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抗战体验”与创作调整

◎刘志华

基于人生经历、文化背景,在不同的时空中,每个人对于“抗战”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抗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造成思想、情感的变化。战争是残酷而惨烈的,充满各种非人道的罪恶,但也激发出傲岸的人格与伟大的悲悯。老舍的“抗战体验”,主要体现在他对战争、文化及文学的思考,影响到他对文学创作以及生命的态度。

一、战争体验:“我是一个抗战派”

老舍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2]全面抗战暴发之前,老舍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战争改变了老舍的生活,也使老舍从梦中惊醒,于是抛妻别子,从济南、武汉、重庆,一路辗转,入“文协”、编杂志、搞创作,成了一名抗敌文艺战士,成了一位坚定的抗战派。民族战争使老舍意识到:“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3]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老舍对自己的创作迅速做出调整,把主要目标定位于通俗文艺的创作。

战争的惨烈和急迫,使老舍意识到个体知识分子必须汇入时代的洪流中去,意识到“在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证明我们是千万战士中的一员,而不是单单的给自己找什么利益”^[4]。他再三申明:“我愿在这营阵中作一名小卒,你们教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5]在战争之前,老舍的人生规划更多体现为个人的趣味与选择,抗战让他意识到做国民的责任。早年在英国的时候,老舍曾羡慕英国人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现代国民意识,抗战再次激活了老舍对国民身份、国民责任的思考。他说:“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6]还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日,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7]

老舍不讳言对战争的服从,认同国家至上,主动担当起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责任。他坦然承认:“到汉口,我的笔更忙起来。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面对战争中物质的匮缺和鼓动宣传的需要,他赞同“抗战第一”“艺术第二”的立场,“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8]。做文艺战士,配合战争写作,老舍的心情是迫切的、真诚的,体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主动、自觉的责任担当,是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具体体现。

老舍在《陪都赞》中,开头就提到“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人民抗战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他,新的人生体验支撑起他新的创作。老舍说:“写家的企图必是想打破旧的方法与拘束,而杰作永远是打破纪录之作。哪里去找此种打破纪录的法宝?体验。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9]战争催生新的人生情怀,与家人的时空隔阻,对沦陷的北平城与人的思念,重庆民众舍生赴死的抗战豪情,在狂轰滥炸中依然高高矗立着的“精神堡垒”,激活老舍潜隐着的儒家情怀,使他对家与国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使老舍彻底摆脱了基于满族身份中挥之不去的那份皇族意识和臣民意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中华民族的前途在他心中成为最重的存在。老舍反复强调的是“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的现代国民意识,强调各民族必须放下前嫌团结御辱。老舍早期的创作更多是对下层民众的悲悯与同情,是对个体命运无助的叹息,抗战期间,老舍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那就是在整个国家命运中来思考个人的存在。有研究者认为“由‘民生’而‘民族国家’是老舍的历史认知方式”^[10],而这一认知方式的转变,是老舍在抗战中对家国伦理的体认中完成的。

二、文化体验:战争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

在现代作家中,对烂熟的北京文化体认最深的莫过于老舍。基于对自身传统和英国现代文化的双向体察,老舍对传统文化充满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抗战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老舍对文化的思考,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民众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认为文化传统是提振民气,走向胜利的根本,真切感受到“抗战激动了全民族的义愤与天良……民族意识的增强,加强了御侮的力量”,发出“这究竟是五千年文化的民族啊”的感叹。^[11]另一方面又从现代的层面,把传统文化置于现实反思,强化了老舍批判加肯定的文化态度,从中西比照与文化重建的角度打量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和负资产。

老舍认为抗战不仅是武力的御敌,也是文化的对决,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契机。老舍强调“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的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能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12]。抗战建国是当时的口号,而从文化检讨、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抗战,体现出老舍不一样的眼光。老舍意识到:“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13]战争加深了老舍对文化意义的理解,也强化了老舍文化中国的信念,战争使老舍看到了文化的力量,认识到文化才是一个民族从孱弱走向强盛的最持久的力量。可以说,战争给了老舍文化检讨的急迫感和民族文化重建的自信心。

