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美
“七七事变”,拉开了我们全民族神圣的全面抗战的序幕,形势是严酷的,也是催人猛醒和发人振兴的。我们的作家,包括许多过去并不十分关心政治和时事的作家,都或先或后拿出自己的笔,以实际行动,汇集到抗日战争这面大旗下,炼出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真金”,贡献给我们民族神圣的领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中期,与抗敌形势相呼应,大批作家相继迁徙。有的去了重庆、成都,有的到了桂林、昆明,有的去了延安。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文协”总部也迁往重庆,《抗战文艺》等重要的文艺刊物也都先后在重庆出版。直到抗战胜利,大部分作家都聚集在重庆。老舍,就是其中的中坚,而且担任了“文协”的实际负责人。当时在重庆的重要作家还有茅盾、曹禺、张天翼、沙汀、陈白尘、叶圣陶等。
抗战时期,由于宣传鼓动抗日的需要,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主要是小型作品如通讯报告、街头剧、朗诵诗等,及时反映时代生活、鼓舞斗志。其中“好一计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三个独幕剧)影响最大;而民族化、通俗化则是当然的要求。小说也是以短、中篇为主;长篇小说的创作,则是在上述的“预热期”之后的产物。一旦产生,就佳作频出,势不可挡。本文只举其要者,目的在于围绕着这些“群星”来探讨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其中的占位。
正如夏衍说的:那时“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1]当时的“工具”是个褒辞,是作者的自觉。仅从长篇小说的作者看,至少丘东平、姚雪垠、茅盾、张恨水、沙汀、艾芜、路翎、钱锺书、师陀、鹿桥、徐訏、无名氏、张爱玲、黄谷柳等皆是。而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点,就是重要人物都是“非英雄”的,而越是“非英雄”,就越能说明神圣抗战的群众化和全民化。可惜丘东平英年早逝,留给后来人的是一部未能终篇的《茅山下》,但其战争实感、浓郁的悲剧情怀,都给后继的作者留下了很好的表率。姚雪垠贡献颇丰,创作出《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特别是《长夜》,一改前期长篇的儿女情长,而接触到一个别的作家较少涉及的题材,以自己的经历为依托,表现了农民被逼为“匪”的奇特生涯。巨匠茅盾的《腐蚀》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开辟了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暴政的揭露和讽刺的先河。说到暴露讽刺,不由得不提出张天翼那篇精彩绝伦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以大局为重,以他的长篇《八十一梦》《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将民国初年的谴责小说改造成梦幻与寓言的融合,表达了自己和广大民众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沙汀著名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的问世,使他从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成长为一位对抗战文学——主要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十分关注的作家。他继承了鲁迅和茅盾的传统,分别描写了土豪劣绅、流氓恶霸,在抗战困境中挣扎的知识分子,以及不甘忍受地主贪官的凌辱的农民,进入到许多作家尚未深入的领域,好评如潮;而其中的“川味”独具特色,和其他许多作家不同。在社会分析方面与沙汀齐名的当然是艾芜。他的长篇小说《山野》颇有分析深度,全面揭示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变化,较之他此前同为抗战文学作品的《丰饶的原野》和《故乡》,更胜一筹。再看路翎,其名著《财主底儿女们》的心理分析和史诗笔法的结合,使他成为那一代作家中独特的“这一个”,“七月”派作家中的骨干,恰如一部文学史著作所评:“他不仅领略了尼采的强者哲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托尔斯泰描写人在战争与和平生活中的心灵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主义英雄色彩,高尔基对流浪汉的浪漫书写和对革命者典型性格的沉着描写,还见识了从波德莱尔到纪德的现代主义作家倾心表现的都市社会的堕落与现代人的忧郁,罗曼·罗兰式的富于青春激情和理想,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肖洛霍夫笔下的人民原始的力量和泼辣生命,以及厨川白村所谓生命力被压抑者之共同的象征的文艺理论者……”,[2]证明了路翎不愧为左翼的一位底气十足的新生代作家。
赫赫有名的大家钱锺书的代表作《围城》,是抗战时期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这位颇有精神贵族气的学者作家,以小说象征人类生存困境,又调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素养,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一次次地向人生道路上的“围城”冲进去,又因总是感到不“理想”而又一次次地再冲出来,始终找不到人生归宿而苦闷彷徨不已。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作家钱锺书,将自己在抗战中蛰居上海而萌生的悲忧之情,寄寓于笔下的典型人物,意图探讨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自身的根性,全书满溢文化批判和人类生存境遇探索色彩。而作者在《围城》初版序言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种人生哲学思考,并非起始于《围城》的写作,他在大学就学时,就曾将西方思想中人的思想和生存的批判概括出以下观点:“(一)现代的人不讲理性,不报理想;(二)现代是有史以来最奇特、最好或最坏、最吃紧(critical)的时代。”[3]钱锺书在抗战时期,贡献出一部如此“形而上”的著作,读者可否也来思考一下自身的“存在”?!
