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君
迄今为止,关于老舍及其创作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些成果中,少有从传播学的理论视野出发所做的研究。从传播学的理论视野观照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老舍及其创作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见到。有学者提出,要从多维视野研究老舍,这应该是一种能够取得共识的见解。从多维中的一维或者多维出发考量老舍及其创作,应该是合理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
本论题涉及的维度,首先是传播学。作者相信,从传播学的视野观照作为文化现象的老舍及其创作,可以对其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老舍和他的创作,获得读者的热爱,是读书界的热门话题,在文坛早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老舍和他的创作,因为其包含内容的丰富博大,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大胆地称为老舍文化。凡文化都离不开传播,传播学界有一种重要的观点:“传播带有‘终极性’的特征,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行为,一个实现某种目的的过程,而且是文化本身。”[1]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认为,是传播让文化得以成为文化,传播就是一种文化。所以在研究文化的时候,研究文化的传播异常重要,或者说,从传播学的视野研究文化异常重要。同理,从传播学的视野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老舍及其创作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论题所涉及的维度,还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老舍是满族作家,这也是得到公认的。可是如何看待他创作中的满族特性,学界研究虽有,如关纪新的研究,就显得丰沛、沉厚,很具说服力,但总体仍很少。
我们不妨从老舍及其创作的巨大文化矿藏中,抽取他作为少数民族即满族作家这一事实,借助传播学的理论视野加以观照,看看能有什么发现。笔者从传播学的几个关键词即文化身份、跨文化传播、意见领袖等入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彰显
文化身份在传播学里是一个抽象的、多层面的概念,是关涉传播主体的重要概念,指向传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也即“我是谁”的问题。身份的确立是个体生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提供给个体对自我和人格的认识,决定着人怎样生活以及与哪些人交往,关乎人生的幸福和安宁。
正如这个世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一样,身处其中的人的身份也是发展变化的。各种身份交叉重叠,新身份可能不断出现。身份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人种身份、种族身份、性别身份、国家身份、区域身份、组织身份、个人身份等。通过这样的类型划分,可以看到,老舍起码具备这样一些身份类型:黄种人、满族、男性、中国国籍、北京人、教师、作家、北京文联主席等。这些身份在他身上都得到显现,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满族身份。这是一种种族身份,也有称族群身份的。种族身份的起源无疑是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种族或种族身份源自共同的文化遗产、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相似的行为、种族发源地,在一些情况下还包括语言。”[2]应该说,这是成为共识的观点。
在中国,有清一代,满族虽然人数远少于汉族,却是至为显赫的民族,因为其是这个朝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这个民族从其发迹起,一直到清朝灭亡,一直实行八旗制度。所有人等,一律编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中的一旗。老舍的父亲永寿便属于正红旗,母亲娘家属正黄旗。八旗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军事制度。旗人即兵,平时享受所谓“铁杆庄稼”,即政府定时发放的定额饷银,驻守在固定之地,不能随意离开,战事来临,就入营参加战斗。八旗制度可谓严苛,虽然帮助满族人夺得天下,但是对满族民众不一定是好事。“铁杆庄稼”虽然定期发放,但对于广大旗人来说,杯水车薪,并没有多少。而且,享受着这份“铁杆庄稼”,旗人就不能从事耕种稼穑,不能从事商业贸易等关涉生计之事,从而导致严峻的生计问题。后来,随着清政府的覆灭,“铁杆庄稼”也没有了,广大旗人随即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沦落为社会的下层,男的为挑夫、车夫等,女的当洗衣妇等,不少人在困苦中死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清朝灭亡,这个民族显赫的政治身份也失去了。以前的荣耀、光环、声誉、尊重等都已消失,现在可能时时处处遭人白眼,所以在不少场合要隐藏起自己的民族身份。考察老舍的满族身份,不能不注意到这些背景。
老舍的满族身份来自父母。父母都是满族,他自然也是满族。老舍不满两岁,父亲战死在对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他在母亲抚养下长大。母亲在父亲死后挑起一家人的大梁,在老舍心目中,她勤俭诚实、干净体面、要强好客、公道正派。这样一些传递给老舍的品质,正是满族文化中的元素。他在自述中说:“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老舍9岁才在慈善人士刘寿绵资助下入校读书,母亲在人生最初阶段给予的“生命的教育”至为关键,这样的教育当然会延续到9岁以后。这种“生命的教育”帮助个体建立自我即文化身份,既然母亲是满族人,母亲待人接物的习惯、方式、气度等会给老舍耳濡目染的影响,而这些是满族特有的,在母亲的教育下建立起来的文化身份极大程度上也就是满族的文化身份。
老舍的创作始于1924年他到英国以后,一直延续到1966年他离世。不过,从开始创作起,直到1950年代,长达2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没有公开彰显自己的满族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满族身份是可以忽略的。因为人无法脱离孩提时代植根的土壤,而老舍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已经建构起满族的文化身份。