剧作《大地龙蛇》就是老舍对“东方文化”信念的表达。剧作中,老舍从中国文化的多元构成去思考其过去、现在与将来,以戏剧的方式探寻东方文化的内在美质,旨在激发战争中民众的民族文化自豪感,通过文化的自信来表达战争必胜的信念。如果说三十年代初老舍在《猫城记》中看到的是文化凋敝所造成的民族性格的自私与怯懦,由此生发出对民族前途的悲观,那么在战争中,老舍体会到的则是民族文化濡养下人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看到的是民族解放背后强大的文化力量资源,言说的是经战争的爱克斯光透视后重建健康、美好的民族文化的信心。正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体验与反思,使老舍明确了抗战中“文艺工作者的动员是‘心’的动员”^[14],关键是须从“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开始。^[15]老舍的愿望是:“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16]

辗转西南、西北所见到的战争中的人和事,进一步加深了老舍对传统文化优劣的体认。老舍借《四世同堂》中的人物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态度:“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17]战争成了民族文化优秀和不良因素的放大镜,使老舍看到文化批判与重建的意义,意识到“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18]。老舍意识到小说中钱默吟那种延续传统的诗书生活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但也意识到传统的文化底蕴在现实的催逼下,也可以走向反抗,具有人格的力量。所以,在小说中老舍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才是几块真金,而这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抗战使老舍走入民间,在更宽阔的视野下去观照传统文化,克服了五四以来流俗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模式的简单与同质化,进而生发出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批判与对未来充满自信。

有学者将老舍的创作置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国的文化反思中去考察,把老舍的小说世界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消解与重构。^[19]其实,这种消解与重构的契机,老舍的北京和伦敦的双城人生经验是一个大背景,而抗战中基于民族生死存亡对决中的文化反思,尤其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思考与定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点。

还有学者注意到老舍对儒家文化的复归,认为这体现了作家文化思考的深沉性和成熟性,认为正是“抗战烽火燃起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火炬,老舍就执着探寻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因此,时代氛围和时代主题左右了老舍对于儒家文化的选择心态和价值取向”,是战争使老舍“自觉实现了对儒家文化优质的价值选择”^[20]。这样的阐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四世同堂》中钱默吟的爱国行为、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老舍想通过“老人表现的不只是一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战争中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与自信,使老舍有了更深邃的文化关怀与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体现的是老舍从人类与文化的层面去思考侵略战争的暴力本质与反文明性质,尤其是对人性的扭曲,老舍超越了一般的民族主义与英雄情怀,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放到了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的层面去进行批判,这正是《四世同堂》不同于一般抗战题材小说的地方,也是小说的恒久价值所在。

三、文学体验: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

抗战期间,老舍一面全心投入通俗文艺的创作,一面也不忘对新文学理想的坚持。老舍多次谈到,创作通俗文艺,“没有抛弃了新文艺的意思,也没有以鼓词旧剧阻止新文艺发展的恶念。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21]。在老舍看来,这是在战争形势下的一种事功之选,但对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学的更高成就,“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22],老舍是有期待的,所以忧心“文艺的各部门还都未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23]。如果说之前老舍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是因对文学的热爱而追随五四文学理想的话,那么,全民抗战激发的则是老舍心中隐隐存在的成为伟大作家的梦想,虽然因通俗文艺的创作有时不得不搁置,但在老舍心中是有这样的追求的。当然,老舍的这种想法,并非出自个人的狂妄,更不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简单说辞,而是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把握,是老舍对大时代中文学的期望,这也强化了老舍对文学更高的使命感,即便在身心困厄中,依然念兹在兹自己的大作品,说这是给人民,也是给这场战争的一个交代。