颇经生活特别是抗战时期创伤的师陀,给自己起笔名为“芦焚”[4],以示自己沦为“亡国奴”生涯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忧愤。除了不少抒发乡土之情的短篇外,抗战时期他又写出了长篇小说《马兰》《结婚》,分别以当时他居住的北京和上海为背景。《马兰》以北平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独特的革命方式为素材,有的是意在投机,有的志在劫取“美色”,也有真正要走向革命的乡村女知识青年马兰几经曲折,最终走向了革命。《结婚》则以上海这个最有条件成为浪漫温床的城市,反思这里比比皆是的人性异化。作家本意为唤醒书中视财色为命的人群(这是现实中的人)。诚如作家所说,上海是“文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5]。写下来,这部小说成了抗战时期深入解剖了人性的优秀作品。更具浪漫叙事特色的是作家鹿桥。他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未央歌》,作家自己所看重的是“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但由于其情调过于“理想”,写下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理想得只有爱没有恨,只有美没有丑”[6],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社会意义。
从作品的畅销度来看,没有其他作家比得上徐訏、无名氏和张爱玲。大学期间徐訏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在心理系进修两年,所以即使在抗战时期身在重庆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风萧萧》,也是择取了生命的厚度和人性的深度来书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宇宙的渺茫和生命的苍凉扑面而来,哲学命题和生命的困扰,再配合以浪漫的爱情故事。今天看来,该书当年吸引的读者群的所思所想,绝不是用尼采总结的生命美学特质、罗素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实验就能概括的。与徐訏齐名的无名氏(卜乃夫)青年时期就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奇特的是,其长篇代表作《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不知是否与他本人在爱情经历上的受挫有关,以浓厚的宗教文化意味呈献给读者。无怪乎无名氏与徐訏一样,其作品虽然畅销,却也颇有争议。作家张爱玲虽然在基本特色——现代主义流派上与徐訏、无名氏同“派”,都在对存在与生命进行不倦思考,但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显然更侧重于对婚恋题材的思考和表现,虽然也侧重于现代哲学视角的切入,但眼界高于徐訏和无名氏。她追求一种“人生的安稳”,认为这才有着“永恒的意味”,并认为这是“人性”或“妇人性”[7]。当时这些作家及作品,就有读者和评论者指为“《蝴蝶梦》式的新式的通俗小说”,但也要看到,它们并不违背抗日战争的“主旋律”,又还满足了都市民众要求放松疲倦身心的欲望,占据了旧式通俗小说的阵地,不能不承认其有一定的贡献。与当时“新式通俗小说”并存却又有异的是作家黄谷柳及其代表作《虾球传》。他出身于一个华侨家庭,兵与当过苦力,对下层社会和民众的生活较熟悉,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虾球传》以黄谷柳非常熟悉的香港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流浪少年虽沦落为黑社会和小流氓,但最终发展成一个游击队员的故事,连茅盾对这部小说也有好评[8]。
以上简述了抗战时期一批“非英雄”化的长篇小说,它们都是寻找民族振兴之路的实践。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惶惑》《偷生》《饥荒》)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经历了九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来到重庆的老舍,他“必须写战争”。1944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他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举办了一次纪念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9]有别于前述的众多作家作品,《四世同堂》触及了抗战的全过程,这是其他长篇小说所未企及的。小说通过故都北平沦陷及其民众沦为“亡国奴”之痛,也就是他们失去民族尊严之痛、灵魂受到凌迟之痛,对侵略者示以最强烈的愤懑作为抗议,而这抗议又更多表现为敢怒不敢言,用祁瑞宣的话说就是“把所有的血流尽也比被征服强”。对小羊圈的居民来说,就是苦莫大于钝刀割肉般的冻死与饿死。