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的伟大旗手——老舍先生

◎郝长海

一

老舍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位杰出的伟大的爱国作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特别怀念老舍先生!

在老舍先生一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那执着而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老舍就“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1]。反帝爱国,是老舍一生创作的永恒主题。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东方学院任教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中,在对古老的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就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英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情感。

30年代回国之初,老舍在济南街头看到1928年日本侵略者残杀五千中国军民的“五三”惨案遗痕后,创作回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明湖》时,老舍放弃了幽默,以“五三惨案”为背景,写了下层人们的不幸,敌人的残杀(这部作品毁于“一·二八”战火中,未能出版)。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老舍目睹了国民政府“军事与外交的种种失败”和不抵抗政策造成大片国土沦丧,感到异常愤恨和失望,挥笔创作了一部感时忧国之作——寓言体小说《猫城记》。在作品中,老舍通过对火星上的“猫国”被“矮子兵”无端侵吞,而一些达官贵人则争先恐后卖国求荣的描写,警告广大读者,我们的国家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拳拳爱国之心真是令人潸然泪下。这一时期创作的《讨论》《日本撤兵了》《空城计》等短篇小说和诗文,对国民党弃城逃跑的行径给予了辛辣的揭露和讽刺。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老舍的抗战文艺创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就已开始了。这也说明老舍对日本野心的认识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心是非常敏感和强烈的。老舍的抗战文艺创作是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同步进行的。

二

老舍先生的爱国情怀是与时俱进的。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强烈的爱国之情,使老舍立即放下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并辞去教职,毅然决然地告别弱妻幼子(当时舒济5岁,舒乙3岁,舒雨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提只箱子,于11月15日晚挤上了南下的列车,奔赴抗战的中心武汉,全身心地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开启了抗战文艺伟大旗手的航程。

冯玉祥将军对老舍先生的爱国壮举十分钦佩,曾赋一首打油诗给予高度赞扬: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11月18日到汉口后,老舍立即以笔为枪,投入抗战的洪流,废寝忘食,不停地创作。只要能起到动员国民奋起抗战,能减轻一些受伤士兵的痛苦,老舍都尽全力去创作。他向民间艺人学习通俗文艺的写作技巧,力求把抗战文艺写得通俗易懂,他只求为国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我设若因此而被关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必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在今日,我以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满意的巨制,还不及使一位伤兵能减少一些痛苦寂寞的小品。”^[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整个抗战期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通俗读物,编写了许多曲艺作品供艺人演唱。许多作品已经散失,其中结集出版的仅有通俗文艺集《三四一》,内收三篇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四篇京剧:《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薛二娘》;一篇小说:《兄妹从军》。老舍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3]

老舍认为“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它“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4]这期间他所作的每一首诗、一篇随笔、一封书信、一次演讲、一则小品、相声、鼓词、一篇小说、一部话剧……都与抗战有关,都洋溢着强烈的抗战的时代气息,表现出他满腔的爱国情怀。老舍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拖着虚弱的病体(贫血、头晕、阑尾炎),练就了小说、诗歌、散文、话剧、曲艺等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成为样样精通的“全能型”作家。老舍自己统计在抗战中,他相继创作发表了“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具体作品如下:《火葬》(1944),《蜕》(未完成),《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火车集》(1938),《贫血集》(1944)等小说;《残雾》(四幕话剧—1940),《张自忠》(四幕话剧—1941),《面子问题》(三幕话剧—1941),《大地龙蛇》(三幕话剧歌舞混合剧—1941),《国家至上》(四幕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归去来兮》(五幕话剧—1943),《谁先到了重庆》(四幕话剧—1943),《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与赵清阁合著—1943)等八部话剧;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儿歌小调,以及大量的诗歌、杂文、散文。结集出版的有:《三四一》(1938),《剑北篇》(1942)。

老舍自豪地说:“什么伟大不伟大,什么美好不美好,诚心用笔当作武器的便是伟大,能打动人心而保住江山的便是美好。”^[5]他说:“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欢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做傻!”“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6]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老舍的抗战文艺创作,一方面是在激发国人的爱国激情,鼓动人们奋起抗战保家卫国;一方面是在告诫和启发同胞,在抗战中要保存和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要重塑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即把救亡和改造国民性紧密结合起来。“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7]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祁家,是北京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有着安分守己、心地善良、谦和礼让等美好品德,但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的束缚,也形成了因循苟安、缺乏创造和改变历史的英雄气概等性格弱点。善良的祁老人作为北京市民文化性格的化身,在北平沦陷后,自作聪明地认定“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面对严峻的形势,他无所动心,而孩子玩的“兔儿爷”如今不见了,市场不如以前了……这一切使他伤心,令他落泪;他的三孙子瑞全因参加抗日在他七十五大寿时,没回来给他磕头,他感到不快;他二孙子瑞丰当了伪教育局的科长,他感到高兴,以为他建造的房子风水好。祁老人的喜怒哀乐,充分体现了“大事上没是非,小事上动感情”的市民文化特点。

