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参阅文章_谢希德的故事

附录一：参阅文章_谢希德的故事

《谢希德传》序

王　迅

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谢希德传》和我们见面了。今年又适逢谢希德先生逝世五周年祭，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一次追思这位最敬爱的老师，寄托我们深切的思念。

谢希德先生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她生于军阀混战的贫穷旧中国；求学于日寇侵略、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学成于万里海外；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尽曲折毅然返回祖国；无私忘我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她的一生和复旦大学所走过的百年历程一样，见证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任人欺侮之旧中国到当今飞速发展、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的近百年历史。(www.guayunfan.com)从1952年回到祖国，直到2000年3月离开我们，谢先生在复旦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作为她在复旦的第一批学生和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我追随她从她进校直到离去，一直在她悉心的指导下工作，受到她的教育、提携和鞭策，我是谢先生在这近半个世纪中丰功伟绩的直接见证者。她在复旦的足迹是复旦大学半个世纪以来大跨步前进的写照。

谢先生刚来复旦大学时，正值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物理系要在短短两三年内开出许多过去从未有过的课程。当时她倾全力投入到教学中，讲授了从大一到大四的各种课程，是当时物理系开课最多的教师。根据苏联的体制，要设立专门化，物理系只有周同庆和叶蕴理两位老教授一起开设了光学专门化。谢先生和方俊鑫先生这两位当时只有35岁左右的讲师，奋力合作，在1955年开出了固体物理专门化，比计划提前了一年。他们俩合著的《固体物理学》一书自1959年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国内最为流行的固体物理学教科书。1956年国家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她和周同庆先生是当时物理系第一批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为了培养半导体方面的科技人才，1956年秋，国家调集了国内五所学校的师生，在北京大学成立了联合半导体专门化。谢先生告别自己的丈夫和出生仅半年的儿子，带领一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到了北大。黄昆教授和她分别担任联合专门化的正、副主任，他们为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培养了好几代人才，他们领导的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在我国半导体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58年回到复旦，她和方俊鑫先生一起，又将复旦的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教学科研基地。1963年以后，她又与黄昆先生一起倡议和领导了国家科委的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固体能谱”，可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完全终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她敏锐地洞察到国际物理学发展的新动向，大力提倡开展表面物理学的研究，经过十几年不懈努力，在复旦建成了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使之成为我国表面物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在改革开放之初，她率先带领复旦大学走出国门，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极大地提高了复旦大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她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和校长，成为新中国任命的大学女校长第一人。她也是使复旦大学物理系改天换地的第一人。同时，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也是在她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她为中心的发展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是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开天辟地第一人。

谢希德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的社会影响非常之广，人们熟知她在社会活动方面为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但是，在我们学生辈的心目中，她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她以国内外学者所崇敬的科学家的个人魅力征服了他人的心灵。在我们心里最不可磨灭的是她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在谢希德先生逝世时发布的《谢希德同志生平》中有这样几句话：“谢希德先生是我国在半导体物理学方面的开拓者之一，又是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是我国在国际上这些学科的代表人物。”这应该是对谢先生在科学上的贡献的最好概括。

谢希德先生的事迹非常广泛，为这样一位伟人作传是不容易的。本书作者王增藩先生曾在谢先生身边工作了十多个年头，作为一个有心人，他积累和保留了不少弥足珍贵的资料和照片。为了写作这本传记，他还走访了很多专家、学者和谢先生的同事、学生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年辛勤的劳动，加上他的合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志祥硕士的优美文笔，产生了这一结晶，使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更增添了一点鲜艳的光彩。虽然对于谢先生在各个方面的贡献与成就，很难点滴不漏地反映在一本书中，但是作者的笔触已经涉及谢先生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和细节，特别是对谢先生的人格魅力有精彩的描述，足以令人欣慰。

