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抗战观的阐述

◎关纪新

在70年前胜利结束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入侵的战争中,老舍以先前较少热衷政治的无党派知识分子身份,担当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首席负责人。而今,为了重新认知老舍与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之关联,有必要对老舍的抗战观进行更为明晰的观察。

建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推选老舍担当该团体的最高代表——总务部主任,这一重大事项的动议及落实,具体过程是怎样的,至今仍属尚须研究的课题。综合已见的各种资料,史实大致是,在民族危亡关头,于历史上二度合作的国共两党,以及所有不同政治、思想、艺术派别的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不约而同地举起了赞同的手。这说明,此前老舍独立不倚、良善恤民的公众形象,尤其是他那无可挑剔的爱国主义者的身份,业已为世间确认。而随后七年间在“文协”总务部主任位置上的连选连任,更加证明老舍所秉持的抗战观及其全部言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最大多数“文协”成员的时代抉择,始终获得大家充分认可。

老舍之抗战观,扼其要领,应包括以下基本点——

一、迎击外虏,绝不犹疑

“七七事变”之际,老舍是济南齐鲁大学教授。为国家尊严与自我气节所策动,他在《友来话北平》中喊出,在暴敌面前,知识阶层必须自警自励,实践救国宏愿,“别等着被别人捆起来收拾,且在手脚还自由的时候先扑奔敌人的喉头去!”^[1]——与侵略者不共戴天,是老舍在中华民族抗战全过程一以贯之的决绝态度。

抗战初期,全民的应急总动员刻不容缓。作家老舍一反旧日不欲介入政治生活、在国内社会纷争中取旁观姿态的习惯,拍案而起,接续书写并发表大量文章与作品,向国民高声呼号,反复宣传“战则活,降则死”的道理。他呼吁:“是战是和,是生是死,全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决定。假如我们还想活,那就除了抗战别无可说。”“有骨头的来呀,一起喊抗战到底!……我们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拿血清洗了江山,我们抗战到底!用血保卫祖宗创造下的伟业,用血为子孙换取和平自由……这是我们的宣传,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惟一的办法!”^[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国人的传统观念。老舍青年时代旅居英伦,对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中的国民意识,又有着用心的领会。此时强敌入侵,他把自己心底恪守的东西方文化汇通的国民意识,传递给人们:“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3]

为鼓动国人放下一己常态生存而投身抗日,老舍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广大下层人民。全民抗战的起始阶段,他写出许多直接面向平民百姓的作品:“中华自古重忠良,/为国捐躯美名扬。/英雄好汉原无种,/要有心肠赴战场……”^[4]

二、文人抗敌,笔即是枪

国家危亡关头,作家艺术家均要经受严峻考验:能否立刻走出“拥抱缪斯”的昔日专心追求,去跟大众一道,决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救亡使命?

老舍的回答格外醒目。曾经享有国内顶级作家位置的他,迅速转轨,一面夜以继日地创作“抗战文艺”,一面向他的读者、他的同行、他的同胞,阐释自己于抗战非常时期应有的文艺观念嬗变——

他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是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最高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英雄,翻开历史,便能看到。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石……”^[5]

他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6]

他还说:“在抗战时期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证明我们是千万战士中的一员,而不是单单给自己找什么利益。”^[7]

抗战初起,老舍迅即放下身段,配合亟需宣传国民投身反抗的形势需要,接连书写各种适合下层群众接受的通俗文艺作品。对于一些读者乃至朋友为他的艺术变轨表示的惋惜,老舍甚至坦诚地表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8]国家命运与个人成就,二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优先选择前者。

三、骨肉息兵,一致对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国内政治格局原本异常复杂、国共两党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且未有结果的背景下爆发的。虽则经由“西安事变”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协议,国内股股政治暗流的激荡碰撞却仍时时发生。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明辨全盘,坚持以其毫不动摇的态度、行为和书写,宣示着骨肉息兵、一致对外的鲜明主张。

