德和曹天钦结婚后，立即到英格伦岛西南的威尔士（Wales）去度蜜月。他们还到了大西洋岸的Lands End，这个地名是“大地的尽头”之意。“望断天涯不见家”，当他们站在岸边的大石头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时，还真有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可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自己可爱的祖国，他们相视而拥，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谢希德婚纱照

当时，很多人都问曹天钦夫妇为什么不去欧洲大陆旅行？的确，他们心中何尝不想去呢？不过，谢希德从美国到英国的旅途和结婚费用，以及回国的旅费，几乎用尽了他们俩在外短期工作加起来的全部积蓄，他们实在没有财力再去欧洲了。再说，回国以后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一切还“百废待兴”呢，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正当曹天钦夫妇在英国度蜜月的日子里，李约瑟却面临着一个挑战，中国政府邀请他调查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可是，当时英国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人，他们并不同情新中国，也反对李约瑟去中国。如果李约瑟来中国参与调查细菌战，他回去可能失去在剑桥的副教授职位，不过他还是毅然决定参加，这一点让曹天钦夫妇特别钦佩。在出席他们婚礼后不久，李约瑟一个人飞往中国。他的正义感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后来，李约瑟倾其毕生心血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我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史，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约瑟博士1995年逝世后，谢希德曾撰文深切悼念他。

度完蜜月回到剑桥后，曹天钦夫妇的生活既忙碌又丰富。由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便在家中做起中国菜，招待一些英国朋友。战后的英国，副食品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要做出好的菜肴很不容易，但他们乐此不疲。同时，由于不知何时才能再访英国，他们利用周末到伦敦观看芭蕾舞或歌剧，欣赏异域文化风情。7月间，他们再次去威尔士的一个城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族舞蹈节，观看到各民族穿着各种色彩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

谢希德也利用在剑桥的短暂机会，参观访问了一些大学和实验室，结识了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在剑桥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她注意到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诸如牛顿、法拉第、马克斯威以及卢瑟福都在那里待过，还有卡文迪许实验室，不由得肃然起敬。访问牛津大学时，她虽然没有时间参观实验室，但却遇到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认识的气体放电专家Dr. Von Engel博士。后来这位专家在1979年接收了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派去的第一位访问学者，非常负责地关心他的学习和成长。

这样，谢希德忙着做好回国的最后准备，曹天钦则忙于结束未了的实验工作，他们计划好在8月下旬一起启程回国。

1952年8月底，曹天钦夫妇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返回祖国的各项工作均已就绪。在老朋友的送行下，他们告别了剑桥，然后在南汉普顿登上“广东”号海轮离开了英国。这次回国将取道最热的苏伊士运河，再经印度、新加坡、吉隆波、香港到深圳，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

五年的海外生活即将结束，谢希德望着汪洋大海，内心如波涛般起伏不平。五年前漂洋过海（太平洋）离开祖国，如今又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洋面上颠簸，绕了地球一圈最终又即将回到原点。一个月的海上旅行显得十分漫长，但回归故土的心情却是那么急切，那样忐忑不安。在船上，谢希德要么拿出毛线，为新婚的丈夫曹天钦织毛衣，要么整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论文；曹天钦则抓紧时间在船上撰写文章。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缓解了过于紧张的神经，向着祖国一步步靠近。

船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抵达香港，但曹天钦夫妇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以后面对的一切都将是陌生的。在香港，他们拜望了谢希德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建国后她与家中的通信，都是通过这位香港朋友转寄的。随后，他们又去看望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结交的好友的父母，并希望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一些新中国的消息。不过，他们终究失望了，因为所有遇见的人对新中国都不甚了解。