在缅怀谢希德先生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却她的终身伴侣、与她相濡以沫的生物化学家曹天钦先生。他放弃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很高的学术地位，与谢先生一起历尽艰辛，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他和谢先生正好在1956年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他们二人又都同样遭受到残酷迫害，被长时间隔离审查、批斗，曹先生更因此落下严重疾患以致后来不幸早逝。1980年他们二人又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二人生前共同立下遗愿，并且实现了身后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们二人以曹先生过去的友人、一位烈士的名字给自己儿子起名曹惟正，以寄托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前为党、为人民捐躯的革命者的思念。谢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校友曾以“希德女杰”四个字为字头，写了一首诗来赞美她；谢先生逝世四周年的甲申清明，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同仁们去龙华烈士陵园祭奠谢先生和曹先生时，陆栋教授以“天钦英豪”为字头也写了一首和诗，两首诗一起供奉在谢先生和曹先生的遗像前。

希圣希贤领学风

德慧术智紧疢躬

女流从此亦强者

杰出中华举世崇

天教器宇非凡同

钦仰生化成一宗

英才已与时际会

豪情浦江有烈风

谨转录在此，以此缅怀两位先生，传诵于后世。

是为序以追思先人。

写于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谢希德先生八十四周年诞辰

王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谢希德：为复旦的崛起鞠躬尽瘁

——纪念谢希德老校长逝世十周年

王增藩

谢希德（1921—2000），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长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长于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研究，著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五项科研成果先后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得主。

火红的五月，“城市魂·群英谱”—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主题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几天之内，就有数十万人前来观看。手拿《解放日报》专刊，群英谱60人之一，物理学女杰谢希德的照片和格言，立即映入我的眼帘。

熟悉谢希德的人们都知道，她在新中国科技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她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业绩，一方面固然因其具备的杰出才华和祖国为其提供的广阔平台；另一方面，智慧从容的举止，平易近人的风度，周身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也着实为她的工作带来不小的助力。笔者曾协助谢希德同志做文字工作十多年，回想起当年谢校长的为人处世，不觉感慨系之。那一代人的不朽风姿，就藏在一件件枝节细微的小事上。当然，历史的真相要更丰富些：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小事，往往发端于壮伟、奇丽的选择。

谢先生为人、为师、为学，留下了不少为后人传颂的故事。后人提及较少的是，先生办学思维高瞻远瞩，早在80年代初，就倾心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建设，并引进外资办好大学。让我们用怀着崇敬的心情，品味谢先生人才兴学、招资助学、聚力办学的故事吧。

不拘一格，肝胆相照，留得人才兴学

“复旦大学迎来了自己的80诞辰。我在这里的33个寒暑，只不过是她全部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也是重要的一段。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很幸运地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们为新学科的诞生和老学科的发展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目睹校园重心的转移，她先是从西向东，现在正从北向南发展，跨越了数条马路。我们为校园的扩展感到高兴。复旦已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上海的东北……

—谢希德

不拘一格选人才

一所大学，教师永远引入注目。谢希德特别关注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关键在于他们能带动一批人，并指挥、团结一班人协同工作，不断做出成绩。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还会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其带头人也会不断成长。评一批重点学科，选一批学科带头人，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真正起到中坚作用，已势在必行。在谢希德的关心下，从1978年至1981年的4年间，学校有66位教师连续两次晋升职称。1985年，为奖励先进，又给全校10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晋升两级工资。这一做法，大大促进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的成长。

由于“文革”及其他某些原因，师资队伍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学科甚至出现青黄不接，中青年教师流失不少。在教育改革中，复旦大学采取一些措施，晋升一批高水平的年轻教师，谢希德从工作出发，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取加大名额比例；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有限的名额中争取更多的主动。在她任校长期间，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年轻人王沪宁，29岁被破格提升为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过了6年，他又以丰硕的成果晋升为教授，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今，王沪宁已调任中共中央工作10多年了，当年一批被破格晋升的讲师、副教授也都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了。