这和正面接触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不同,虽然不够“壮怀激烈”“刀光剑影”,却更加生活化、世俗化;而这生活化和世俗化,又无不围绕着维护我们国家、人民的尊严。人的尊严的丧失,就是作家愤懑之情的动人表现,很能反映老舍其人其文的独特风格。众所周知,老舍是最理解北平中下层人民的美好素质的,诸如自尊、爱体面、诚实规矩、善良仗义……《四世同堂》中那些内涵丰厚的小羊圈居民,特别是其中的悲剧形象的惨死(如祁天佑、小崔、孙七、常三爷、李四爷等)比同期的其他小说更深刻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如何撕毁了他们的尊严。笔者认为,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饱含的感情色彩,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黑格尔评价极高的“情致”。黑格尔说:“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包含的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10]这是我们今天将《四世同堂》置于抗战时期众多长篇小说中应该首先肯定的。这部被有的文学史著作喻为《清明上河图》式的历史风俗长卷[11],既包括了抗战历程的全部重大事件,又那么生活化,的确是老舍创作集大成之作,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其核心,就是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虽不能说是“绝后”的,但的确是空前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不但改变了老舍,也改变了“五四”传统和众多作家的人文关怀,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意识形态化”了,或者说,作家更明确了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从“五四”启蒙思潮纷纷转向对政治斗争的关怀。而老舍在这众多作家中,国家至上的狂热占据了他创作的主题。有别于“五四”时期以来众多文学作品对家族制度的抨击,《四世同堂》中的祁家再普通不过了,其中大量的情节也是再平凡不过的生活细节;但“特殊”的是,这些情节和细节却都与侵略与反侵略紧密相关。这就区别于老舍在抗战时期写过的不少宣传抗日的通俗文艺作品,而成为一座集大成的“高峰”。这既是老舍长篇小说的高峰,又是抗战文学史诗般的高峰。小说也是在写历史,但又绝不是随心所欲地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为这种历史决定的。”[13]《四世同堂》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创造。
再次,我们都知道,《四世同堂》较之老舍之前的小说创作,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创作,但综观老舍其人其文,他毕竟是个伦理文化型的作家。通观他一生的创作,都侧重于对“农”的、“乡土性”的描写,他对几千年农业社会土壤上的“礼俗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清晰的深层把握,即使他写的是都市,写的是市民,也离不开这一根本。《四世同堂》中古老封闭的四合院注定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绝妙象征,所以,小说没有正面触及血腥的战场和战争,而是将全部情节包括细节对准了小羊圈胡同所映现的中国文化,包括这文化的历史和再造的、更新的基础。宏放的汉唐文化曾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流传到抗战时期,还在激发着从祁瑞宣到常二爷们抗敌反侵略的斗争意志。抗战时期的老舍毕竟更成熟了,他通过小羊圈胡同市民从中秋节时买不到点缀佳节的“兔儿爷”而更敏锐地体验到亡国之痛这样的细节,其可贵之处正在于作家深深体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烂熟”后的负面效应,这不能不说是时代赋予他的、抗战赋予他的。这“负面效应”不可忽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也确有自己的先天性的弱点,以致使其笼罩下的子民如小羊圈胡同中的下层民众,难免对敌人(包括汉奸走狗如大赤包、冠晓荷之流)的“和平相处”和敢怒不敢言。正因为作家自己是旗帜鲜明的,所以他敢于正视,做出了细心的读者能体悟到的适度的批判。这种倾向性,的确是被许多读者长期以来曾经感受到的,这不能不说是老舍在全民抗战中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以上我们简述了《四世同堂》高于同期长篇之处,这里我们有必要阐释一下它们的一个共同点——这里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四世同堂》和抗战时期其他长篇小说的人物基本都是非英雄化的,平凡到不能更平凡,普通到不能更普通,但又绝无类型化之嫌。