1938年,老舍为自己写下自传云: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集》,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二十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4]
自传最能突显一个人的身份意识。老舍在40岁时的这篇自传更是如此,孔子“四十而不惑”的说法可谓众所周知,“不惑”意味着对自己的身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人在四十岁这样的年纪更会思考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这类涉及自我身份的话题。分析这份自传,首先会发现,老舍已建立作为小说家的文化身份。可以看出,他最为自豪的,是已出版12本小说;他还会把这事继续下去。当然这里还有作为教师的定位,不过已不占主要地位。再仔细分析,会领悟,里面有满族文化元素。第一,他说自己无父无君,这是在清理自己的由来,指向的是作为满族人的父亲的过早离开人世,以及满族建立的朝代的覆亡。第二,他说自己做事认真,吃亏也不后悔;又说自己难以发财,还甘于寒贱,表现得不善于理财。如滕绍箴所说,“满族是个淳朴、质直、好客的民族”[5],待人有利他精神,处事讲究宽厚隐忍,在八旗制度的辖制下,更养成乐于礼让、不怕吃亏等性格特征。旗人的习性影响到老舍,他甘愿踏实、本分地做老实人,面对政治社会大动荡也不趋时逐利。这些是满族文化品格的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恒”[6]。第三,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人生艰难的悲苦感受,更有超脱于此的通达、调侃与幽默。这是源于满族历史悲剧的幽默。
尽管老舍作为八旗子弟很早就建立起满族的文化身份,不过,在1949年以前写下的文字里,从他作为公众人物展示出来的活动中,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文化身份的公开彰显。从《老张的哲学》到《骆驼祥子》,再到《四世同堂》,看不到他宣称笔下哪一个重要人物是满族人,哪篇作品是关于满族题材的。这种事实表明,满族的文化身份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了。其中的原因,不难推知,一是民族问题没有纳入国家的战略规划,少数民族的身份,并没有作为政治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出版物在推出一位作家的创作时,并不会公布其族别;二是清政府的覆灭导致满族人地位的急转直下,公开满族身份显然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情。
老舍满族身份的公开彰显,是进入到当代以后的事情。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民族问题纳入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认可各个少数民族,强调建立的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倡导各民族平等,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族团结和繁荣。这些措施包括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的名义推进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总体而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受到异乎寻常的优遇。凸显来自少数民族的生命个体的民族身份成为政治问题,借此可以展示,少数民族受到平等对待,国家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政策得到落实。中国的出版物从20世纪50年代起,来自少数民族的作家发表作品,一般会显示族别。这样的时代境遇中,老舍的满族身份进入公众视野。他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出现,作为著名文化人,其频率自然很高;当他的名字出现,现在多跟着满族二字。老舍的满族身份公之于众,也就是他满族文化身份的公开彰显。这是时代使然,跟国家推行旨在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分不开。
他的文学活动彰显了满族的民族身份。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分管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一系列工作。由此,他的许多文学活动都和少数民族文学联系起来。他接见众多少数民族作者;写出多篇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走访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参与那些地方的各种会议如中国作协新疆分会成立大会。1956年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做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196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又做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两份报告是老舍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又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的,内容极为丰富,对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创作、文学队伍的培养、文学活动的组织,以及各民族文学的交流等重要问题进行精辟阐述,是指导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的发言。为什么是老舍而不是别的作家做这样的报告和发言?这里起作用的固然是他的文学成就得到的广泛认可,同时无疑和他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身份分不开。