复旦的表面物理研究所，曾长期由谢希德教授主持；后来她离开研究一线，但是由她和同事共同培养的10多名博士又挑起了大梁。目前，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60%，其中有12位博士，包括5位教授、5位副教授，实验室的正、副主任都还未到不惑之年。以侯晓远、金晓峰、黄大鸣、资剑等为代表的这一青年群体共在国际、国内发表论文700多篇。在对多孔硅的光学特性的研究中，他们在国际最权威的物理刊物《物理评论通讯》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更被国际文献引用了160多次，并被列入当年国际多孔硅研究的6大进展。更值得一提的是，实验室已有4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奖。

“以心发现心，以爱博得爱”

1982年，已在计算机并行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的朱传琪，获得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作学术研究的机会，但却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当时，谢希德主管学校外事工作，了解到朱传琪想出国深造的想法，并认为他所做的研究学校非常需要。后来，经过她的力排众议，学校经研究批准了。

按规定，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满2年就应回国，但朱传琪参与了历时7年的美国计算机领域重大项目—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从申请经费到研制完成的全过程。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人，朱传琪当时有些“舍不得”马上回国，希望能在美国多留两年。在左右为难之间，他又想到了副校长谢希德，于是他写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希望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1984年，考虑到计算机专业的重要性、所获的难得机遇以及对有培养前途的人才的更多关心，时任校长的谢希德再三考虑，觉得思想应该解放一点，于是同意了朱传琪的要求。同年，她借访问美国的机会，专程到伊利诺大学看望他，在实地了解具体情况后，“你需要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回来。”由于她的信任和支持，朱传琪得以在美国系统地深造，为后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以心发现心”。1986年，谢希德又了解到，已分居太长时间的朱传琪夫妇想团聚一下，他的妻子出国需要有人为其担保。在当时，要办这种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担风险的。但她充分了解朱传琪，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学校的期望，便为其妻子赴美国做担保，让他们在太平洋的彼岸团聚。

“以爱博得爱”。充分的信任、无私的帮助换来了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尽管从并行处理计算机研究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来说，伊利诺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与朱传琪共同研究的库克教授，也为他办好了留美的一切手续，可项目一结束，朱传琪便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他对热情挽留的美国人说，“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他们都在大洋那边等着我、看着我。”1988年，朱传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复旦校园。报到的第二天，谢希德就安排学校有关方面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当时提教授的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由于她惜才心切，特意给他留了一个名额。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正是怀着这种对谢希德知遇之情的回报，朱传琪凭借自己扎实的知识和突出的工作能力，在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获得了“上海市科技精英”的光荣称号。

师恩难忘，肝胆相照

骏马始终需要伯乐的点拨，才能有千里之跃，而不会羁绊于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在谢希德身边学习和工作多年，对于伯乐更有深切的感受。

自1983年至1989年，他有幸师从谢希德和张开明两位教授攻读研究生，得到了导师的亲传。在她的慈祥而严格的教育下，沈丁立就读研究生期间已经完成多项课题的研究，发表多篇论文于国内外学术期刊。在回顾自己取得的学术成就时，对导师的尊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谢先生极其认真地指导我写的每一篇论文，修改的笔迹遍及文章每一页。我从事理科学习，本以为自己已经被训练得严谨不苟，但看到谢先生的一圈一点，就会感到十分羞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谢先生在她的博士生专业课程上，对她亲自指导的学生采取特殊规定—若考试分数仅为‘及格’要作不及格处理—这是中外闻所未闻的要求。作为谢希德教授的学生，能够受到这样严格要求的训练，实在是一种幸福，终身受益无穷。”

师恩难忘，肝胆相照。其实，沈丁立也是谢希德送出国的，当时他认为公派出国，就是一国的“使者”，要不辱“使”命，学成而归。“谢先生从来不对学生说，你应该回国，但是她自身的经历就是对学生学成后归国的一种无言鼓励和鞭策。”