说《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是我们众多读者谁都不会否认的。让我们回到原作。
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四世同堂》是在自己“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所以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甚至说自己“简直有点不知好歹”。[14]但老舍“好歹”是写完了,而且写出了那么多让读者忘不了、摸得着的人物形象。
在写人的手法上,《四世同堂》较之他自己其他的长篇小说(也包括抗战时期其他的长篇小说)更鲜明地用对比的手法写人。比如在《惶惑》中写到北平沦陷后不同人物的“怕”:祁老人是“怕”自己过不了八十大寿;不怕穷不怕苦的钱诗人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因为它太美了;祁瑞宣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主要靠自己支撑,所以脸上勉强笑着,眼睛却湿了,只能对弟弟说:“你去尽忠,我来尽孝”;弟弟瑞全十分有把握地说:“我看哪,不是战,就是降……”。那位平时比蝴蝶还温柔、比羊羔还可怜的年近五十的钱太太,在丈夫失踪后自己一个人走遍北京城寻找丈夫钱诗人而未果。当祁老人想借给她几块钱的时候,她却刚强地说:“不,我的丈夫一辈子不求人,我不能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想要得到的只是丈夫的消息。而北平的下层人民和贫民马寡妇在沦陷最困难的日子里,是那么自然而然地拾起“忍”的生活哲学:“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啊”,他们深信这“忍”的哲理是天下最好的,是能使他们度过患难的。四世同堂大家族中长孙媳妇韵梅,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作家特别描述了她一向水灵的眼睛变得发昏了,老太爷和婆婆的病、丈夫的忧郁、老三的出走、家中艰难,给她增添了无尽的痛苦,但她仍然不太清楚日本人为什么要和我们打仗,为什么占据了北平,她始终清楚的是这是日本人带来的。老舍从不用同一个角度去写不同的人物,而是在对比中去描述他们,在同一背景不同侧面去突出各自的主要特性。
除了在“对比”中去写人外,老舍写人物决不“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十分准确精练地掘取人物最“动人”之处,这也是鲁迅所提倡的“画眼睛”。诗人钱默吟,是贯全书的重要人物,作家用心用笔甚多,但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在高弟得知钱仲石与一车日本兵同归于尽后,冒险翻墙来到钱家给老人报信,老人并没有哭,只是眼睛湿润了些,用有点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大半杯茵陈酒,一扬脖子喝了一大口,眼睛发出亮光,低声说:“死得好!好!”在高弟劝说他快逃时,他反倒笑了,说:“我没地方去,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坟墓,况且,刀放在脖子上的时候,我要是躲开,就太无勇了吧,小姐,我谢谢你……”作家用自己的评价,动人地写下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当然,这里同时也写出了汉奸晓荷的女儿高弟的动人之处)。在他从狱中“放”出来后,不是先回家,而是直奔晓荷家去,只为告诉冠晓荷“我的心永远是中国人的心……你的心是哪一国的呢?请你回答我”,当他在狱中饱受毒打后,他忘记了自己的诗、画、酒、花草,想到的只是自己必须活着,因为“活着才能再去死!”前文提到的长孙媳妇韵梅,作家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去写她,同时不忘在关键之处写出她的感人动人。这位最老实善良的妻、主妇、媳妇、孙媳妇、母亲、她最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咬着牙微笑着去操劳一切家务,还在于她也是一个战士——在关键的时候,她竟敢在李四爷起草的营救方六的联名信上替丈夫瑞宣签了名,能说她不是一个战士吗?诚实善良公正的商人祁天佑,是《四世同堂》中独特的“这一个”,全书中他并不像其他人物如祁老人、钱诗人、祁瑞宣等占有更多的篇幅,作家在《偷生》第五十九段中,集中了他最动人之处。店铺买不进货,也就没货卖,可是还得对付日本人和形形色色的国人,对付“奉旨查抄”式的清查,有便衣的,有武装的,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不论从内容到方式都无法应付。谁叫他生活在如此倒霉的乱世呢,连保住最诚实的生存都不可得。他把自己唯一值钱的皮袍卖掉,想通过打点钱财让自己“混”下去也不可得,更别说试图保护自己的人身尊严。一直到他被逼着“高喊”我是奸商,不得不走向另一个世界去洗净自己。作家通过天佑无端挨了日本侵略者一个嘴巴,写尽了这个诚实、守规矩、爱体面的商人那种不是一个人,而只是立着的一堆肉的体验,将小说的感情浓度推向了一个高峰。