认清“敌与友”在抗战过程中是个根本问题。1938年7月,老舍的短篇小说《敌与友》在《抗战文艺》发表。它描写了中国北方一河相隔的张村和李村,多年来互相械斗,结下世仇;日本侵略军杀来,他们仍不能放弃彼此恩怨,“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为打日本鬼子而丧命。可是,这得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之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9]读这篇作品,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此前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想到抗战爆发而域内仍党争绵延的现实。爱国作家老舍在民族危亡时刻持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条。《敌与友》结尾,分别来自两个村的抗战军人,放弃传统仇隙,在抵御日军的战斗中互相搭救,终教两个村皆为之感化:“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10]张村人和李村人精诚团结,杀向了抗击外国强盗的沙场。

鉴于有某些个人和派别,虽大敌当前,依旧难以捐弃一己固有的恩恩怨怨,老舍断然表示:“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这不是打仗,而是灭种灭族。此仇不报,难以为人。此耻不雪,日本将永远猪狗不如,而我们永为猪狗,任他屠戮。”^[11]“合则胜,分则亡,我们必须把这个道理用警告、用说明、用激励,深深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间。”^[12]

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老舍于1943年初发表了杂文《筷子》。文中写道,中国人吃饭擅用两根筷子,有外国人以为必是“一手拿一根筷子”。这篇寓意含蓄的短文,没有刻意点明一双筷子必得协力合作的事理,却话头一转,说“文化的宣传……会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而后能互相帮忙。……而只为目前某人某事做宣传,那就恐怕又落个一手拿一根筷子吧。”^[13]如若结合国共两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多所折冲的复杂局势,作者的心情委曲,或者不难蠡酌。

四、国土至重,国家至上

1938年9月中旬,老舍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来纪念1931年“九一八”国耻日。他痛陈对当年祖国东北大片国土沦丧的痛彻感受:“‘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和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夺华北,甚至于全中国。”“中华在‘九一八’后,差不多是失去了立国的‘国格’。”^[14]以失去“国格”,来指斥“九一八”带来的国耻,足以看出老舍对这一事变的愤怒已经无可化解,人们会由此感觉老舍对中华大地上的人民与国土的情感。老舍的爱国精神与国家意识,有个可视为其特征的地方,便是他对于中国的百姓是否沦为亡国奴,与国土是否被外人掠夺,持有高度的警觉。从抗战爆发前后老舍幡然变化的政治姿态,以至从文章中所看到的他对“九一八”悲剧结局的痛感(“失去了立国的‘国格’”),都明示着这一点。在老舍心里,国家由国内何人主政尚在其次,设使这主政者专注内战而置国民、国土陷他人之手于不顾,那便是完全丢掉了“国格”的表现。他坚持,中国的国土必须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此乃国本所系,国格所本。放任外寇来践踏中华任何一寸土地,都是绝然不可以忍受的。“打下去,同胞们!有血而不肯流,等于无血。江山是我们的,血是我们的,用自己的血收复自己的土地,别无良策。”^[15]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上,老舍建立起他以“国家至上”为最高原则的旗帜鲜明的抗战观。他不但以“国家至上”为题目来写作品,更以国家至上的不二姿态,去支撑抗战期间个人的全部实践。

五、顾全大局,认同国府

老舍这样记录了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这是,一点也不夸大,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16]为此,他“快活的要飞了”。^[17]

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思想派别时而携手、时而摩擦的多年里,老舍始终持守一诚:“大敌在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18]他在“文协”的工作中,不党不派,力求公允,团结各方,有容有节,受到了上下左右的尊重。回顾抗战过程,身为文艺界抗敌协会首席负责人的老舍,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处理得都是很好、很得体的。

反观我们的研究,确曾经历过某一段时间,为了“打捞”老舍,证实他远非“反动分子”,便只去尽力挖掘和介绍老舍在抗战中批评国民党、亲近共产党的言行。其实那是有失客观与公正的。事实是,老舍虽在抗战前对国民党政府之丧权辱国颇为不满,抗战中,却不仅写过颂赞国民党官兵浴血抗战的《抗日将军李宗仁》《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张自忠》《火葬》等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还时常说:“……我们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写制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当然乐于服务。只有一二不明事理的人,住在国土上,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偏偏爱唱不近情理的高调,才会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御用’机关。这个,我们不便去声辩什么;我们只知道尽力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而我们的团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

当然,老舍对当时中共方面的主张和作为,会更为倾心一些。有记载称,他对周恩来有着上佳印象,曾赞扬后者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19]