1989年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复旦大学物理楼前的大草坪上，沈丁立出国前与导师话别。在那段时间里，物理系有些学生出去了，一时就不想回国服务。沈丁立去美国读博士后，也有许多人猜测他会“一去不复返”，但谢希德并未阻拦他。在话别时，她想了想，郑重地说：“有些人言而无信，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我相信你能信守诺言。”沈丁立面对导师的嘱咐，也信誓旦旦地回答，“今天我在物理楼门前向您告别，明年此时此刻我会在这里向您报到”。

后来，沈丁立为了祖国，为了实现自己对导师的诺言，放弃在美国拿“绿卡”的机会，如期学成回国了。当时，谢希德高兴地迎接他，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虽然吃的只是粗茶淡饭，但这是她对一个热爱祖国、信守诺言的学生的奖赏，因为没有比报效国家更为光荣和高尚的事情了！

党委书记秦绍德说：“在复旦的发展历程乃至新中国的科学史、教育史上，谢希德都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页。她的理想、她的信念、她的情操令人震撼，她教书育人时所焕发出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令人从心底里折服。谢希德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复旦的历史上。

锲而不舍，激流勇进，招来资金助学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除了校务工作外，我还挤出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了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我十分珍惜科学春天的到来，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作贡献，再立新功。

——谢希德

借来外资建设学府

一所大学，缺乏资金万万不能。从走上复旦领导岗位后，谢希德的工作重心中，就把筹资建校提到了议事日程。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席位，这是在使用国外贷款方面的一件大事。第一笔无息长期贷款首先用于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支持。第一个贷款协议涉及的金额不少于2—2.5亿美元。3月，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开始筹备，谢希德被任命为专家组副组长，她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了。

为了实施中国大学这个项目贷款798万美元的使用，谢希德克服一个个难题，深入思考，精心计划。贷款从筹备之日起到1985年6月近5年左右时间内支付。如果实施成功的话，我国二十八所重点大学将受益匪浅，对大学重点学科的建设、改善和更新实验装备、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促进智力开发、人员培训等方面，都会起积极的作用。

如何用好这笔为数不小的贷款呢？针对项目中引进设备700万美元，根据在国外高校的经历和个人的智慧，她马上意识到，这些设备的成本，通常超过某个研究单位的财源，因此国家实验室应建在大学内或其他地方。当时，虽然国家一时还不可能有这类大型的设备，但是随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与合肥的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花费足够的精力来考虑建设实验室的问题，已是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本着“好钢花在好刃上”的思想，谢希德关于举办“大学实验室和技术管理国际讨论会”的设想便逐步形成了。她通过总结国内办实验室的经验，引进国外实验室和技术管理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利用世界银行这笔贷款，为我国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在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支持下，1983年第一届“大学实验室和技术管理国际讨论会”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7位专家、教授代表以及来自国内46所大学和学院的79位代表出席，她担任组织委员会的主席。会后，组织者将几十篇论文和发言稿汇编成册，供各地大学参考借鉴。

由于精心准备、细致规划，复旦大学较好地使用了这批贷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校已经开始成立一些重要实验室，教学和科研设备都有很大改善。与此同时，老师也开设了一部分高水平的新教学实验，改进和提高了原来实验的内容和水平，从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一来，促进了实验教材的编写、充实和提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并加速了科研的进程。除此之外，学校还利用部分贷款，购进不少先进国家的专业图书资料，作为教学科研的参考书。

在短短的5年中，复旦大学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派出了访问学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70多人。这些师生经过培训回国后，分别在学校的分析测试中心、计算中心以及重点学科—半导体物理的建设方面、改善学校财务管理方面等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还利用贷款先后邀请了17位著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学校的硕士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上升。专家们对复旦大学的发展，提出不少建议，也得到了她和学校的重视，并贯彻于实践。

就此言之，世界银行贷款发挥之效用，仅复旦大学一校受益如此之大，就别说全国其他27所高等院校的收获了，谢希德的辛劳换来学府的新发展。

最合适不过的组长

谢希德个人独特的魅力，将“复旦”这个名字推向世界。为了这个项目，她熬白了头，加剧了原有的病情。然而积极乐观，对外国专家的真诚友好，打动了同行，更获得国家和世行的赞赏。尽管很忙，假日请外国专家到家中做客，又拉近了之间的亲密交往。1985年2月，谢希德荣任世界银行贷款第二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中国专家组的组长。