祁瑞宣是贯穿《四世同堂》全书的重要人物,占的篇幅当然很多,但当读者掩卷深思时,能感到其中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在他为英国的富善先生做了“洋”事后,他联系着钱先生必会再被捕、再受刑,但钱先生却快活地勇往直前,而瑞宣叩问自己,自己可能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也永远没有快乐,“心在受苦刑”。而在冠晓荷和大赤包巴结不上英国的富善先生后,不得不离开富善家,富善伸了好几下脖子才说出话:“这也是中国人?”瑞宣勉强笑了笑,说:“我们应当杀日本人,也该消灭这种中国人,日本人是狼,这些人是狐狸。”可以体会到,他的内心在滴着血。还有,在钱孟石病故后,瑞宣去钱家吊丧,心里想着怎样为钱太太实实在在地办点事,在看到脸瘦得剩了一条的孟石遗体,终于大串大串地落下泪来。他不是去哭一位亡友,更多的是哭北平的灭亡与耻辱,在抗日战争越来越艰苦的时候,他多想把自己那一点点血洒在战场上,但四世同堂的锁镣,把他牢牢地锁在了“家”里。这痛苦越来越深,人物动人的力量就更大。
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系列反面人物。正是在这些塑造中,老舍献出了他的神圣的憎恶,讽刺的锋芒(鲁迅语)。老舍不是简单地往这些败类的鼻子上抹白粉,而是直指他们丑恶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四世同堂》成为老舍创作中,讽刺多于、大于幽默的一部,其中不可忽略的特色是,讽刺、幽默、批评三种手法的并存,为其他作品所不如,永垂文学史册。在众多丑类中,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冠晓荷和大赤包这一对“宝贝夫妇”。情节是读者耳熟能详的,这里只说小说中精彩绝伦的细节。
让我们先看大赤包。这确是中外文学创作中独一无二的个体,连她妹夫都恭称为:“会思想的坦克车”。仅此一“恭维”,就画活了这个女汉奸的外形和灵魂——当然,读者也不能不佩服作家的用心。这个老娘儿们的所作所为,一个是讨好日本鬼子,一个是给自己和丈夫调动官做。再一个就是千方百计打探“消息”——不论这消息是真是假,她都能做到“消息假而心不假”,这就是对日本人心不假。且不说给日本人办事,就连在一个普通的牌局上,她都能用右眼看自己的牌,左眼扫射他人的神气和打出的牌,同时还得看桌面,她的全身像都发着电波,给大家的精神都通了电,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当她终于“荣任”了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后,气势大到连咳嗽都猛了些,气派大到了女儿不能叫她妈,丈夫不能叫她太太,而必须都恭称她“所长”。她每天为此用力之勤之苦,就连随身带着滋补的鸡汤都补不过来,而最后仍逃脱不了悲剧的下场,再看她忠实的崇拜者冠晓荷。如果说,大赤包是“会思想的坦克车”,冠晓荷则只是一只“体面的苍蝇”,普天之下第一号的苍蝇,其特点是哪儿有粪,便到哪儿去凑热闹,给自己多少捞点“油水”就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他永远不会了解自己的环境和处境,倒能闭上眼陶醉于自己的有思想。他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他连自己太太的那一点“本事”都没有,高不成,低不就,只能忍气吞声地等待着,有机会就往前钻,最后好不容易钻到个小小的“里长”。这期间,作家在《偷生》的三十七段中,十分精彩地写下了冠晓荷内心深处的“不解”与“发痛”,只能私自低声地抱怨:“白亡了会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作不上,邪!”作家在小说中比较了两种疯狂:日本人的疯狂是总要试试自己的力气,冠晓荷的疯狂是“沉溺在烟酒马挂与千层底缎鞋之间”,连自己亲生女儿招弟被李空山抢去了,他一点也不动心。而此时的太赤包一时还准备去与李空山计较一番,冠晓荷却只能说:“我看哪,所长,把招弟给他就算了!”像这种小丑式的恶人,最终只落了个被活埋(鬼子美其名曰“消毒”)的下场。
至于次一流的小汉奸,在《四世同堂》中也一个个粉墨登场,同样丑恶无聊,却没有雷同。同是一个大家族祁家,既出了在家尽孝的瑞宣,也出了为国尽忠的瑞全,还出了个“小汉奸瑞丰”。作家写他的小,是他当汉奸只是希望和大赤包们在亡城中人们都在饿死和冻死的挣扎中,能够过几天痛痛快快的日子,他还谈不上罪大恶极,因为他还没这份能力,他只是汉奸中的一个“小三花脸”。作家刻意通过这个小汉奸写出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浮浅、无聊、俗气是可以把人变成汉奸的。他可恨,可怜,所以他无论如何能理解自己的大哥为何不不愿意去运动当个校长,以为这是把肉包子往外推。瑞丰最后丢了官,其实也是出于他的无聊。当他得服从“上级”的指示,与学生一起去参加天安门的“游行”时,不管自己如何爱热闹,也嗅出了一点异常而无所适从,以致第一次低下头去,第一次感到亡国的不合适,最后连从不打人——更别说打自己亲人的祁老人都打了他。与瑞丰成双作对的另一小汉奸是兰东阳,他和瑞丰两人都无聊,但瑞丰的无聊在于他没什么野心,而兰东阳却是没心无肺,所以总能占上便宜。