抗战文艺的通俗化,是战争主导下知识分子对文艺在语言、形式上做出的选择和调整。对此,老舍有清醒的认识。他认同“抗战文艺……是直接的——歌须有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24]。还说“当此抗战时期,艺术必须尽责宣传,而宣传之道,首在能懂”^[25]。这也是抗战期间多数作家的看法。茅盾也强调:“我们为了抗战的利益,应该把大众能不能接受作为第一义,而把艺术形式之是否‘高雅’作为第二义。我们应该不怕自己的作品形式的通俗化!我们所应当引以为戒的,是太‘高雅’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读,能懂。”^[26]然而,对通俗化的具体形式及意义的理解却是存在差异的。茅盾认为:“所谓‘通俗’,换言之,就是不用欧化的句法,不用知识分子惯用的许多‘术语’。”^[27]老舍则认为通俗化并不仅仅指语言和形式,通俗文艺并不止于通俗,而是要能使“旧有的美德宜力加激勉,新的知识宜徐徐输入”^[28]。其根本目的是对接受者进行精神的提升和加强心灵的涵养。

老舍认为新的通俗文艺既要体现宣传与教训的职能,同时也要兼顾文艺性。他认为抗战时期存在的古典文艺、通俗文艺与新文艺中,最能与民众结合的首推通俗文艺,需要“设法使民众读物真达到了通俗,然后我们才能欣赏通俗文艺,才能知道通俗文艺不仅是通俗,而且是文艺。……通俗文艺必须成为文艺;通俗而不文艺,正如典雅而不文艺,都必失败”^[29]。在老舍这里,通俗更多是风格与形式,文艺才是最终的归属。在老舍看来“通俗文艺的文字不一定俗”,“通俗文艺的内容须丰富充实”,“文艺毕竟是文艺……精神的食粮不能按着头,硬往下灌”,所以发出“通俗文艺很难写”的感叹。^[30]他的理想是“以新文艺的精神提高通俗文艺,而以通俗文艺的长处来坚强并开展新文艺。……结结实实的产生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品。同时,这二者会各尽其职,互相援助……”^[31]在老舍这里,新文艺和通俗文艺是统一的,新的通俗文艺本身就是新文艺的一部分。老舍不是从雅俗对立的角度来解释,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看到了新文艺与通俗文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绝不是艺术和精神层面的降低就成了通俗文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民族形式的意义,老舍有与时代不同的判断。1941年民族形式论争激烈的时候,老舍正试写长诗《剑北篇》,受民族形式论争的影响,想“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为新旧相融的试验”^[32]。但结果却不如人意。老舍说自己计划写诗的时候,民族形式就“像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引诱他上套,而不管自己怎么设法躲避旧形式的规范,但最终还是“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因此,思想的自由与形式的束缚,使他最终“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认为尽管民族形式“是要以民族文艺固有的风格道出革命的精神”,但这种理想主义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33]因此,最终“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尤其强调“这个否定就是我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回答”^[34]。老舍意思很明确,就是旧形式很难容纳新思想,往往还会成为诱惑和陷阱,使作家沉湎于文学的传统形式中不能自拔。老舍的这一体认,也在建国后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印证,对今天如何处理民族遗产与文学创新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正是老舍在抗战文艺通俗化、民族化、民间化、古典化的创作体认中,更坚信了对新文学立场的捍卫。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而且产生了新风格。”^[35]在他看来,抗战的通俗文艺,绝大多数还是属于新文艺,是新文艺呈现的一种新的风格。他声明“通俗文艺不仅是通俗,而且是文艺”^[36],认为抗战的通俗文艺不是民间文艺和旧文艺加入了抗战的内容。1942年,老舍在《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讲演中指出:“有些人误认为抗战文艺,就是打仗的文艺,其实不然,因为抗战和建国是并进步的……一个伟大的作品,不但需要用热情去感动人,更需要一种崇高的理智去启发人。”这表明,老舍对通俗文艺性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强调抗战通俗文艺在本质上应是新文艺,进而强调抗战文艺在宣传与教育之上,还应设定一个更高的艺术和思想的目标。