复旦大学经管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的处长刘振道同志，由于工作关系与谢希德接触久了，对她的工作作风和魄力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在谈到她主持的世界银行贷款工作时，他是这样评价的：

“世界银行贷款工作，谢希德教授担任组长，是最合适不过了。她有着渊博的科学知识、敏捷的思维素质和洞察力，再加上精湛而熟练的英语，在工作中始终占有优势和主动。她与世界银行官员接洽会谈，从来就是不卑不亢、谦虚友好，获得国外同行的赞赏。谢希德教授举手投足之间，很好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现出中国科学家的高水平形象。”

正由于谢希德在前两次世界银行贷款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国家教委在1991年底成立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世界银行贷款中外专家咨询组中，谢希德又一次当选为组长。

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奉献者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滞，谢希德亦然。她以满是疾病的躯体，创造着无数的传奇，总是在不知疲劳、兢兢业业地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

“红短袜”成就了美研中心

1985年，当时作为校长的谢希德高瞻远瞩，意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研究和交流的缺陷，便有成立美国研究中心的想法。同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她兼任中心主任，这在全国高校中应属首创。

在建造中心大楼的过程中，为解决资金问题，谢希德四处奔波，寻求支持。1989年6月前，她以在美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争取到数百万元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并以此筹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些过渡建筑，以及上海中美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和外宾病房。6月之后，她又多次赴美国，说动更多朋友继续为中美友谊奔走出力。

有一次，谢希德去见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康迪，希望在资金问题上得到他的帮助。康迪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她都是波斯顿“红短袜”棒球队的球迷，谢希德也深知这一点。两人在见面握手以后，谢希德张口就提“老朋友，‘红短袜队’最近赛事如何”，康迪听了非常高兴，两人无形之中也亲近许多。聊着聊着，谢希德很自然地就将话题转到美国研究中心筹资的事上。后来，康迪果然不负谢希德之望，在项目投资上出了不少力。

“爱国情怀昭日月，满腔心血联中美”，就这样，经过好几年的争取，她终于带回了美国人民的友谊，带回了继续承担援建项目的诺言，美国研究中心大楼的破土动工因此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前院长倪世雄回忆说，“谢希德教授是中美关系的推动者和中美友谊的播种者，她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热情友好，几十年如一日，广交朋友，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无数的美国人，受到美国朋友的爱戴和尊重。”

1995年，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历时5年建成。10多年后，美国研究中心二期工程又竣工投入使用，该中心现已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和水准的国际研究机构。这一切都源于谢希德最初的想法以及后来的努力。正如王迅院士所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在她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她为中心的发展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真可谓该中心“开天辟地第一人”。

德高望重，奉献终身，凝心聚力办学

国内条件差，总比建国以前物价一日三涨，货币不断贬值好的多了；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中国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当此百废待兴之际，自己应为祖国母亲尽心竭力……

—谢希德

一所大学，需要敬业懂行的校长。谢希德是我国在半导体物理学方面的开拓者之一，又是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是我国在国际上这些学科的代表人物。精通教育，富有国内外办学经验，她的爱国情愫和治学精神，影响着一批批学子，她更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校长。

曲折回国路

谢希德于1947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史密斯学院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的恋人曹天钦，在英国留学，同样获得博士学位。

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学成之后往何处去？这对恋人面临抉择。虽然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生活是祖国大陆无法提供的，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是闯入他们脑海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恒久的念头。

在朋友的帮助下，曹天钦收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聘书，谢希德回国后的工作也有了着落。按照原定计划，曹天钦将先从英国移师美国与谢希德结婚，然后两人一起回国。不幸的是，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政府宣布：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内地。全盘计划一下子打乱了，两人商量着回国策略：让谢希德先从美国脱身，到英国成婚，然后回国。但从美国出来又是一个难题，进退维谷的曹天钦不得不向老朋友李约瑟博士求援。终于，在李约瑟的亲自过问和担保下，谢希德获得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凭此证件，她可以进入英国。