他的文学创作也彰显了满族的民族身份。发表后受到多方好评,目前已成为经典剧作的《茶馆》第一次把满人形象搬进作品。不仅写了老实本分的松二爷,更写了一身正气、光明磊落,靠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的常四爷,是老舍异常难得地展示出来的满人的正面形象。《正红旗下》这部未能完成却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小说更是一部明确地以满族人为描述对象的作品。这部作品,一方面没有完成,另一方面,老舍生前也没有将其发表。作品虽远未写完,但这写出来的头两章,老舍晚年思想和艺术的光华已经油然可见。论者指出:“《正红旗下》宛如一道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人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廊,具有强烈的历史表现力,作者于民俗世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时代嬗交关头旗族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7]笔者要强调的是,这道艺术画廊围绕“我”的出生和成长展开,其中描绘的形形色色人物,刻画的各种各样民俗世相,都是满族的,揭示老舍对本民族及民族后面的文化的关注。明眼人会看到,“我”和作者老舍基本上可以等同,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老舍彰显了自己的满族身份。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满族文化
考察老舍的创作,不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我们把老舍进行的创作活动看成文化传播的话,他传播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老舍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特点在于,他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这种跨文化传播是跨越多种文化的传播,其中包含多种文化元素,如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北京文化、英国文化,以及满族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在老舍作品中是互相融合、犬牙交错的,远非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杂糅。老舍的创作显示,他进行的是一种多层次的跨文化传播。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老舍从小生活在满族族群中,他的母亲、姐姐、哥哥以及众多亲戚都是满族,他当然很熟悉满族文化。他的周围,也有汉族、回族等民族的人们。及长,他又被送到学校,学习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1924年,他到了英国,一待就是5年,读了不少英语小说,正式走上小说创作之路,相继创作出《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他也熟悉英吉利民族的文化。1946年,他到美国讲学和写作,这是长期性的停留,停留时间达4年。煌煌百万余言的《四世同堂》就创作在美国。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他也有观察和体认。这些经历,使老舍成为具有多方面文化储备的作家,使他有条件成为跨文化传播者。传播学有一个概念叫多元文化人,“指的是一个人在思维和情感上既能把握整个人类的基本统一,但同时又能意识、承认、接受并欣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差异。”[8]老舍以他的经历和写作显示,他是能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多元文化人。
老舍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内容是满族文化,这是他进行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老舍关心、惦念满族人,他的众多作品展现满族人的命运,揭示满族人的性格。如《骆驼祥子》展现车夫祥子的奋斗历程,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他虽然失败,但他在奋斗期间的淳朴、豪爽、正派、爱干净和他奋斗失败后的游手好闲、荒嬉堕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我这一辈子》写下层巡警的悲苦生活,《月牙儿》写堕落风尘,不得不以卖笑为生,度过皮肉生涯的母女。做车夫的祥子、做巡警的“我”、做妓女的“我”,作者虽然没有明言,但我们不妨进行合理猜想,他们都是旧时代苦命的满族人。老舍也在作品中对满族文化进行反思与批评,有两条路径,一是像《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那样,展现人物从蒙昧天真、淳朴率真到扭曲畸变的过程,“拟写一个民族——满族——在历史文化衍进中的教训”[9]。一是像《正红旗下》那样一边呈现满族人的民俗风情,一边审视满族历史文化中人们的陋习,借此检讨民族思想中的痼疾。
必须指出,老舍满族文化传播是和他进行的多层次的跨文化传播结合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他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没有哪一篇是指明单独甚至主要写满族的。或许《正红旗下》是例外,但这部远未完成的小说是老舍去世后13年即1979年发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跨越了单一民族,指向多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方向。他的创作心理是开放的,他学贯中西,文承满汉,海纳百川,建构起多重多元的文化参照系统。因此他的创作就显得内容丰富,境界博大,情感深沉。
三、意见领袖的多级传播
文坛认可老舍的成就,对老舍有诸种评价和认识,如称他为城市文明病的批判者,贫民苦难的反映者,鲁迅之后国民性的探索者,京味文学的体现者,等等。研究老舍的学者很多,如吴小美、赵园、关纪新、宋永毅、樊骏、韩经太、傅光明,以及老舍子女舒济、舒乙等,他们对老舍及其作品做了诸种发掘和阐释。就文学层面而言,他们是老舍及其创作的研究者、阐释者、批评者。就传播学领域而言,他们是老舍文化传播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范畴。什么是意见领袖呢?意见领袖指活跃在特定领域,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揭示,人们对公共事务、购物、时尚等领域问题做出选择和决策之际,大众传播媒介固然会起作用,但更大的作用来自群体内其他成员的个人影响。对其他成员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即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提出和拉扎斯菲尔德主张的两级传播理论分不开。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即经过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样一个过程。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信息渠道多,对大众传播信息接触量大,“尤其更多地接触与形成他们意见领袖地位有关的内容”[10],所以能在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过滤作用。