正是对抗战通俗文艺的深刻理解和对抗战文艺同质化的反思,抗战后期,老舍逐渐感到自己“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写不上来了”^[37]。这虽与老舍当时的身体状况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创作实际与自己文学理想之间的差距所致。到了1940年代初期,老舍明确表现出对通俗文艺创作的厌倦,刚刚介入抗战通俗文艺创作时的热情锐减,还说:“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模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像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38]文学外在的社会性要求与老舍的文学理想之间出现了矛盾。老舍的痛苦并非是要拒绝文学为时代和战争服务,而是希望这种服务必须是在尊重文学作为艺术的前提下,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服务时代,而不是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宣传工具。自责“最初它给我的痛苦,是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39]。具体的创作尝试最终使老舍“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而且强调这是他“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40]。

在抗战初期,老舍强调“文艺,在这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此呼声发自民族的良心”,进而意识到抗战的文艺也是“新文艺的传统”,而且必须是新的文艺而不能是古典形式植入抗战的内容。强调抗战文艺,一是时代的伟大,时代给心灵以活动的机会;二是战争的性质是民族的灭亡或解放,文艺是发自民族的良心;三是新文艺的革命的传统,为抗战文艺准备了行动与工具;四是社会需要文艺负起教育的责任的需要。他认为“抗战文艺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但他也深刻意识到作家身处其间的尴尬与矛盾,理想与事功之间的背驰:“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41]面对抗战初期通俗文艺产生的效果,老舍是欣慰的,但作为一个作家,对抗战文艺存在的致命弱点,老舍也是清醒的,忧心的是这样下去“文艺的各部门还都未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42]。意识到“因为内容的空洞,与文字的选择,抗战文艺就缺乏了伟丽宏博的气度,与抗战的艰苦伟烈不相配备”^[43]。而创作出“伟丽宏博”的“伟大作品”,不负时代,也成了老舍的心结,成为他抗战后期创作破茧转型的重要机缘。

四、创作调整:意蕴深邃与境界的宏大

抗战使老舍对文艺的通俗性、大众化,对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之于新文学的资源及其运用的限度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抗战的需要促使老舍写了很多通俗的文艺作品,如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大鼓书、河南坠子,甚至还有儿歌、数来宝等。但老舍说“但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意识到新旧之间难以调和,“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是,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老舍意识到自己的长处还是写小说,而且最熟悉的还是北京的城与人。他说:“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悉了以后,我必拿起笔来。还有,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44]抗战前期的文学活动和奔忙各地劳军访问,亲人相聚的不易和对沦陷后北平生活的了解,使老舍对战争有了更丰富的体认,战争的海洋最终化在了描写北平沦陷生活的《四世同堂》这一岛之中。

抗日战争,不仅是对作家民族气节的考验,是对国家忠诚的检验,同时也是作家对自己的创作,以至于对整个新文学的检讨。战争给人民造成不幸,但民众,尤其是作家,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新文学也在战争中走向了丰富和成熟。战争迫使作家对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展开思考,使这些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廓清,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抗战在教育作家、成就作家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发展着新文学。

老舍创作的调整,体现为他抗战后期及建国初期一些作品所呈现的一些质的新变,即文化意蕴的厚重与人生境界的悲壮宏阔。

一是超越之前的对个人生存悲剧的关注,更注重对国家伦理的思考,把个人的命运置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背景下去加以体察与发现。老舍的后期创作,重点表现的是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国家责任与个人选择之间的矛盾与纠缠。尤其是“家族伦理、生存伦理与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矛盾,既对传统家庭伦理和生存伦理进行了反省和批判,还揭示了民族国家伦理意识的觉醒与生长”^[45],呈现出由德性伦理向责任伦理的演变倾向。抗战的生命体验使老舍改变了他情感的世俗性以及在小说中进行人物塑造时所呈现出的“善恶”消长模式,在平民化的道德善恶观中融入家国情怀,使得人物的善恶超越一般的道德叙事,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大背景增强了老舍作品的人生启示和现实批判意义。