那天，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停靠在纽约哈德孙港。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不久，移民局即有人登船查问，她镇定自若地一一作了回答，终于拿到官员递过来的正式出境证明。直到航船在海面上渐渐隐去，她提着的心才逐渐放下来，立刻给期待中的曹天钦发了电报，请他准时到南汉普顿城接她。到了英国，他们立即成婚。直到此时，谢希德才算在法律上脱离了美国关系。

1952年8月，他们告别剑桥，当年的10月1日即新中国第4个国庆节日，终于抵达上海火车站。费尽周折，这对年轻的科技英才回到了祖国。

骨折自然痊愈

为填补我国科学的空白点，归国不久的谢希德就毅然放下襁褓中的婴儿，按组织调令，赴北京主持筹建半导体专门组，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300多名半导体人才。北京归来后，她一个人承担多门基础课，成熟后即转手年轻教师，自己又开设新课。

伴随这样的节奏，谢希德走过新中国科技起步和腾飞的几十年。

1978年9月，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七届会议在西德慕尼黑附近的伽兴召开。谢希德带领一个8人代表团出席这个会议，并在西德的一些实验室参观访问。但这次行程却并非坦途。

一天清晨，谢希德照例早早起床安排一天的工作，就在起身那一刹那，重重地碰到了床栏杆。顿时，她感觉肋骨部位一阵剧烈的疼痛，喘气时更加难以忍受。这是出访的第一站，作为团长的她担心此事一旦传出，会影响整个代表团的情绪，甚至影响以后几个站的访问，于是压下此事，决不声张。随行的团员们看到她行动不方便，都关切地询问，但她什么也没说，最终忍着疼痛完成了访问任务。

回国后，谢希德立即投身到繁杂的学校事务中，肋骨受伤的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她又赴美国开会、访问、考察。待她再次回国，到医院进行一般性体检时，医生经过X光射线透视，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肋骨曾经骨折但现已自然痊愈。谢希德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当时是怎么回事。

亲笔写推荐信

复旦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学者，大部分是由谢希德送出去的。那时“文革”刚结束，许多人对“外国”二字，避之唯恐不及，谢希德却毫不犹豫与国外积极联系，把复旦师生送到国外去深造。据海外学者反映，就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复旦，因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谢希德每年都要为考取出国攻读研究生的物理系学生写推荐信，总数估计有百人以上。有一次她回忆道：“这个项目是李政道教授倡导的，第一批录取始于1980年，1989年已是第九批，复旦考取的学生有17人。每年都为考取的学生写推荐信，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看到他们每个人写的自我介绍，大多数是多才多艺的全面手，对我是一种乐趣。”有人受物理系一位学生之托，请谢先生为其写份出国求学推荐信。为省时省事，那位同学事先将推荐信拟好，不料却受到她的严厉批评。因为每次给学生写推荐信，她都是亲笔写，从来不用别人代劳。这件事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

一台难以购到的微型录音机

谢希德是一个极讲原则的人。她与国外朋友书信联系较多，但都按外事通信规定办理。她的出访和接待外宾频繁，也总是严格执行外事纪律。有一位多年的老朋友送给她一台打字机，她看到研究所办公室还没有打字机，便送给大家使用。即使按规定可以将送给个人的食品归自己处理，她也要征求意见后再做决定。

对赠与恪守原则的谢校长，对同事的请求却乐于倾囊相助。有一年，谢希德即将出国讲学，当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蔡培元出于工作需要找到她，希望谢校长能带回一台当时国内还难以购到的微型录音机。

半个月后，当谢希德国外归来，到学校上班时，她托人将一架精密的微型录音机，送到保卫处同志手中。大家深受感动的不仅仅是这台录音机，而是一个部门的小小要求，也能得到校长的如此重视。事后大家还得知了一个细节，那台录音机是谢希德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托人购买到后，带回来赠送给保卫处的。