1939年,老舍以“文协”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慰劳团北路分团活动,途经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社征求题字,他以遒劲笔迹,写下“以全力打击敌人!”^[20]——他的心,由衷期盼着国、共两党,皆以民族大义为重,精诚团结,以御外虏。

史实证明,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为了民族杀敌伟业顺利推进,老舍做到了无条件地顾全着全民抗敌大局,且认同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的国民党政府的作用。当人们读到他在抗战后期书写的巨制《四世同堂》,会更加明白地看到这一点。

六、兄弟民族,多元竞发

中国的全民抗战,另外一重应有之义,即它是这片国土上多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共同抗争。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老舍,对此保持着远超常人的清醒意识,其作品亦有上佳表达。他的“国家至上”精神理念的推行,不单涵盖对国家各个阶层的动员,也涵盖着对域内一切民族的呼唤。

《国家至上》,是老舍1940年应“回报救国协会”之约,与友人合作的表现回族人民抗日报国的话剧。老舍深知,缘于信仰、心理和习俗上的多种原因,回、汉两个民族在抗战爆发之后,各自虽都存有爱国救国之志,却碍于既往芥蒂,妨碍了精诚一致抗击外侮。话剧《国家至上》深入把握回族同胞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歌颂他们爱憎分明、勇于为国为民壮烈捐躯的精神风范。作品上演伊始,就得到回族群众的普遍首肯和赞誉。剧作反复宣扬“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更引发了各族观众的情感共振。这部戏直面社会现实,不回避题材“禁区”,是一部在国家危急关头,反映国内不同民族打通心理障碍、共图中华生存的戏剧精品。

他还在1940年发表过新诗《蒙古青年进行曲》,讴歌的仍是不分族群的中国人,都要为“国家至上”的理想而征战:“马上如飞,越过瀚海,壮气无边!/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五旗(此字似应为“族”——引者注)一家,同苦共甘。”“守住我们的家园,成吉思汗的家园!/展开我们的旗帜,蒙古青年!/叫长城南北,都巩似阴山,/中华民族万年万万年!”^[21]

旨在阐释“东方文化”的剧作《大地龙蛇》当中,老舍借剧里人物之口,特意点到:“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敌人!”^[22]作者期待着各民族竞相致力,去建立“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23]。

七、国际角逐,善恶明判

抗日战争是我国与日本之间的殊死拼搏。两国的较量,势必要牵扯到如何看待和对待敌方人民的问题。

老舍先前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印象并不好,以致31岁书写南洋各民族儿童友谊和睦故事《小坡的生日》时,还在有意回避着当地的日籍儿童。而到了抗战时期,老舍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不仅因为他在抗敌行列里结识了作家鹿地亘等日本友人,更重要的是,老舍已经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明显推进。

话剧《大地龙蛇》里面,塑造了与中国将士并肩抗战的日本籍战士——马志远。剧作者说明了他的身份:“投诚华军……不是俘虏。”当中国战士对他有些误解的时候,马志远坦然自我说明:“在那风雪的夜晚,我骑着我那相依如命的骏马,抱着我的枪刀,来投诚,来为正义报效。我不再受军阀们的盲目的指挥,不再为他们执行可怕的残暴。忘了我的战死沙场的光荣,我投诚给正义,毫不懊恼!你们的官长,亲手接过我的佩刀,亲手给我披上这抵抗风雪的皮袍。我常想:当正义胜利的时候,我将邀请你们去看我们开满了樱花的三岛;没有战争,只有友好,那时候咱们才会像天真的小儿,在一块儿饮酒欢笑!”^[24]与写出马志远形象相呼应,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讲道:“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想到……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25]相信在任何国度,哪怕是发动野蛮战争的敌国日本,其社会下层都会有热爱和平的良善本性,都会有人站到反侵略正义事业一边,乃是老舍抗战观的又一亮点。