作家写这个小汉奸最精彩的细节在《偷生》的第四十四段中:由于自己没能运动上校长当,由“恨”而产生了灵感,居然很快地构成了三行“诗”:死去吧,你,白吃了我的花生米,狗养的。甚至准备向报社投稿,也就是这样的狗汉奸,在广州沦落,军队自武汉撤退后,日本人需要扩大“宣传”和“动员”,改组新民会,加强工作,东阳仅靠他的相貌,卑贱得出奇,将试官都感动得要落泪,从此当上了宣传处长。至于李空山、高亦陀之流,则只需共同将本是“处女”的冠招弟“玩”,和她共同上演了亡城北平的一出说不出什么品味的“戏”,一旦玩腻了,就将她送给日本人。还值得读者注意的有,在北平人的“偷生”中,出了像牛教授这样的“不关心政治”的科学家,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有脑子而没有人格,正如作家在五十二段中所写的,他好像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于是不顾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当了汉奸。《四世同堂》中形形色色的汉奸,牛教授是很值得注意的,他反映作家的寓意,既显示了老舍在全民抗战时期对抗日(也是当时最高的政治)的关心,也证实了如前一再强调的老舍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尊严的极高关注,这是《四世同堂》在抗战时期的小说中的制高点,为其他小说所不及。
前文已提及,老舍是一位伦理文化型的作家,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辉煌,也带来了一定缺陷。因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许多的问题,最难以只从文化的角度去表现和剖析,而《四世同堂》却有了改观,摆脱了老舍此前创作的一些缺陷——以“笑”代“愤”的色彩,而变得更意识形态化了,而是对侵略者、对民族败类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艺术拼命的人特有的真正的“愤”,这是一种愤怒,爱憎极分明的愤怒,这是在国破家亡时的最可贵的情怀。
同样是写于抗战时期的《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大地龙蛇》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配合时势和抗战任务的宣传痕迹,《四世同堂》则大不一样了,这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老舍在这部小说中,也没有抛弃文化的视角,但用得十分“到位”。例证很多,比如小汉奸瑞丰一次要请冠晓荷吃饭,但晓荷却“诚恳”极了地说“笑话了”,老舍将这两个大小汉奸的“真诚”剖析为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们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在主宾几杯酒下肚后,觉到世界是那么美好的,作家适时点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在全书中,文化视角与政治视角的相辅相成,是作家长足的进展,也是作家高于抗战时期众多作家之处。《偷生》自始至终贯穿的中心思想——亡国就是最大的“罪”得力于此。一开篇的第三十五段,通过常二爷怀揣邻居们凑的十块钱到前门去为他买药,却被鬼子抢走了钱,自己还被罚了跪,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常二爷几乎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这个世界!全书写出了中国的抗战,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古雅、人道的文化,但爱和平的人如果没有了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偷生》四十六段中,写瑞宣的被捕,既离奇又必然。作家在短短的篇幅中,写出了这个大家族中和胡同中不同人的反应,其中尤以写祁老人的最好。是人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最世俗的,又是最崇高的。他本以为自己和家人都活得近情近理,不招灾惹祸,日本人就能允许他享受一团和气的四世同堂的幸福,日本人再厉害也不会寻衅得自己和家人身上来,可现在怎样啦?三孙子逃开,大孙子被捕,还有两支手枪堵住了自家的大门,这是什么世界呢?自己的理想和一生的努力要强,就此全没了!同样是读者没想到的是,病病歪歪柔弱不堪的天佑太太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她不畏不怕,而是觉到自己这时不能怕,哪怕比痛更可怕的死在等着她!这个大家族和小羊圈胡同的中、下层众人,没法子不“偷生”,从瑞宣到长顺等都一样,家和孝道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了小羊圈,国家在呼唤他们,可是他们只能装聋。而心中充满了惭愧和不安的陈野求,一方面信奉“这年月不死就算平安”,一方面又和最正直勇敢的至亲钱默吟绝了交,只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他甚至吸上了大烟,并且不得不给日本人办点事。