在香港办完一些手续后，曹天钦夫妇没有久留，马上由中国旅行社安排到广州的旅程。路虽不长，当时却是很麻烦的，先从九龙乘火车到罗湖，走过一座桥便到了深圳。这一桥之隔，却分明两个世界，他们似乎一脚就从资本主义世界踏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边防军看见他们这一对没有穿人民装的过境“游客”，带着可疑的目光盘问了一番，最终才放行。刚回国就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心中的确有点说不出的难过，但是听到岸上嘹亮的歌声，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但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荒凉的小镇，他们做梦也没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谢希德旧地重游时，已找不到昔日的痕迹了。

来到广州后，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回来的留学生已不多，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已撤销，没有专人接待他们。况且，那时大多数人都在忙于“思想改造”运动，更无暇顾及他们。于是，他们要办的事到处碰壁，回国的热情和冲动突然被泼上了一盆冷水。后来，他们偶然遇到一些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原厦门大学老同学，以及南下的北京大学教授、曹天钦中学时代的老师侯仁之。所谓“他乡遇故知”，熟人见面分外热情，他们秉烛夜谈、畅叙离别之情。侯教授和老同学给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内的一些情况，让他们的心渐渐安定、温暖了起来。

在广州，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终于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面对列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谢希德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往事如电影般浮现在眼前：童年时走在北平的大街上，看到市场和商店里满是外国货；读中学时打开地图，眼前又出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中国”—租界……祖国为什么如此贫穷，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振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的祖国，正如这风驰电掣的列车，又像一条刚刚睡醒、准备腾空而去的巨龙，急需前进的动力、新鲜的血液。经过劫难的土地，还伤痕累累，需要无数双勤劳、灵巧的手去治愈它、开拓它。听着隆隆的列车声，他们终于在祖国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回来了，谢希德默默地想着，微微地笑着。

列车抵达上海火车站，正是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四个国庆节日。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已在站台上迎候。出站后，谢希德走上大街，看到成千上万庆祝国庆的游行市民正兴高采烈地散去。那时，他们忘却了两天两夜不眠的旅途疲惫，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开始了在祖国的新生活，一起迎接充满希望的明天。

在上海，曹天钦夫妇只作短暂的逗留，便又风尘仆仆地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亲人。谢希德的继母、弟弟们以及曹天钦的父母在首都翘首以待。他们的心也已飞往北京，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从海外归来后，谢希德徜徉在祖国的怀抱中，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感受新旧中国的不同。尤其在首都北京探亲访友、交谈游览之中，又阅读了各类报刊，她欣喜地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

当时，抗美援朝战局开始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至于国民经济工作，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提前实现了。党中央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面对着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大气候，谢希德的心热乎乎的，真想就投身这伟大的事业中去。更使她激动而迫不及待的是，国家急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一些建设紧缺的理工科学生不得不提前一年分配，她觉得自己应该马上投入到培养人才的教学工作中去。在此期间，国家又提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确定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调整后的高校将大幅度扩大招生。谢希德回想起，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如今她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后，曹天钦夫妇很快就落实了工作单位。曹天钦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现今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被聘为副研究员，参加筹建实验室并展开对肌肉蛋白质、胶原蛋白质、神经系统蛋白质等项目的研究工作。谢希德原被聘到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执教，后来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就随同一批教授一起调整到复旦大学执教。1952年11月上旬，她去北京探望久别的亲人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教学新生涯。

那时，百废待兴。复旦大学面临师资缺乏，课程难以安排等诸多困难，尤其基础课的教学，一般人是不大愿意承担的。在这个时候，谢希德欣然挑起了基础课教学的重担。

第一天走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台，当五十多位青春焕发的学生，整齐地起立向老师致敬的时候，谢希德的心在颤动。曾记得，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数理系一个年级只有六人念高年级的物理课，而今的学生则是以前的十倍。她从青年们英姿勃勃的脸上，从那渴求知识的目光中，看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光明未来。她的思想更加明确了，个人的科研固然重要，但科学事业的复兴靠几个人不行，要有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她决意要为这支队伍的培养付出自己毕生的心血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