二是对文学的通俗性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民性批判与文学的大众化追求上与新文学在完成深度沟通的同时,又将其推进到新的阶段。抗战使老舍在实践中反思文学通俗化的路径、局限及可能性,于通俗中脱俗,解决了困扰现代作家先锋思想与世俗文化、现代艺术与大众读者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老舍作为一个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民主主义作家,更看重自我生命的感受。老舍以他对文化的批判和重建两方面自觉地表达了对时代大潮中的生命个体的深切关怀与文化忧思。对市民人生的批判中加入国家、民族要素与文化筛查,增强了作品的社会内涵与文化意义,悲剧意蕴也因生命向上的姿态而更显醇厚,体现出独到深邃的人性审视、道德关怀与历史文化眼光。老舍在对通俗文艺、文学的功利性的思考中,重新接续被抗战打断了的小说创作,在完成向新文学回归的同时,也给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意义。

有学者在评价老舍的《鼓书艺人》时指出:“以新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写出了时代的风云、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抗争、革命的深入人心——作品表现生活的力量和深度因此有了明显的增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舍创作的重大发展。”^[46]其实,这样的评价也同样适合《四世同堂》这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于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国事的冷漠逐渐被激越的反抗所驱解,作家对平民生活的忧戚被时代的光明逐渐照亮。当然,这样的创作姿态,又可能在另一个时空中暗藏困境,这也正是老舍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总是在汇入时代洪流与保持自我的思想与情怀的纠葛之中,而其中的取舍,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

可以看到,“抗战体验”助推了老舍思想的发展,文学创作由三十年代对底层民众个人命运的悲悯,转而为四十年代对国家、民族命运及个人生存关系的书写。如果说在《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中写城市底层贫民,是基于老舍对生活的熟悉和天性中的善良,那么抗战则使老舍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更充分的准备,成了文学界的多面手,使其成为伟大作家成为可能。老舍曾说:“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47]而经过战争锤炼后的老舍,已不再“是个看戏的”,不再去生活的庸常中找笑料,而是把自己的笔伸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化空间与更复杂隐秘的人的精神深处,开掘出意蕴更为丰富宏大的文学世界,他也由新文学的追随者、坚守者而成了新的开拓者。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本文系2014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抗战文学中的“北碚”体验(2014YBWX080)的研究成果。

[2]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

[3]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第53期,1937年12月1日。

[4]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5期,1938年1月1日。

[5]老舍:《我们携起手来》,《弹花》创刊号,1938年3月15日。

[6]老舍:《八方风雨》,《新民报》,1946年4月4日—5月16日。

[7]转引自马小弥:《试论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8]老舍:《致陶亢德信》,《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

[9]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第53期,1937年12月1日。

[10]方维保:《<茶馆>:“世变”、“民生”与民族寓言》,《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1]老舍:《归自西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28页。

[12]老舍:《<大地龙蛇>序》,《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42年2月15日。

[13]老舍:《<大地龙蛇>序》,《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42年2月15日。

[14]老舍:《文艺界动员情况述略》,《老舍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15]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文学月报》第3卷第2、3期合刊号,1941年12月10日。

[16]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文学月报》第3卷第2、3期合刊号,1941年12月10日。

[17]老舍:《四世同堂》(北碚版)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18]老舍:《四世同堂》(北碚版)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19]吴小美、魏韶华:《老舍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

[20]岳凯华:《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21]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

[22]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第53期,1937年12月1日。

[23]老舍:《略谈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24]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25]老舍:《释“通俗”》,《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26]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救亡日报》,1938年3月9日—10日。

[27]止敬:《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

[28]老舍:《论通俗文艺》,《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29]老舍:《编写民众读物的困难》,《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30]老舍:《谈通俗文艺》,《自由中国》第2号,1938年5月10日。

[31]老舍:《答客问》,《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32]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33]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34]老舍:《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

[35]老舍:《八方风雨》,《新民报》,1946年4月4日—5月16日。

[36]老舍:《编写民众读物的困难》,《教育通讯》第39期“民众读物专号”,1938年12月。

[37]老舍:《文牛》,《华声》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44年11月10日。

[38]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0页。

[39]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3页、574页。

[40]老舍:《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4页。

[41]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1940年7月7日。

[42]老舍:《略谈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43]老舍:《略谈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44]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45]王本朝:《论老舍小说的叙事伦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46]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47]老舍:《我怎么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