后来,有学者在把大众传播区分为“信息流”和“影响流”的基础上,主张信息的传播是“一级”的,即媒介信息可以直接抵达一般受众;而影响的传播则是“N级”(多级)的,其间经过大大小小意见领袖的中介。这样,两级传播就变成了“N级”(多级)。意见领袖所做的传播是一种多级传播,是一种创新的扩散。[11]
在笔者看来,老舍的作品在杂志、出版社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发表、出版后,其中包含的大量信息可以直接流向一般受众即广大读者,这样的传播是信息流的“一级”传播。但一般读者对这样直接抵达的信息流不一定有深刻的认识,这就需要花费大量心血研究老舍,从而掌握众多信息,拥有更高超见识的文学研究者的阐释,通过“多级”传播对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老舍及其创作掌握更多信息,有着更为高超见识的研究者,就是老舍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提供信息、观点和建议,对读者施加影响,帮助读者形成对老舍的判断和定位。意见领袖实现了老舍文化传播中信息流向影响流的转化。意见领袖也会因所处时代不同,以及掌握的信息渠道、抱持的文化立场等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结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多级传播。
老舍的满族身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公之于众得到彰显,但是他创作于1949年以前的大量作品,由于满族文化身份有意无意的隐藏,其中的满族意蕴也是隐藏着的,需要研究者的发掘和阐释。几十年来,老舍文化中的满族意蕴并没有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充分揭示。
笔者在这里乐意特别指出的是,真正把老舍文化中的满族意蕴挖掘、传达出来的,是关纪新先生。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关纪新有多篇论文探讨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两本专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和《老舍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形成集束效应。《老舍评传》选择民族历史文化视角,在梳理老舍的生平事迹,研究老舍的思想及创作中,充分注意到老舍的满族出身、满族历史文化背景、满族的生活和思维特点,对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和论述,比较准确、科学地揭示老舍文学创作中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从独特的角度还原了老舍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老舍与满族文化》剖析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老舍思想情感的塑造、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精神烙印、老舍的京旗及北京情结,阐释老舍赖以托足的满族文化艺术沃壤、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提炼琢磨、老舍文学艺术中的满族文化调式,揭示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对老舍与满族文化之间的关联做了全方位的呈现。
关纪新在老舍文化传播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创新的扩散作用。关纪新在自己主编的一本书中写道:“时至今日,将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认真纳入研究视野,将老舍文学贡献视作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文学殿堂的卓越贡献,已经形成老舍研究界乃至中国文学界一项基本共识。”[12]没有关纪新一系列论著产生的创新的扩散推动,这项“基本共识”无法落地,将很难达成。因为发掘、阐释老舍作品丰富深厚的满族文化意蕴所做的独特贡献,关纪新无疑已成为传播老舍文化至关重要的意见领袖。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释】
[1]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第六版),闵惠泉、贺文发、徐培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3]老舍:《老舍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老舍:《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2月1日《宇宙风》第60期。
[5]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68页。
[6]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7]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8]陈国明、安然:《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9]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10]伊莱休·卡茨和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传播的两级流动》,[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11]相关介绍可参见程曼丽、乔云霞主编的《新闻传播学辞典》,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12]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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