在《四世同堂》里,于上百个形象各异的角色之中,老舍刻画了一位出场并不多、连名姓都没有留下的“日本老太婆”。她是个自幼无忧无虑的单身女人,到了晚年,却因战争缘故,被迫随亲来了中国,住进“小羊圈胡同”。在只有跟瑞宣两个人的时候,她用英语敞开心扉:“我是日本人,可是当我用日本语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能说我的心腹话。”“我只须告诉你一句老实话,日本人必败!……我不能因为我的国籍,而忘了人类与世界。……杀戮与横暴是日本人的罪恶。”^[26]这段描写,出现在小羊圈胡同孟石、仲石、钱太太、小崔、天佑、小文夫妇、桐芳等人接连惨死于日寇魔掌,人们仇日情绪高涨之际。作家正是在这个时刻,让瑞宣和他的邻里(也包括小说的读者)清楚地感受到,来自仇敌民族之下层民间的人性光彩。小说结尾,老舍更为这个故事补上意味深长的一笔。日本战败投降,老太婆主动来给大家报信,却险遭邻里们的殴打。人们仇日,便把“所有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在日本老太婆身上。她不再是往日那个爱好和平的老太婆,而是个集武力,侵略,屠杀的化身”。此刻的老婆婆,“愿意忍辱挨打,减轻自己及其他日本人的罪过”,“她认为自己应当分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虽说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然而她毕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因此她也必须承担罪责。……她知道,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好对付,可是谁敢担保,他们今天不会发狂,在她身上宣泄仇恨?”^[27]剑拔弩张之时,是瑞宣及时化解了局面。这时的瑞宣,显然是代表了作家老舍的立场和态度。

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无论彼此如何对立——都要明判其不同阶层善恶取向而杜绝一概否定的思维原则,是老舍抗战观的特点之一。这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胸怀。话剧《大地龙蛇》末尾,启用幻想方式,写抗战胜利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明媚的海滨城市,爱好和平的国内国际诸民族代表同庆“和平节”,人们合唱:“从印度接来佛法,/放大了爱的光明,/从西域传来可兰,/发扬了清真洁净;/无为的老庄,/济世的孔孟,/多一分真理,/便多一分人生,/多一份慈善,/便多一分和平;/道理相融,/渗入人生,/善为至宝,/何必相争?/我们的心地和平,/我们建造了和平,/和平!和平!和平!”^[28]老舍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时期时时祈盼的,就是这种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生息与共、信念相依的太平胜景。

八、文化启蒙,同步推开

老舍讲抗战,远非只图退敌御辱。在国家濒临危亡的岁月,他把倡导国民去关注自身精神文化省视及民族文化建设的内容,也作为其抗战观的内在成分。

笔者认同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过程确定为14年(自1931年“九一八”起),也希望把老舍的《大明湖》《猫城记》等均视为他的抗战文学作品。1932年上半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半年,老舍便蘸满苦痛地书写了《猫城记》这部在“矮人国”侵略下火星猫人亡国灭种的大悲剧。该作品艺术的不够成熟,不应冲兑掉它在中华民族现代反法西斯文学当中腾跃着的思想光芒。作者要将精神心灵的颓败,指作民族遭受侵略屈辱直至走向灭亡的可怕之路,用意是明白的。过去我们只是说,如果不读《猫城记》,便很难体验什么是老舍式的文化启蒙主义精髓,现在应当补充的是,不读《猫城记》,同样很难体验什么是老舍式完整抗战观的发端。正如作品中猫人小蝎所说:“糊涂是我们的要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29]作品向存有精神劣根性的被侵略民族拉响了警钟。老舍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30]

老舍认定,在抗战中“文艺工作者的动员是‘心’的动员”^[31],而这项动员,须从“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32]开始。

在《大地龙蛇·序》中,他进而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中,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33]

检阅老舍抗战期间的大量作品,救亡与启蒙这两束现代思想的强光,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处。

牢记民族曾经有过的被征服经历,与检讨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主题。老舍扫描了中华“老”民族惨遭外敌征服之际的心灵幽微,以宏大篇幅的真切叙事告诉读者,如若不能从灵魂深处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动挨打的潜在原因,中华民族的手脚便会长久地被捆绑着,中华的百姓就将越来越可能给他人当奴隶。老舍爱戴北平,而小说中却写出了如此冰冷的事实——“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34]。作者写道:“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35]他的笔下人物,讲过一席透辟的话:“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36]这席话正是老舍的心声。作家希望,通过艰苦的抗日战争,为“老”民族的心态和精神,做一次深入挖掘与庄重洗礼,让中华民族文化史掀开新页,把保守、愚弱、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建立足以引导国民灵魂走向刚健、壮美境界的精神系统。他在书里提出:“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37]