祁瑞宣是祁老人的长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有心要为国效力,但他又深深地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不能把为家尽孝的担子放下。“他受过新教育,可是须替旧伦理尽义务”,他只能在惶惑、苦闷、悲愤中偷生。作为祁瑞宣形象和性格的延续者陈野球性格懦弱,精神萎靡,苟且偷生。他把自己的性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

老舍以忧国忧民的急切心情,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告诫人们: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做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8]

小羊圈胡同的人们经过“亡城”后的屈辱和生与死的洗礼,终于从惶惑和偷生的苦闷中觉醒起来:青年司机钱仲石开车摔死了一车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诗人钱默吟,任敌人严刑拷打而不失节,勇敢地进行抗日宣传;在惶惑、苦闷、悲愤中偷生的祁瑞宣接受地下工作者的任务,成为一名抗日分子;连在“大事上没是非,小事上动感情”的市民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祁老人也敢于横眉怒斥汉奸了。

小羊圈胡同的十几个家庭的成员在八年中的苦难、不幸和牺牲,觉醒、反抗与新生,涵盖了北京市民文化的全部内容,在这一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作品。老舍怀着满腔爱国激情创作的丰厚的抗战文艺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伟大旗手的卓越才华和对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改造国民性格的良苦用心。

三

作为抗战文艺的伟大旗手,老舍在以自己的作品为神圣的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肩负起团结全国爱国作家,建设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重任,为文艺界的大团结和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聚集到武汉。为了把这些人组织起来,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文协筹备阶段,国共两党均希望老舍出面来主持文协的工作。老舍态度极为明确而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成立大会上,老舍以其高尚的人格和为抗战勇于牺牲的精神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担任总务部主任,总管文协会务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文艺的伟大旗手。他在《入会誓词》中庄严地向祖国和人民宣誓:“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9]

从1938年文协成立到1945抗战胜利,在这7年中,老舍不辞辛苦,以多病之躯日夜操劳,大小事情均亲力亲为:想尽办法筹集活动经费,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震撼意义的大型活动;他把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办成抗战时期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唯一大型刊物;他举办抗战通俗文艺讲习班,并亲自授课和创作;他提倡和组织作家们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并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分团慰劳团,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途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30多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慰问抗日军民;他发动组织各界人士多次举行义演义卖募捐等活动,支援抗战前线、援助贫病作家;他多次召开纪念屈原、纪念鲁迅等有纪念意义的大型会议,彰显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积极支持各地文协分会的工作,鼓励人们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凡此种种,充分展现了老舍作为抗战文艺伟大旗手的卓越领导才能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处理复杂局面、统领全局的将帅之才。

老舍对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得到了文艺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1)邵力子等先生1944年在《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中写道:

“中国新文艺的基础渐见奠定了,老舍先生便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先生的创作生活事实上是与中国新文艺同时发轫,也将与中国新文艺日益堂皇而永垂不朽。”“尤其自神圣的抗日战争发动以来,先生不辞劳瘁地来创作,为宣传为团结,献出了他全部精神和力量。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护育出的硕大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10]

(2)茅盾先生曾盛赞老舍先生对文协的贡献:

“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11]

(3)阳翰笙先生说:“文协是我们全国文艺作家的一面团结抗战的旗帜,六年以来你艰撑着这面大旗,我深知你流的汗最多,出的力最大,而且受的气也算不少,可你的精力并没有白费,……你的苦心你的劳绩,谁都会深深的铭记在心里的。”^[12]

(4)重庆《新华日报》在1944年4月17日发表的《作家的创作生命》的短评中,是这样评价老舍先生的:“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我们深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13]

无需再一一引述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战线上的权威们的评价和赞誉了,以上所引,已足以证明老舍先生是抗战文艺的伟大旗手了!

在我们举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高呼:老舍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战线上英勇无畏的英雄!

抗战文艺的伟大旗手——老舍先生永垂不朽!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2]老舍:《这一年的笔》,《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3]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4]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5]老舍:《我们携起手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6]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页。

[7]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77页。

[8]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9页。

[9]老舍:《入会誓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10]邵力子等:《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11]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12]阳翰笙:《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

[13]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