“让我帮你纠正中国式的英文”

几乎每一位谢希德的学生，都珍藏着她为自己修改的所有论文稿，因为“它们浸润着谢先生的心血”。翻开经她修改的学生论文稿，每篇都改得如此细致、精心：每一个错误，甚至英文单、复数的错误，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论文的空白处，常常密密麻麻写满了质疑和修改意见。

物理系一位青年教授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谢先生为他的博士论文修改的一个细节。当时，年轻的学生还不能严谨、恰当地运用文字，对自己的研究项目，用了“首创性”三个字。谢希德在这三个字下面重重画线，并批注：“是否具有首创性，应由别人来说……”一句批注，终生难忘。这位青年教授说：“谢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学风谦虚朴实，是我一生的楷模。”

1999年春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吕慧芳同志赴美国工作进修。在美国，她挂念住院治疗的谢希德主任，经常用E-mail汇报自己的近况及观感。有一次，谢希德在E-mail中写道，“吕慧芳，你有些地方的英文是中国式的，让我来帮你纠正。”吕慧芳收悉信件后，激动不已地描述了这件事，“我一读到她的E-mail，就十分激动。谢老的学术地位及行政身份都很高，又在病中，却好像一位优秀英文老师手把手地教我，改正我英文中的错误，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当即回了一个E-mail，谢谢她并诚恳地向她请教。第二天，谢老在回信中除了指出我英文的错误外，同时加了一句鼓励的话，‘你以前没有很多机会写作英文，以后多用就能进步。’在近一个月的日子里，谢老每次都对我发去的E-mail进行修改，帮助我纠正用词的错误。对此，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将她的帮助化作动力，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

校车上的校长

谢希德校长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晨，她从住处先抵达物理楼科研室，然后再步行到校长办公室的。

按校长的规格，从住处到学校上班应有小轿车接送。可谢校长却总是出现在接送教师来校上课的大型早班客车上。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车上既可以提前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同志们交谈，倾听各种议论。从校内的事到天下事，都可以成为车内的话题，其中有发牢骚的，但也不乏具有独到的见解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车内总有一两位不愿隐瞒自己观点，也不善于窃窃私语的同志，不时发表一通高见，而获得一些同事的共鸣。”于是，教师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就在客车里得到了交流；学校有些重要决策，又通过谢校长的宣传深入人心。

在科研室忙完事情后，谢校长向校长办公室走去。这段路程虽然距离不远，但有时要花去不少时间。因为热情的老师和学生总会在路上跟谢校长交谈几句。老师们希望谈谈分配房子的事，或要求关心一下他们的职称评定之事。学生们总会说一声“老师好”，或配以敬佩的微笑。有一次，路上行人特别少，却遇到了一位在新闻系进修的学生，他正在进行摄影实习，谢希德被他选为练习摄影的对象，耽误了好几分钟。

2000年3月4日21时35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希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79岁。噩耗传来，人们沉浸在悲痛之中同悼、同悲……

一夜之间，学生们自发折叠起的数千只纸鹤挂在树枝上，从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宿舍9号楼一直绵延到第一教学楼。它们在风中摇曳着，似乎在述说着无尽的哀思。“我们怀念敬爱的谢希德教授”、“走好，我们永远的校长……”大幅的悼念横幅也成为学校海报栏的主题。

她的同事和生前好友。她给予别人的太多太多，唯独很少关心自己。大厅内人们在谢希德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道别，流下了痛别挚友、恩师和亲密同志的泪水。大厅外等候着与谢希德告别的人们排起了长队，为她送行的花圈，从殡仪馆大厅一直延伸到主干道的两旁，十分引人注目……

什么叫德高望重，不是显赫的地位，也不是远扬的名字，而是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性的光辉。谢希德教授留在我们心里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是一个高大的形象。她为复旦崛起、走向国际所作出的一切贡献，已永久载入学校的史册。

王增藩：本书作者之一、复旦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