1942年,老舍在《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中强调:“有些人误认为抗战文艺,就是打仗的文艺,其实不然,因为抗战和建国是并进步的……一个伟大的作品,不但需要用热情去感动人,更需要一种崇高的理智去启发人。”^[38]

考察老舍抗战观之基本要点,似当考虑到如下人文背景。

他的出身来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内在的拉动作用。他来自满洲的八旗兵社会及家庭,先辈世代信守必以身家性命来报效国家社稷的精神传统,其个人更是从小便从流尽鲜血抗击外辱的父亲身上,得到了一生受用的根性教育,把“爱咱们的国”看作一个中国人活在世上的头等要务。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再度入侵,将他的国仇家恨^[39],加倍点燃起来。

老舍在少年时期遇上辛亥革命,他的精神理路在随后较长阶段,保持着跟满族同胞尤其是满族知识阶层的相似性。他于总体上倾向于社会改良途径,致力于启蒙救民、教育救国,对国内政治的一应暴烈主张均取保守躲避态度。老舍的无党无派、独立不倚、洁身自重、温良内刚的处世方式,成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受到广泛认定的人格标志。

在老舍的人生路上,恤民与爱国是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17世纪中叶发生过的、自己先民参与了的、中世纪式的、靠血刃搏杀去完成政权更迭的思维,至清末时节已经为满洲社会所摒弃。^[40]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旧有价值观念,与戒除刀兵血拼、力促社会改良的现代人文选项,交互结合,形成了老舍前期的精神取向。他心存深度恤民的习性,却不欲提倡穷苦人采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处境。不过,老舍却又绝不是一位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一旦外敌侵犯中华,他喊出的杀声总是比别人更加响亮。他的暴力取舍,是要明确区分杀伐对象究竟是中华骨肉还是外国侵略者的。^[41]

老舍的抗战观,是与其民族观彼此沟通的。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在抗战时期,他尽力提醒人们去认识中华民族是个由国内兄弟民族组成的多元集合体,“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42],启发大家都来放弃顾盼自雄的民族狭隘心理,看到“光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43]。同时,他还劝导不同宗教立场的持有者,敞开胸襟交融互动,精诚团结杀敌卫国。老舍民族观的发轫与形成,跟满族的坎坷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与视野关系很大。他通过《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等抗战作品,一抒心底长期沉积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情感与理智。

老舍的抗战观,是这位20世纪杰出爱国者与中华文化名人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也是与其不同阶段精神理路紧密勾连的必要环节。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向这一范畴投送关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注释】

[1]老舍:《友来话北平》,《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2]老舍:《是的,抗到底!》,《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11页。

[3]老舍:《致陶亢德·三》,《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4]老舍:《王小赶驴》,《老舍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

[5]老舍:《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6]老舍:《八方风雨》,《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7页。

[7]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8]老舍:《致陶亢德·五》,《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页。

[9]老舍:《敌与友》,《老舍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356页。

[10]老舍:《敌与友》,《老舍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11]老舍:《此仇必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2]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13]老舍:《筷子》,《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385页。

[14]老舍:《中华在“九一八”后》,《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15]老舍:《起来干,不作亡国奴的人们》,《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6]老舍:《八方风雨》,《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17]老舍:《快活的要飞了》,《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18]萧伯青:《老舍在北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19]吴组缃:《老舍的为人》,《十月》1992年第5期。

[20]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21]老舍:《蒙古青年进行曲》,《老舍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22]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23]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页。

[24]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25]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289页。

[26]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445页。

[27]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265页。

[28]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页。

[29]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3页。

[30]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31]老舍:《文艺界动员情况述略》,《老舍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32]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33]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289页。

[34]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35]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36]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37]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38]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39]老舍父亲永寿,战殁于1900年反抗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的战役。

[40]19世纪初清帝签约逊位并易政于民国的历史举动,曾受到社会上下广泛认定,便是一例。

[41]抗战之前与抗战之后,他都没有表示过赞同内战。抗战胜利后他接受美国政府约请前去讲学,一直滞留到国内战争结束才回国。在美期间他写诗道:“自南自北自西东,大地山河火狱中。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晴雷一瞬青天死,弹雨经宵碧草空。若许桃源今尚在,也应铁马踏秋风。”(《赠吴组缃》,《老舍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42]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

[43]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