瑞宣曾试图劝说他,最后却不得不情不自禁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们都是自取灭亡”!而在此之前,作为钱老人太太的弟弟陈野求,还是一想到岳武穆和文天祥就意识到,这些圣人也有家有孩子,自己也不由得不惭愧,自责为“我简直是个妇人,不是男子汉”,自此“欠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这其实是作家对我们过熟过烂的文化的担忧——尤其是在全民抗击侵略者的日月,不能不令我们这些读者由衷敬佩!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古今中外作家安身立命之本。在老舍二十部的全集里,仅就其中《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三座高峰,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而在中国全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怎么能不骄傲地回首三座高峰中的《四世同堂》。读者和研究者中的年长者,就亲身经历过如《饥荒》中所表现的生与死、爱与恨、笑与泪、爱国与战争的对对“双生婴儿”,经历过连日本女人都三五成群地在菜摊子上抢菜,尽管他们的配合比中国人的多得多。更别提陈野求沦落到抢瑞宣给家人买的油条烧饼。前文笔者提及,抗战时期的长篇小说作家作品不少,但像《四世同堂》这样纳入了抗战全程的长篇小说只有《四世同堂》这一部。重读《四世同堂》,我们不能不感谢作家通过亡城北平的“生活”,提醒我们,那长时期的苦痛、忧虑、惶惑、偷生、寒冷、饥饿、耻辱……,却不能不挣扎着活下去。我们也要感谢作家揭露侵略者如何将折磨被征服者当作一种“艺术”;侵略,成了鬼子的职业,宗教、是一种“崇高”的享受。抗战时期的老舍,不但懂政治了,也懂军事了,甚至懂得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用《惶惑》第七段的一句话,“她(按:指侵略者,笔者注)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多么真切,多么通俗。侵略者没有料到平津陷落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他们更没想到,这反抗会持续十四年,而最终是以非正义一方的全面失败告终。他们只会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一切,而过低估计了觉醒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侵略者连小羊圈胡同一号那个普通日本老妇都不如,老婆婆会在北平人痛苦的“偷生”中看到了貌似胜利的征服者的终局,并找机会对瑞宣表白:“我们日本人在此就所作的一切,当然你也知道。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老实话:日本人必败!”没有另一个日本人敢说这句话。这是老婆婆的心声,也是作家的坚信。应该说,这就是《四世同堂》高于同时期其他许多文学创作的鲜明表现。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夏衍:《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1938年5月10日《自由中国》1卷2期。(老舍也是署名者之一)。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册第220页。
[3]钱钟书:《旁观者》,1932年3月16日《大公报》、《世界思潮》29期。
[4]“芦焚”是英语ruffiand的英译,就是暴徒的意思。
[5]师陀:《上海手札·马食全》,《师陀全集》第5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6]鹿桥:《六版再致,<未央歌>读者》,《未凤歌·前奏典》,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
[7]参阅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8]参阅《茅盾文集》24卷中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9]老舍:《三年写作自述》,初载于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7卷1期。
[10][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6页。
[11]有关评价,参阅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12][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3][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
[14]老舍:《四世同堂序》,均据《老舍文集》第4至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